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以宋代儒家之学为治学根本，但无门户之见，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汉、宋兼取，在古文创作和理论上集大成，发展和完善了桐城派。同时他还是一位书法大家，其行书一直为世人所重。清初至嘉庆、道光以前，帖学占主导地位，康熙朝风靡董其昌，乾隆朝独宠赵孟。乾隆初年帖学书风的再变，客观上引导了帖学书法由单一地追随某一家趋向全面地学习晋、唐、宋、元各家。尤其是明代盛行的刻帖，发展到乾隆时期达到高潮，清代帖学书法渐趋鼎盛，涌现出刘墉、梁同书、王文治、姚鼐、翁方纲、钱沣、永藜、铁保、张问陶等一批影响当时和后世的帖学书家。
姚鼐《行书兰亭序卷》局部
姚鼐书法以帖学为宗，并推崇董其昌， 20余岁的姚鼐在京城又相识王文治，并一见如故，过从甚密。而王氏亦极重董其昌，曾言：书之艺，自东晋王羲之至今，且千余载，其中可数者，或数十年一人，或数百年一人。自明董尚书其昌死，今无人焉。大环境的影响使得姚鼐书风由董其昌而上追唐人。其姚鼐行书手札自始至终保持着《阁帖》中“二王”的面貌，这反映出姚鼐书法走的是一条以王字为核心的正统帖学之路。他由晋人而摹董其昌，由董氏而寻唐人，再由唐人上追“二王”。
晚年以草书创作为主，取王献之之势而运董其昌之法。学书之人，终归有一个“兰亭”情结，王羲之《兰亭序》是书家必临之作，本作姚鼐于1806年所临《行书兰亭序卷》以己意书写，始终有二王、董其昌一脉气息流走，气息贯通，用笔利索，牵丝引带清晰流畅，笔笔分明。正如他所创造的气清辞洁的桐城之文，没有繁殖陈式，削尽华丽外衣。“豪华落尽见真淳”之态尽显。
姚鼐《行书兰亭序卷》局部
姚鼐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并不少见，但多数以立轴、册页为多，手卷较少。其中故宫博物院所藏，编入《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的有14件，即行书12件，草书2件；形式以立轴为主，有11件。另外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安徽省博物馆、桐城市博物馆也有较多收藏。姚鼐书作明确纪年的有：故宫博物藏乾隆四十三年(1778)所作《行书水经注轴》，嘉庆十一年(1806)作《行书杂录唐宋明诗》册；湖北省博物馆藏乾隆四十七年(1782)《草书自作诗轴》，上海文物商店乾隆五十年(1785)《为梦楼行书自作诗轴》；桐城市博物馆藏嘉庆元年(1796)《临李北海缙云三帖册》；安庆图书馆嘉庆十七年(1812)作《行书录敬敷书院怀友旧作轴》。
姚鼐《行书水经注轴》故宫博物藏
包世臣《艺舟双楫》的“国朝书品”中，分书法为“神、妙、能、逸、佳”五等九级，列姚鼐行草书为妙品下，其上仅邓石如、刘墉二人。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从书法发展史的角度分别列出了帖学和碑学的代表书家，虽然他这本书的精神是颂扬碑学改造书法之道，但就两派的代表书家，他并未简单地给予褒贬。文曰：吾今判之，书有古学，书有今学。古学者，晋帖、唐碑也，所得以帖为多，凡刘石庵、姚姬传等皆是也。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凡邓石如、张廉卿等是也。沙孟海高度评价了包世臣对姚鼐的评述，他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中说道：“他（姚鼐）是个著名的古文家，他不专以书法为名，可是他的书法并不比他的古文差，他的书名被文名掩煞了。包世臣《国朝书品》把他的行草书列在妙品下是很有眼光的”。
姚鼐《行书兰亭序卷》局部
姚鼐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大散文流派——“桐城派”创始人之一，在研经、读史、著书、作文之余浸迷翰墨，并能达到“洁净恣肆，以尖笔作方阔字，多所自得”的境界，此不单单是过人的才智和超凡的笔墨技巧所能及的。唯其恬淡的心性、饱学的胸襟造就了他超然物外的艺术创造力。姚鼐对书法艺术的贡献，在于以他的现象证明书法作为艺术不是“小技”，而是熔书者身心、道德、学养于一炉的综合艺术。尤其是道德文章之气，非一朝一夕可以养成，终成有清一代帖学代表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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