日理万机的两位皇帝之所以对《石渠宝笈》的编写如此上心，并不奇怪。两位皇帝亲自参与著录的审阅工作，固然有个人趣味的因素，也与《石渠宝笈》的性质有关。在古代，宫廷不仅代表皇家，也代表了官方、国家机构，两代皇帝三次编写的书画著录，绝不仅仅是皇帝私人的书画账薄而已。
黄庭坚《草书诸上座帖》
《草书诸上座帖》为纸本，纵33厘米，横729.5厘米，此帖系写给其友李任道的信剳，内容为介绍五代时金陵禅宗僧文益的语录。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米芾《行书札》
笔划清轻劲健，沉着痛快；体态顾盼生姿，用险得夷；点画顿挫牵连，尤见精妙，是米芾行书的得意之作。
米芾《行书札（王铎 跋）》
距离《石渠宝笈》三编成书，已经近二百年了。目前，故宫出版社与江西美术出版社正在编辑《故宫博物院藏清内府抄本合编〈石渠宝笈〉》（精选配图版）。这次出版，是首次将《石渠宝笈》的文字著录和国内外各博物馆馆藏作品图文合璧，对于《石渠宝笈》的研究意义重大。笔者也有幸参与了其中一部分工作，在研究、编写中，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在目前留存的《石渠宝笈》初、续编和三编中，仅仅留下了参与编写、校对的臣工的姓名。那么，乾隆皇帝有没有参与著录的编写呢？
首先注意到皇帝参与《石渠宝笈》编写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研究馆员萧燕翼先生（参见萧燕翼《国之重宝与〈石渠宝笈〉》，香港艺术馆编《国之重宝——故宫博物院藏晋唐宋元书画展》）。在北京故宫现存的《石渠宝笈》初编编写时残存的数十册底本中，萧先生发现了下面几则资料：
“二月廿三日，上发养心殿国朝人书画四卷，先行办理，将来办养心殿书画时归入上等。”
“二月廿七日，养心殿发来字画册四十九册，发来字画卷二百卷。”同日又“发来画轴二百五十八轴”。又记“古人书卷上等十五卷”，下列十五卷名称，其中王羲之《曹娥碑》真迹、怀素《论述帖》、米芾《苕溪诗》等，下注：“五月十四日送圆中，十六日交回讫。”
“乾隆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谨奏，臣等办理《石渠宝笈》，所有乾清宫、重华宫、养心殿三处书画俱以誊写草本进呈御览。其御书房书画草本亦已办完，俟清时再行进程。”
赵孟頫《人骑图》
图绘一乌帽朱衣人，骑马徐行。人物意态闲雅宁静，衣纹铁线描，骏马造型准确，笔墨工稳，不作夸张。画风学唐人兼有李公麟笔意。卷末自题“吾自小年便爱画马，尔来得见韩干真迹三卷，乃始得其意云”。为赵孟籲早期人物鞍马画代表作。引首清高宗弘历书“得深稳意”4字，卷后有赵孟籲、赵由辰、宇文公谅、张世昌、倪渊、陈涧祖等17家题记。经明项元汴及清内府收藏。《石渠宝笈续编》、《穰梨馆过眼录续录》著录。
根据以上资料，萧先生总结了以下几点结论：
其一，《石渠宝笈》一书收录哪些书画、编入哪个宫殿，定为上等或次等，最后的审阅、定稿，皆需秉承皇帝旨意。
其二，底本今存小行草和小楷书两种。行草书的底本是草稿，上面颇多勾划、改动处，小楷书的底本，即誊写草本，是臣属送呈皇帝御批之本。包括米芾《苕溪诗》等在内的上等书卷十五卷，应是著录完成后的誊写草本呈览，所以才有了“五月十四日送圆中，十六日交回讫”的记载。
目前，还没有发现《石渠宝笈》续编的底本。在乾隆皇帝诗文集中有一首《养心殿晚坐》谈到了《石渠宝笈》的编写：“宫殿节临热，今朝了不炎。岂非当夏令，幸以泽优沾。有暇较书画（内府旧蔵书画扵乾隆十年曾纂《石渠宝笈》成书，阅今又四十余年，蔵弆日富，真赝错出，因命南书房翰林重加辨正，更为续编，以资博览。兹因御殿还宫，偶为评鉴，亦几暇怡情之一事也）……”（乾隆《御制诗集》，五集卷六十六）。在此首诗中，皇帝说的很轻松，“偶为评鉴，几暇怡情”，《石渠宝笈》续编的编写主要就是词臣的事情，皇帝并没有参与。
然而，《石渠宝笈》续编中一则题记的出现，却说明了事实并非如此。
