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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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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03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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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的乌克兰领土60万平方公里,居欧洲第二,人口4800万,居欧洲第四。苏联时期乌经济总量曾相当于意大利,在前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中属于发达地区,人均产值、收入与生活水平均超过俄罗斯,更超过全苏平均水平,乌克兰的钢产量曾居世界第五。而在刚独立时,前苏联留在其领土上的庞大核武器库,还曾使乌克兰一度成为仅次于俄、美的“世界第三核大国”。如此重要的一个国家,在国际大家庭的年龄却很短,可是作为这短短几十年的背景,乌克兰民族的历史已长达千年。

今天的乌克兰领土是东斯拉夫文明的发源地。公元9世纪这里出现了最早的东斯拉夫国家:基辅罗斯,基辅罗斯鼎盛时,奥列格大公曾把军队打到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迫使不可一世的皇帝俯首纳贡,奥列格更把自己的盾牌钉到君士坦丁堡的城门上。现今的乌克兰、俄罗斯、白俄罗斯三大民族都是从她分支演变而来,而在基辅罗斯作为罗斯古都声名远播时,今天俄罗斯的中心莫斯科等地还是草荒未辟。

13世纪罗斯分裂,蒙古东侵,全罗斯绝大部分都臣服于蒙古金帐汗的铁蹄之下,只有西南边陲的加利支-沃伦公国在波兰等欧洲基督教国家支持下保持独立。于是便在罗斯世界中有了“乌克兰”(在古俄语中‚“边区”与“乌克兰”是同义词)之称。罗斯臣服蒙古人200多年,社会、文化与国家组织都发生变化并逐渐分化为东北罗斯(后来的俄罗斯)、西北罗斯(其一部分成为白俄罗斯)与西南罗斯三支。而“乌克兰”之名也由加利支-沃伦“边区”一隅扩展为整个西南罗斯。从这段历史不难看出:今天的西乌克兰(当年的加利支-沃伦地区)不仅是乌克兰民族特性的发源地,而且它与其他两支罗斯文明的关系一开始便带有西方(当时是基督教欧洲)与东方(当时是“鞑靼化”的东北罗斯)对峙的色彩。

14世纪以后,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东北罗斯依靠蒙古人的支持,“挟大汗以令诸侯”逐步扩展成为扩张成性的俄罗斯强国,而西南罗斯则分别属于立陶宛、波兰与后来的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乌克兰的民族性在西南罗斯土著反抗波兰-立陶宛统治者的过程中逐渐成型,而在此后对俄罗斯统治的抗争中臻于成熟。

17世纪既是乌克兰民族觉醒、也是俄罗斯控制乌克兰这两个过程的转折点,而 1648年开始的、后来被苏联史学家称为“乌克兰人民解放战争”的事件成为这一转折的标志。1648年,乌克兰哥萨克首领赫麦尔尼茨基起兵反抗波兰受到镇压,在军事失利的状况下他求助于俄罗斯。1654年赫麦尔尼茨基与俄签订《别列亚斯拉夫协定》,宣布接受俄罗斯保护,在后来的俄罗斯历史书中,这个协定被视为“俄乌合并”条约。实际上,赫麦尔尼茨基当时只是波属乌克兰的一位造反者,远不能控制全部乌克兰,而且他也并不像俄国史学家说的那么亲俄,原本他起兵之初是求助于土耳其人及其盟友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只是在土耳其人抛弃了他之后,才转而又投靠俄国人的门下。但俄国依据这个协定得以发起与波兰争夺乌克兰的战争,终于在1667年夺取了德聂伯河左岸的东乌克兰,而右岸的西乌克兰则到1795年才随着波兰在三次被瓜分后亡国,而最后归入沙俄的版图。但波属乌克兰的加利西亚(即当年“乌克兰”之名缘起的加利支)地区则在瓜分中为奥匈帝国所得,成为奥属波兰的一部分。

无论是属俄还是属波,乌克兰民族受压迫的处境并没有改变,沙俄时代统治民族自称“大俄罗斯”而把乌克兰人称为“小俄罗斯”,但乌克兰人却并不甘心做“小俄罗斯”,他们的民族自主要求在俄国统治下与在波兰统治下同样强烈。在蒙古征服后的二百年里,西南罗斯的乌克兰人与东北罗斯的俄罗斯人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语言上的俄、乌之别尚在其次,社会组织形式更加明显。在乌克兰起源的西部地区,历史上并不存在俄罗斯式的村社组织,独立农民与自由领地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在后来成为乌克兰中心地区的德聂伯河流域,乌克兰人主要以自由哥萨克的方式生活。“哥萨克(Cossack)”原为突厥语“自由自在的人(或是自由的武士)”之意,是指15~17世纪俄罗斯农奴化过程中不愿为奴、而逃亡到“边区”去谋生的人。这些“边区”土地上的“自由人”形成了军民合一部落形式的自治体,对外“自由”,对内“民主”,部落的各级盖特曼(“头领”)均由选举产生而不能世袭,对下负责而不受上面任命。这种军事化部落内部讲究严格的集体一致,与尊重个性的近代自由制度和公民社会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前近代传统它与俄罗斯本土的农奴制度和帝国官僚制度也十分抵触。至于西边传入的天主教(尤其在西乌克兰)与俄罗斯东正教的矛盾,那就更不用说了。

事实上,即使在1667年后作为俄罗斯势力范围的东乌克兰,帝国的控制力也很有限,盖特曼自治维持了很久,而且多数盖特曼都像先依靠土耳其后依靠俄罗斯以反抗波兰宗主的赫麦尔尼茨基一样,有借助外力反抗俄国宗主的倾向。赫氏之后的盖特曼维戈夫斯基就发动了一场与其前任方向相反(即联波反俄)但同样是追求乌克兰自立的起义,只是结局不像前任那样幸运。此后的盖特曼马泽帕也曾与波兰和瑞典密约,并乘俄瑞战争之际联瑞反俄自立,失败后逃亡土耳其。马泽帕之后的盖特曼老斯科罗帕茨基也企图独立。直到1722年沙俄废除了盖特曼自治,派军进驻东乌克兰并成立“小俄罗斯委员会”直接统治该地,所谓的“俄乌合并”才真正实行。

然而,这时历史已经进入近代的门槛。乌克兰人的自主愿望并未随着盖特曼自治的被取消而终结,而是接续了近代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薪火。这个运动受到沙皇当局镇压,却得到俄罗斯反沙皇的左派、尤其是持国际主义立场并主张民族自决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情与支持,这反过来也使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带有左翼色彩。沙俄后期主要的两种左翼反对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与民粹主义的社会革命党人,其在乌克兰的分支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成分。后来由社会革命党人格鲁舍夫斯基领导的乌克兰中央拉达与社会民主党人彼得留拉领导的执政府,虽然都被已夺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称为“白匪”,实际上以现在的标准看,他们都是左派,而自由主义传统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反而没有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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