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秦朝流行半两钱，汉高祖嫌半两钱过重，使用不便，另行铸造荚钱。这时，物价暴涨，一石米贵至一万钱。太宗五年夏四月，孝文帝下诏：另行铸造四铢钱；废除禁止私人铸钱的禁令，允许民间自行铸钱。
政策一出，贾谊就上书提出批评道：“现行法令允许天下公开雇人熔铸铜、锡为钱币，有敢掺杂铅、铁取巧谋利的人，就处以黥刑。但是，铸钱的人都以获利为目的，如果不杂以铅铁，就不可能获利；而只要掺上很小比例的铅和铁，就会获利丰厚。有的事容易引起后患，有的法令能导致违法犯罪；现在让平民百姓掌握铸币的大权，他们各自隐蔽地铸造，要想禁止他们在铸钱时为获厚利而取巧舞弊，即便是每天都有人因此而被判处黥刑，也禁止不住。以往，百姓因此犯罪而被判刑的，多的一县可至数百人，被官吏怀疑而受到逮捕拷打和为传讯而奔走的人，那就更多了。设立法律去引诱百姓犯罪受刑，还有什么能比这种铸钱令更严重呢！另外，民间习惯使用的钱币，各个地方有所不同：使用轻钱，一百枚须添若干枚，使用重钱，又不按标准数使用。官府规定的货币在交易中不具有权威地位，对此，如果官府采取强硬手段来统一市场币的话，事情一定会很繁琐、很苛酷，而且力难胜任；如果官府放纵的话，市场上流行各种钱币，币制就陷入混乱。可见，如果关于钱币的法律不完善，到哪里寻求标准呢！现在，放弃农业而开山采铜的人日益增多，扔下农具而去炼铜铸钱、烧制木炭；质量低劣的钱币每天都在增加，五谷粮食却无法增加。善良的人受此风气的引诱而做出了罪恶的事情，谨慎怕事的人也被裹挟犯罪而受到刑罚甚至于杀戳。惩罚杀戮百姓是很不吉祥的，为什么疏忽了呢！朝廷了解到它的祸患，大臣们必定会建议说‘禁止私人铸钱’。但是，如果禁止的方法不对，就会造成很大的危害。法令禁止私人铸钱，就必然导致钱币减少、币值增加；这样一来，铸币的获利就更大，私人违法铸币就如同风起云涌，用弃市的重刑也不足以禁上盗铸。违法犯罪防不胜防，法律禁令屡遭破坏，这是用于铸币的铜造成的后果。铜分布在天下百姓手中，所造成的祸害是很大的，所以，不如由朝廷控制铜的流通。（法使天下公得雇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殽之甚微，为利其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搒笞奔走者甚众。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隐阱，孰多于此！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将甚不详，奈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故不如收之。）”贾山也上书提出批评意见，认为：“钱币，本是无用之物，却可以用来换取富贵。使人获得富贵，本来是由君主所掌握的权柄；让百姓铸币，是使百姓与君主共同掌握权柄，不应该再继续下去。（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孝文帝没有采纳这些意见。
这时，太中大夫邓通正得到孝文帝的宠幸，文帝为了使邓通成为巨富，就把蜀郡严道县的铜山赏赐给他，让他采铜铸钱。吴王刘濞境内的豫章郡有产铜的矿山，他召集了许多不向官府登记户籍的流民开矿铸钱；在吴国东部用海水煮盐；所以，吴王刘濞不必向百姓收取赋税而官府费用却极为充裕。于是，吴国和邓通所铸造的钱币流通于全国。
货币是一国的重器，必须由国家掌握，即便到了现代也是如此。把铸币之权放给百姓，确实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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