《明初人书画合璧册》的后幅题跋：“臣等恭纂石渠宝笈续编，每卷呈请指示，皇上以是卷画法及诗跋中用事均有与时代不合之处，命臣等详加稽考。谨按是卷画款山堂文会图赵榦作……我皇上以披帙间得之，超览核实，俾臣等循涂讨源，于大驾幸山庄后，翻究者累月，始悉其真赝，且服且媿，既覆奏谕，更正为明初人书画合璧。……乾隆五十有八年秋七月臣彭元瑞、臣金士松、臣玉保、臣吴省兰、臣阮元、臣那彦成拜手稽首恭跋。”（《石渠宝笈续编》十三册）。
这段在乾隆五十八年（1797）七月的题跋，是当时参与《石渠宝笈》续编的词臣所书，其中谈到“每卷呈请（皇帝）指示”，皇帝发现了此册中画法与诗题跋与册页中原来署款（五代）赵榦时代不符，敕令词臣考证，词臣经过一个月的研究，终于证实了皇帝的判断。从这段题跋来看，乾隆皇帝在续编编书时，对每卷都要审阅，而且还不时纠正其中的错误。
看来，乾隆皇帝在《石渠宝笈》初编、续编编写时，均以天子之威亲自审定书画著录的每一册（卷），承担了“主编”的职责。
乾隆皇帝是众所周知的“书画痴”，留下的有关书画的题诗、题跋不少于三千首（则）。那么，嘉庆皇帝是否参与了《石渠宝笈》三编的工作呢？
《清实录》有这样一则记录：“甲申，谕内阁：'朕前命纂办石渠宝笈续编。……各于卷后注明何人恭校，以免推诿。嗣于装潢进呈后，将乙部一分陈设御园，以备披览。朕于几余，不时检阅，藉以遣暇。此内吴其彦、张鳞、吴信中所校各册，讹误尚少。其余字画脱落，偏旁错误，经朕逐条签出者，每册多有。惟龙汝言所校，已积至百余处，均发交南书房随时更正，从未加以谴责。昨阅至第二十函第一册内，恭载高宗纯皇帝庙号，帝字脱落，非寻常错误可比，不可不加以惩处。……龙汝言精神不周，办事粗疏，无庸交部议处，著即革职回籍。”（《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之三百五十八，嘉庆二十四年五月）
从记载可以看出，在《石渠宝笈》三编装潢成书后，嘉庆皇帝对此书逐册进行了详细审阅，发现了错误多处，并不时对书中的错误进行纠正，对犯错最多、最严重的臣工进行了严厉处罚，实际上也干了总校对、审核等类似“主编”的工作。
日理万机的两位皇帝之所以对《石渠宝笈》的编写如此上心，并不奇怪。两位皇帝亲自参与著录的审阅工作，固然有个人趣味的因素，也与《石渠宝笈》的性质有关。在古代，宫廷不仅代表皇家，也代表了官方、国家机构，两代皇帝三次编写的书画著录，绝不仅仅是皇帝私人的书画账薄而已。
清人朱彭寿云：“历代官撰诸书，今行于世者，以宋之《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为最著，然亦不过数种而已（唐之《文馆词林》，明之《永乐大典》均遗佚久矣）。我朝稽古右文，特命儒臣时勤编纂，除平定各地方略专纪一时武功，又《天禄琳琅》、《石渠宝笈》、《西清古鉴》之类，专记内府储藏书籍、字画、金石诸品，兹不胪列外，其最称精要者。”（清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一）显然，清内府著录藏品是清宫稽古右文的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参与《石渠宝笈》续编编写的词臣彭元瑞称《石渠宝笈》“昭代成编非玩物，共存典要是全提”（《恩余堂辑稿》卷四），充分肯定了《石渠宝笈》整理、著录书画的功绩。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宽25.2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汴京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
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814个各色人物，牛、骡、驴等牲畜73匹，车、轿二十多辆，大小船只二十九艘。房屋、桥梁、城楼等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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