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章灿】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文章节选自：《读〈张迁碑〉再志疑》
已有学者指出，“目前，社会上仍流传着许多《张迁碑》拓片，多属翻刻，虽字迹清晰，但与原拓大相径庭。至于影印《张迁碑》字帖及商店所售该碑拓片等，对于未见此碑者，只好信以为真。”这些翻刻究竟出于何时何人之手难以究诘，但恐怕很早就开始了。
笔者孤陋寡闻，没有见过《张迁碑》拓片原件，只看到影印本或电子本，但居然也从中发现了一些问题。翁方纲是见过《张迁碑》原石的，而且早在乾隆年间。据他描述，“碑额二行，居碑文第八行至第十三行之间，盖碑文偏右，而空其左也。”
据查国家图书馆网站“碑帖菁华”电子数据库，国家图书馆所收《张迁碑》拓片为清乾隆、嘉庆年间拓本，黄易旧藏，其碑额位置与翁方纲所描述者正同。翁方纲当日所见碑，现今收藏在山东泰安岱庙历代碑刻陈列室中，据在网上看到的电子照片，其碑额位置亦与翁方纲描述相同。
但是，笔者注意到：《汉代石刻集成》中所收“篆额及碑首之形状”之参考图，两行篆额位于碑文第六行至第十一行之间。与翁方纲所见本相比，这个拓片篆额位置正好右移了两行，也就是说，篆额左右两边的碑文正好各五行(左边计入第十三行与第十四行之间的空行),若仅就刻有碑文部分而论，其位置正好居于中间。
翁方纲谓“碑文偏右，而空其左”,从现存碑石电子图来看，左边确实留出空白，大约有两三行空间，则位于碑文第八行至第十三行之上的篆额，其位置正在整个碑石的中间。简言之，两种篆额的位置都可以说是居中，但一种居于刻有碑文的版面中间(不计碑石左边的空白版面),另一种则居于整块碑石的中间(计入碑石左边的空白版面)。
接下来就有一系列问题：究竟何者为真？如果翁方纲所见本(亦即岱庙碑石)是原刻的，当时排字布局时为什么要空出左边的位置？如果《汉代石刻集成》所收拓片是翻刻的，为什么不依照原刻而擅自移动篆额位置？难道翻刻者所据的拓片篆额与碑文并不连在一起吗？
既然有心翻刻作伪，为什么不准确地了解原碑各部分的尺寸细节？考虑到这两种拓片篆额位置不同，再联系最初提到《张迁碑》的明代都穆等人皆未提及篆额，有没有可能这两者都是翻刻？有没有这种可能：原碑没有篆额，而翻刻者为了取信于人，根据汉碑一般惯例，再依据自身对张迁生平的理解，擅自加上篆额，结果不仅使篆额字体奇特，又使其题衔有违汉碑一般义例？
据《汉代石刻集成·图版释文篇》所附《图版一览》,此书所收《张迁碑》拓本乃是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拓本，而参考图则来自《山东秦汉碑刻》第32页。可以理解，参考图是为了方便读者理解碑额与碑文的位置关系而特设的，但为什么不径用京都大学所藏拓本为图呢？莫非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张迁碑》拓本也没有碑额不成？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网页上查找其所收藏的《张迁碑》拓本(电子本),也只有碑阳和碑阴两种，并无碑额。
辗转通过友人查询京都大学的实际收藏，也确认没有《张迁碑》的碑额。与翻刻问题相关的还有另外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碑文第十三行与第十四行之间有一空行，乍一看颇为突兀。第二个问题是“其正文第十四行末，'刊石立表’句'表’字之旁，又刻'衣’字。郃阳褚峻千峰云：尝见旧拓本无此，牛氏图据此说，以谓此半表字殆后人所刻。方纲按：此半字实是原石所有，褚氏、牛氏之说非也。”
第三个是“其碑阴下列无字处之末尾，有楷书'付迄’二字，此由后人妄凿，非原碑也。”这三个问题其实不无关联。第一个问题初看似乎甚不可解，然而细考汉碑书刻布局，并不奇怪。原来，很多汉碑在正文之末还系上一两行题记，正文与题记之间往往空一行，如《鲜于璜碑》、《白石神君碑》,甚至空两行，如《芗他君石祠堂题记》。
