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策在创立江东基业时，就任命牛人张昭为长史，抚军中郞将，入堂拜见孙策的母亲，就好像并肩共事的旧友一样，不论政治或军事，孙策全都托付给张昭办理，并借齐桓公与管仲故事，称张昭为“仲父”，即叔叔。孙策意外去世，其托孤大臣就是张昭。张昭看着哭哭啼啼、不知所措的未成年人孙权，就亲自扶孙权上马，列军出巡，自此百姓才知道了江东已有了新的“主公”，人心渐渐稳定下来。之后，张昭上报朝廷，下安百姓，命令群臣各尽职守，孙吴集团政治与军事走上了正轨。
张昭全力辅助孙权执政，孙权也以“师礼”对待张昭，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昭这位“控制型”的老师，使学生孙权受不了了，他们之间的情感从感激转换为埋怨，政务上的合作走向对抗，最后，双方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张昭和孙权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关键在于张昭“控制型”性格，触犯了孙权的“王权”，具体分析如下：
一、生活态度取向，决定着人的性格。
以色列心理学家尼拉·凯弗提出的“生活态度取向”理论，重点讨论成年人的抉择和行为是如何影响孩子的。从孩提时代开始，小孩子就积累着大量潜意识的决定，这些决定共同形成了小孩子的生活态度取向。它们代表着小孩子在生活中做出的以何种方式找到归属感和价值感的决定。生活态度取向可分为四种，即安逸、控制、取悦、力争优秀。与之对应的性格类型也可以分为四种，即安逸型、控制型、取悦型和力争优秀型。
根据尼拉·凯弗“生活态度取向”理论，张昭属于“控制型”性格。其性格特征体现如下：
（1）生活态度取向：控制。
（2）最担心的：羞辱、批评、意外。
（3）相信以下办法能避免最担心的事情出现：把握自己，把握局势，把握周围的人。
（4）优点：领导能力、组织能力、坚持不懈、高效率、遵守规则。
（5）缺点：僵化、没有创造力、冲动或与社会隔离。
（6）来自他人意想不到的反应：反叛、抗拒、挑战、沮丧。
（7）造成的结果：别人不愿与之交往或太靠近，感到拘谨。
控制型性格的人，其优势是，能教给孩子组织能力、领导能力、坚韧、果断、尊重规则和法律，以及合理安排时间的技巧。其缺陷也非常明显，即以控制手段，其管教方法十分僵化，这可能引起孩子的反叛和抗拒；也可能让孩子变成“讨好者”。鉴于控制型性格的人，最重要是要学会放手，给孩子提供选择；启发式问题；和孩子一起做决定；开家庭会议。
《三国志》提供的史料，证实了张昭将孙权培养成有组织能力、领导能力的一代诸侯；与此同时，在孙权一步步成长过程中，孙权对张昭的“反叛”程度与时俱增。
二、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
控制与控制的较量，是一个量变到质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控制与反控制，再到控制与失控，最后的结局就是失控与迷失。
1.控制与反控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控制别人通常不是以控制为生活态度取向的人关注的焦点。他们想要控制的是自己和局面，以获得安全感。然而被控制方却容易将此理解为对他们的控制，并且可能会反抗。事实上，张昭与孙权的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以说，自张昭授受孙策“托孤”，辅佐孙权开始。比较典型的事例有以下三件：
（1）打猎风波。张昭得知孙权去打猎，就变了脸色向前对孙权说道：“做一个人君的人，是说能驾御英雄，任用群贤，哪里是说在原野上驰逐，和猛兽一较勇力的呢？一旦发生祸害，怎奈天下人的嘲笑？”孙权只得向张昭道歉说：“自己年纪轻，考虑事情不够深远，对这件事我很惭愧。”孙权表面上向张昭作了检讨，事实上打猎依旧。
（2）公孙渊事件。孙权因公孙渊称藩属，要派遣张弥、许晏到辽东拜公孙渊为燕王，群臣不同意，张昭当孙权面劝谏。孙权不能忍受，握着刀，生气的说：“吴国士人入宫则拜见我，出宫则拜见先生，我尊敬先生，也可说到了顶点，而你却屡次在众臣面前折辱我，我常恐怕自己会失手（意思是杀张昭）。”张昭凝视着孙权说：“臣虽然知道所说的话不被采纳，但每次还要竭尽愚忠的原因，实在是因为太后临终时，把老臣叫到床下，遗诏弥留的话还在耳边的缘故呀！”为之涕泪横流。孙权把刀丢在地上，也和张昭对泣。表面看来，孙权接受张昭的劝谏，事实上，孙权还是派特使去了辽东。张昭忿怒自己的话未被采纳，假称生病而不上朝。
（3）孙权封门事件。孙权也恨张昭，既然你张昭不来上朝，孙权就命令人用泥土堵塞了张昭家的大门，意思是，你张昭永远不要出来。张昭的牛脾气上来了，就在门内也用泥土封了起来，意思很清楚，就是你孙权请我，我也不出来。事后，公孙渊果然杀了孙权派去的特使张弥、许晏。为此，孙权屡次去向张昭慰问与道歉，张昭坚决不上朝。有一次，孙权出宫经过张昭家门口呼叫张昭，张昭借口病重谢绝孙权。孙权下令放火烧张昭的大门，想要吓他，张昭却更关紧了门。孙权让人扑灭了火，在门口停了很久。张昭诸子共同扶起了张昭，孙权把他载回了宫廷，深自责备。张昭不得已，然后才上朝。
