菑川人公孙弘在给朝廷的进言中说道：“我听说上古尧舜那个时期，没有尊贵的官爵和丰厚的奖赏，但百姓却相互勉励行善；没有重刑严罚，但百姓却不犯法，这是因为君主为臣民做出了正直的表率，而且对待百姓很讲信用的缘故；到了末代，有了尊贵的官爵和丰厚的赏赐，但百姓却得不到劝勉，设立了严酷的刑罚却不能禁止违法犯罪，那是因为当时的君主本身不正，对待百姓又不讲信用的缘故。用丰厚的奖赏和严酷的刑罚不足以禁恶扬善，只有靠讲信用才能达到这一目的。所以，根据人的才能而委任的官职，就能各司其职，做好工作；抛弃无用的虚言，就能了解事情的真相；不制作无用的器物，就可以减少对百姓的赋税；不在农忙季节征发役夫，不妨害民力，百姓就会富裕；有德的人受到重用，无德的人被罢免，朝廷就会尊贵威严；有功的人升职，无功的人降级，群臣就会明白退让的道理；判处刑罚与罪过相应，就能制止犯罪；给予奖赏与贤能相符，就能劝勉臣子。这八项，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天下百姓，让他们各自从事生产就不会发生争斗，事情得到合理的解决就不会怨恨，让他们接受教育知道礼义就不会使用暴力，君主爱护他们，他们就会亲近君主，此是统治天下的当务之急。礼义，是百姓甘愿服从的；再用奖赏和刑罚来推行礼义，百姓就不会违犯禁令了。（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作无用之器，则赋敛省；不夺民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业之则不争，理得则不怨，有礼则不暴，爱之则亲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 ；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
我听说：气相同就能互相影响带动，声相同就能互相呼应。现在，君主在上面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德义，百姓在下面与君主相谐调，所以心和就能气和，气和就能形和，形和就能声和，声和就会出现天地安和了。所以阴阳调和，风雨适时，甘露降下，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茁壮稻谷生机勃勃，红色瑞草萌生成长，山岭不光秃，湖泊不干涸，这是天地安和的最佳状态。（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
当时参加对策的有一百多人，太常奏报考试成绩，把公孙弘列为下等。对策上呈孝武帝后，孝武帝把公孙弘的对策成绩提升为第一名，并任命他为博士，在金马门伺应召对。
另外有个齐人辕固，当时已经九十多岁了，也被选为贤良而征召入京。公孙弘斜着眼睛不正视辕固，辕固说道：“公孙先生，一定要依据儒学论事，可不要歪曲儒学来迎合当世！（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儒生们有许多人嫉妒诽谤辕固，辕固就以年老为名辞官回原籍了。
这时，巴、蜀等四郡开凿山险修筑连接西南夷的通道，千余里外转运粮饷。过了几年，道路没有开通，修路的士兵疲惫饥饿、遭受炎热潮湿折磨而死的人很多，西南夷又多次反叛。朝廷调集军队去平叛，军费开支以万万计却不见功效。武帝很担忧，下诏派公孙弘前去该地视察情况。公孙弘返京奏报情况，极力批评开通西南夷没有什么作用，武帝不听从他的意见。公孙弘每当在朝廷讨论问题时，总是列举陈述事情的端绪，让武帝自己抉择，不肯在朝廷之上与武帝当面争辩。因此武帝看出他为人谨慎厚道，善于辩论，熟悉文书法令和具体的官府公务，又会用儒术加以文饰，对他非常欣赏，一年之中升官到左内史。
每当公孙弘上奏，遇到武帝不同意时，他也不在朝廷上争辩。常和汲黯请求单独召见，先由汲黯提出问题，后由公孙弘进一步补充，武帝经常听得很高兴，所提的建议都加以采纳，因此公孙弘越来越得到武帝的亲近和重用。
公孙弘曾经和公卿商定某一问题的处置意见，到了武帝面前，他却完全背弃了原来的约定，而是迎合武帝的心意。汲黯当即在朝廷上批评公孙弘道：“齐人大多欺诈而不忠诚老实；他开始和我们一起商定建议，现在却全都背弃了，这是不忠的表现！（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忠！）”武帝为此责问公孙弘，公孙弘答道：“了解我的人，认为我忠；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不忠。（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武帝认为他说得对。武帝身边的亲信经常诋毁公孙弘，武帝对他却更加优待。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人的内心本来就无从得知，故而为人处事但凭本心，这话也没什么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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