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敦煌地区的历史发展

 

    公元581年，北周皇戚杨坚代周而建立隋朝，接着于公元589年，一举灭掉长江以南的陈朝，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统一了全国。
    公元583年，隋文帝根据当时地方行政机构繁多，“官多民少，十羊九牧”的情况，采纳河南道行台尚书杨尚的建议，实行精简郡县的改革，以利于封建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有效控制。

    当时，按照“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改置原则，将北周时期的州、郡、县三级行政设置，改置为郡、县两级行政设置。将瓜州改为敦煌郡，改北周鸣沙县为敦煌县。县置以下设保、里、党。五家一保，设保长；五保为里，设里正；四里为党，设党长。隋代敦煌郡统辖三县，即敦煌、常乐、玉门，其所辖范围，大致包括今敦煌、安西、玉门、肃北、阿克塞五县(市)的地域。隋代敦煌郡的人口，按隋志所载有7779户，约计3万多人口。
    在隋文帝统治的20年间和隋王朝大业初年期间，当时的敦煌处于“区宇晏如，人殷物阜”的经济繁荣时期。当时，隋文帝“雅好符瑞”，尊佛教为国教，促进了敦煌各项事业特别是文化事业的发展。加之中西交通的进一步发展，地处要冲的敦煌占地利之便，因为通西域走欧洲的三条丝路通道都要先到敦煌。
    隋文帝初年，突厥贵族经常率所部骑兵，在东起幽州，西达河西走廊至敦煌的界线上，对隋王朝进行骚扰，并占领了西域。

    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用重兵打败了突厥，推进了突厥贵族内部的分裂，突厥形成了以达头、阿波为首的西突厥集团和以沙钵略、突利为首的东突厥集团这两个对立的势力。在突厥内部斗争的同时，西突厥集团也时有对敦煌及河西走廊地区的侵扰。为此，隋王朝几次征发大量农民整修长城，在沿边险要处筑城建塞。
    随着突厥贵族不断进行的混战的加剧，到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倾向隋王朝的东突厥启民可汉被东突厥的都蓝可汉和西突厥的达头可汉联合打败，带领部众南下降隋。隋文帝把水草丰美的河套一带划为突厥的牧区，并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境建大利城为突厥汗庭。经过短暂的发展，突厥牧区呈现了“人民丰马，遍满山谷”的繁荣景象。隋和突厥的互市非常频繁，双方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联系非常密切，促进了北部和西北边疆的安定、繁荣和发展。这一形势的转变，对敦煌地区避免劫掠，繁荣经济，发展文化事业创造了外部条件。
    隋初，西域被突厥贵族占领着，吐谷浑贵族也经常带领部众向河西走廊进犯，隋和西域的交往受到阻绝，影响着隋王朝对敦煌和西域的经营。
    随着突厥的分裂和衰落，隋通过敦煌与西域的关系密切起来。西域的商人多通过敦煌至张掖交市，隋炀帝派裴矩前往掌管其事。

    裴矩用厚利吸引西域商人进敦煌入河西到内陆贸易，使西域商人往来相继，加强了中原同西北边地人民的相互交往、交流，促进了相互间的发展。裴矩被派驻张掖后，亲自到敦煌等地实地观察，了解敦煌及西域的山川险阻、风俗人情、服章物产等。
    隋朝时(公元581—618年)，在长城以北和河西走廊实行屯垦，取得了显著成效。整个隋王朝时期，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敦煌地区的经营，大兴屯垦，发展畜牧业，积极开展民族贸易，呈现出了西汉以来开发与发展的新高潮。   

    当时的敦煌地区也是万商云集的西北商业中心，成为中西交流的窗口，因商品经济的成分加大而增强了活力，这既反映了敦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新趋势，也是敦煌地区为自己发展的黄金时代——唐代开发发展奠定基础的时期。
    至今仍存的裴矩《西域图记·序言》里，详细记录了当时出敦煌通西域的三条通道，充分说明敦煌在当时相当长时期里是作为重要的中西交通的补给中继站和枢纽地的。

    裴矩所录三道是北道(又称新北道)、中道(即汉代的北道)和南道。这是我国史地书籍对丝绸之路走向通道的最早、最系统、最完整的记录。这三条经敦煌的通道是：  北道：出敦煌至伊吾(今哈密)，经蒲类(今巴里坤)、铁勒部(今萨斯克湖到乌鲁木齐一带)，渡北流河水(今楚河、锡尔河)，最终到达拂林国(今叙利亚)。
    中道：出敦煌至高昌(今吐鲁番)、焉耆、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达葱岭，再经费尔干纳(原苏联境地)等地，最终至波斯(今伊朗)。
    南道：出敦煌，经鄯善(今若羌)、于阗、朱俱波(今叶城南)等地，过葱岭，再经阿富汗、巴基斯坦，最终至印度各地。
    隋大业初年（公元605年），西域铁勒部所属契弊部首领歌楞，联合薛延陀部首领乙失钵，对曾称霸西域的西突厥汗国发动进攻，一举占领了从吐鲁番到敦煌的广大地区，并遣使到隋朝，表示接受隋王朝的统治。

    这正好合于隋王朝控制西域通道的思想，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派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经敦煌出使西域各国，积极调整与西域各国的关系。裴矩也是同时被派驻张掖主持处理西域各民族和西方各国间联系、贸易及交通事宜的。

    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王朝又派军队逼降了伊吾，和高昌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再次以重兵击败吐谷浑，逼使其可汗慕容伏允南走。隋王朝随后即以吐谷浑故地设置西海(今青海都兰东)、河源(今青海东南部)、鄯善、且末四郡，发罪人等前往戍守，并设立军镇，大开屯田，以保护经敦煌通往西域和中亚各国的丝路商道。

    丝绸之路重镇敦煌，此间更加显示出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正如《隋书·裴矩传》所言：“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辏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为此隋王朝进行了大力经营，当时使西域地方“相率而来者四十余国。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使者们佩兰玉，被锦罽，焚香奏，尽情歌舞。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西巡河西，在张掖召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者时显示了以上的情景。当时河西老百姓也都盛装观看，人群长达数十里，充分显示了隋王朝的强盛和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区的繁荣。敦煌作为西域二十七国使者的前应接待站，为这次盛会做出了贡献。

    舞剧《丝路花雨》正是以这段史实为题材，反映了在敦煌举行盛大交易会的动人场景。这次盛大的接见交易会对宣传隋朝权威，开拓疆域，扩大西域与内陆的经济、文化往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隋末，炀帝在“盛世”之下，开始荒淫无道，自然天下大乱。农民革命和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地方割据势力趁机各霸一方，社会处于急剧动荡之中。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金城校尉薛举称帝于兰州，改元“秦兴”。当时担任凉州鹰扬府司马的李轨不服，遂起兵一举占领张掖、敦煌、西平等地，于公元618年称“大凉皇帝”，占据凉州各地，改元“安乐”，敦煌辖属李轨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