2.控制与失控。大多数人都希望对自己的生活能有一定程度的控制，而不喜欢受到批评和羞辱。然而，以控制为生活态度取向的人比其他取向的人更难以忍受批评和羞辱。有趣的是，由每一种生活态度取向促成的行为往往造成与初衷相反的结果。例如，那些认为自己必须控制的人，往往会在孩子、学生反叛时招致更多的批评和羞辱。
赤壁之战的决策上，张昭主张言和。在张昭看来，天下一统的机会仅仅这么一次，从此以后不会再有了；加上孙权可以抵抗曹操的，是依靠长江天险，由于曹操已占据荆州，这一优势亦不复存在。然而，人总有看走眼的时候，周瑜竟然依靠三万兵马，打败号称水军80万的曹操大军。这下子，主张言和的张昭傻了。一向控制着江东政坛局面的张昭，开始丧失手中的控制权了。
据有关史料称，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大会百官，归功于周瑜。张昭举杯想要褒赞功德，然而，张昭还没开口说话，孙权就说：“如果听从张公您的话，向曹操投降，现在我还能称什么皇帝，说不定已经在街头讨饭吃啰。”张昭非常惭愧，伏在地上流汗。正因为如此，孙权称帝以后，张昭以年老体虚之由，上表归还官位和所统领军队。张昭在家中无事，于是开始着《春秋左氏传解》和《论语注》。
3.失控与迷失。
孙权刚掌权时，张昭是孙权的“仲父”，是“师长”；随着孙权地位的巩固和张昭等老臣的边缘化，这时候孙权和张昭的“控制力”已完全翻转，孙权成了“控制方”，张昭反而成了“被控制方”。通俗地说，媳妇熬成婆。这时的“婆婆”往往变本加厉地欺负“媳妇”。其结局是，控制方的“行为不当”，就会在控制方与被控制方的关系中造成疏远，而不是归属感和价值感。
如何解决权力“失控”所带来的“迷失”，避免双方陷入“报复循环”呢？其实，只要有相互间的理解、尊重、合作以及幽默感，任何人之间的结合都可能是成功的。这就需要“控制方”，清醒的意识和良好的情绪能帮助双方超越这种“适得其反”的信念和行为。这样一来，控制方就能更有效地对待被控制方——以及我们的生活。在处理武昌饮酒作乐之事上，张昭按了“暂停键”，离开宴会，但他并没有放弃“控制权”，错过了与孙权和好的机会。
孙权在武昌时在钓台饮酒大醉，让人用水洒向群臣说：“今日酣饮，只有醉后落入水中，才能停止。”张昭正色不言，外出坐于车中。孙权遣人呼张昭还，对他说：“大家一起高兴，您又何必发怒？”张昭回答：“以前纣王作糟丘酒池一夜宴饮，当时也以为只是高兴而已，不认为有什么不对。”孙权默然而感到惭愧，于是罢酒。
三、性格决定命运
以色列心理学家尼拉·凯弗提出“生活态度取向”理论，认为四种生活态度取向，可相应决定人的四种性格类型，即安逸型、控制型、取悦型和力争优秀型。当你认识到自己生活态度取向中可能存在的缺陷时，你就能够找到方法克服它；通过改变性格特征中的缺陷部分，从而达至理想人生。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现实中也有成功的例子。然而，诚如俗语所说，江山易改，本性能移。
张昭忠诚江东孙氏集团，最后还是被孙权“抛弃”。孙权称“吴王”后，要选一位丞相。在孙策时期和孙权掌权初期，张昭事实上起到了“丞相”的作用。然而，孙权的第一任丞相叫孙邵，他在《三国志》里连个传记也没有。孙邵死后，大家又推荐张昭，孙权又任命顾雍为第二任丞相。为什么不任命张昭为丞相，孙权的说法是，张昭年纪大了，脾气不好，还是让他好好休息吧。
顾雍（168年—243年），字元叹，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三国时吴国重臣、政治家。史书上记载，顾雍不饮酒，沉默寡言，举动得当。孙权曾经感叹：“顾君不说话，只要说了言必有中。”在众臣饮宴欢乐之际，大家都唯恐自己酒后失态被顾雍看见，所以不敢尽情。孙权也说：“顾公在坐上，让我们无法开心。”他让人敬畏到如此。黄武四年（225年），当任太常职务，同年代孙邵为丞相，为相十九年。张昭于嘉禾五年（236年）去世，七年之后，即赤乌六年（243年）顾雍去世。在《三国志·顾雍传》里，顾雍虽然为相十九年，可没什么像样的政绩。
为什么顾雍能做丞相而张昭做不了丞相？究其根源还是性格使然。从尼拉·凯弗的生活态度取向理论来说，顾雍属于取悦型性格，他了解孙权性格特征属于“力争优秀型”。据此，顾雍就知道孙权需要的是一位虚职的丞相，因此，没有孙权的明确授权，顾雍从来不拍板作决定。
张昭做不成丞相，不是他能力不够；顾雍能做丞相，也不是因为他能力强。张昭的牛脾气加上“控制力”强，孙权受不了，孙权自然不会让他做丞相；而能摸透孙权的性格特点的顾雍则能为相十九年，这就是所谓的性格决定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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