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在逃难的路上，有百姓向他进献瓜果。这时正伤心的德宗皇帝龙颜大悦，就想给这个忠心的百姓授个散试官。于是他向陆贽咨询意见。陆贽很不赞同，他说：“爵位的赏赐都应该秉持慎重的态度，不能轻易为之。这件事现在看来虽然微不足道，但今后的流弊肯定会十分严重。对于进献瓜果的人，赐给钱帛就足够了，不应该用官位作为酬劳。（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轻用。起端虽微，流弊必大。献瓜果者，止可赐以钱帛，不当酬以官。）”德宗坚持说：“试官不过是个虚名，对事体并没有什么损害。（试官虚名，无损于事。）”
陆贽见德宗皇帝还未理解其中的深意，于是又专门呈报奏疏，他说：“自从战乱发生以来，朝廷的财赋不足以供应对前方将士的赏赐，于是以职官为赏赐的做法便开始兴起了；不多长的时间，身著青、绯色朝服的人混杂在小吏和供给使役的人们之间，金鱼袋和紫色的朝服也常赐给地位微贱的百姓。如今的问题正在于朝廷爵位份量太轻，朝廷想方设法要尊显爵位仍担心爵位不够份量，如果再如此滥用爵位封赏，那今后朝廷再拿什么去劝勉大家!（自兵兴以来，财赋不足以供赐，而职官之赏兴焉;青朱杂沓于胥徒，金紫普施于舆皂。当今所病，方在爵轻，设法贵之，犹恐不重，若又自弃，将何劝人!）
一般说来，劝勉将吏的手段，只有名位和利益。名位接近虚无，但对教化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利益更加实际，但对道德来说却是次要的。如果仅给予实际利益而不加以虚无的名位，就会耗费更多的资财，造成物力难以维持;如果仅给予虚无的名位而不以实际利益作补充，劝勉就成了空话而人心则会不附。（夫诱人之方，惟名与利，名近虚而于教为重，利近实而于德为轻。专实利而不济之以虚，则耗匮而物力不给;专虚名而不副之以实，则诞谩而人情不趋。）
所以，按照国家的官制，官员分为职事官、散官、勋官、爵号，但其中掌管实务并授给薪俸的，只有职事官这一种而已。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同时给予实际利益并辅以名位的做法。其他勋官、散官、爵号这三类官员，大致只限于朝服的颜色和随官品荫庇子孙罢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将原本虚无的名位假借给人们用于佐助的做法。（故国家命秩之制，有职事官，有散官，有勋官，有爵号，然掌务而授俸者，唯系职事之一官也，此所谓施实利而寓虚名者也。其勋、散、爵号三者所系，大抵止于服色、资荫而已，此所谓假虚名而佐实利者也。）
如今的员外官和试官，与勋官、散官、爵号很有些类似，虽然授给这种官不用消耗朝廷的薪俸，不占用官员名额。然而朝廷对于冒着锐利的刀锋、排除朝廷忧患与危难的人，就是用这种官爵来褒奖他们的;对于那些竭尽全力、做出重大贡献的人，也是用这种官爵来酬报他们的。倘苦朝廷对那些进献瓜果的人也同样授予试官，他们必然就会议论道：'咱们拼了性命才得到官位，这些人不过是进献了瓜果也得到一样的官位，这说明国家把咱们的性命看得像瓜果一样了。’如果把人命看得如同草木一般，今后还有谁会为国家效力呢!（今之员外、试官，颇同勋、散、爵号，虽则授无费禄，受不占员，然而突锋、排患难者则以是赏之，竭筋力、展劳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献瓜果者亦授试官，则彼必相谓曰，'吾以忘躯命而获官，此以进瓜果而获官，是乃国家以吾之躯命同于瓜果矣。’视人如草木，谁复为用哉!）
现在，陛下既然拿不出实际利益来劝勉将士，如果再不重视名位又滥封官爵，人们便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那么，对以后立下功劳的人，朝廷将拿什么作为奖赏呢!（今陛下既未有实利以敦劝，又不重虚名而滥施，人无藉焉。则后之立功者，将曷用为赏哉!）”
陆贽原本供职于翰林院，但他受到德宗皇帝的信任。在德宗流离失所的日子里，虽然朝中也有宰相，但是无论大事小事，德宗皇帝一定要和陆贽商量，所以当时人们把他叫做“内相”。唐德宗无论走到哪里，也一定要陆贽在一旁伴随。由于梁州、洋州道路险峻难行，唐德宗曾和陆贽走散。过了一夜，陆贽还没有赶到，唐德宗愁得不得了，下令谁能找到陆贽就赏赐一千金。过了许久，陆贽才赶到，德宗皇帝见到他非常高兴，太子及以下官员都来向皇帝祝贺。然而，由于陆贽经常直言谏诤，时有违逆唐德宗的意思。比如前宰相卢杞虽被贬官，但唐德宗心中还是庇护他。陆贽则极力陈诉是卢杞的邪恶导致了变乱的发生，唐德宗虽然表面上接受，但心中却很不高兴。所以，后来刘从一、姜公辅等都从比较低的职位入相，陆贽虽得到唐德宗的恩宠和知遇，却没有出任宰相。
名位虽然和实物相比是虚的，但却是更高级的精神需求，历来被儒家所重视。所以周王宁愿给晋文公土地，也不给他隧葬之礼，季氏舞八佾，孔夫子认为“是可忍孰不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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