碑文第十四行末所刻的那个字，未必如翁方纲所说是个“表”字，有人认为当是“表”字的下半部分，可能是刻工添补凿改之笔。张彦生就持这样一种看法：“十五行末表字写俗，旁写表字下半衣正之。”
张彦生所谓“十五行”,就是翁方纲所说的“十四行”,因为计入空行，故与翁方纲有一行之差。其实，《汉杨淮表碑》中的“表”字写法亦见于《张迁碑》的碑额，也就是说，《张迁碑》正文中“表”字写法与碑额不同。如果以碑额写法为正体，那么，碑文的写法就是“写俗”了。第十五行刻完之后，这个错误才被发现，于是有人就在这个“表”字右边空行处补刻“表”下半部。
至于补刻者为何人，也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刻碑工匠发现之后补刻，这种可能性很大；一是其他好事者补刻，这种可能性很小。其中的原因正如张彦生所说：“由于该碑拓本有经济价值，故有人做伪得利，或为了流传再刻传世(如翁同龢刻本)。因有翻刻本，故伪本易辨。”
翻刻本、伪本甚多，安知今存山东岱庙的不是其中之一？至于碑阴末尾楷书“付迄”二字，则更不可解，翁方纲也认定这是“由后人妄凿”,不是原碑上应有的镌刻内容。那么，“付迄”二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其中暗藏了关于此碑身世来历的哪些重要信息？是否意味着其中有一场交易？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碑刻正文中还有后人出于补刻的证据。碑文第二行云：“高帝龙兴，有张良，善用筹策，在帷幕之内，决胜负千里之外，析珪于留。”清王念孙《汉隶拾遗》“《荡阴令张迁颂》”条：
第二行“在帷幕之内”,“幕”字盖本作“莫”。《史记·廉颇蔺相如传》:“市租皆输入莫府。”《冯唐传》:“上功莫府。”(以下二传《汉书》同)《李将军传》:“莫府省约文书籍事。”《后汉书·吴汉传》:“莫府上兵幕。”皆以“莫”为“幕”。《史记》索隐引崔浩云：“古者出征为将帅，军还则罢，治无常处，以幕帟为府署，故曰莫府。”是汉时帷幕字通作莫也。今碑文作“幕”,“巾”字甚小，局促于“莫”字之下，不成字体，盖后人补刻也(碑中字上下相距，自有定式，今于“莫”下加“巾”字，则字形太长，致与下字迫近，比之诸字，疏密悬殊矣)。而《金薤琳琅》已作“幕”,则明时碑文已然矣。
高文先生认为：“'帷幕’字《史》、《汉》通作'莫’,然'幕’字亦经传之所常见。王念孙《汉隶拾遗》谓“巾”字甚小，盖后人补刻，殆不然也。”笔者则认为王念孙观察敏锐，其言可信。检索《史记》及两《汉书》,确实如高文先生所言，“帷幕”、“幕府”大多作“莫”,但也不是没有作“幕”的。更有价值的例证见《隶释》卷十七《吉成侯州辅碑》:“遭孝质无嗣，乃定册帷幕，愋立圣主，有安社稷之勋。”
在这个例句中，“幕”的语境与《张迁碑》相同，说明“帷幕”、“帷莫”两种写法对东汉人来说都不算错。然而，覆按《张迁碑》拓本，确实“幕”字上半“莫”甚大，而下半“巾”很小，字形结构上严重失衡，显然不是一次刻成，而是先刻为“莫”,再补刻“巾”。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刻者先照原碑刻成“莫”字，继而因为不熟悉汉人的用字习惯，觉得“帷莫”有误，“莫”应改为“幕”,遂于字底补刻“巾”。王念孙说：“《金薤琳琅》已作'幕’,则明时碑文已然矣”,文物出版社1983年缩印明初拓本《张迁碑》亦作“幕”,可以证明王说不错。那么，这个补刻至迟应是明代人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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