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内部因素主要是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市民化能力强的农民工不仅容易找到相对稳定的工作，获得较高的收入，而且城市消费能力、适应能力和融入能力相应也高。
2014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54.77%，比2013年的53.73%增加约1个百分点；2014年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约为37%，比2013年的36%增加了1个百分点。按照这一增长速度，实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展目标，即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相对容易，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则比较困难。因此，农民工市民化是未来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必由之路，是今后城市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瓶颈
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外部因素较多，其中原有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制度，特别是户籍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是主要的制度瓶颈。国家户籍制度改革不仅从宏观层面提出分类改革策略，而且把江苏、安徽两省及宁波等62个城市（镇）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试点区。然而由于“路径依赖”、配套政策改革滞后，户籍制度改革未见重大突破，至今仍“在路上”。社会保障制度则呈现“碎片化”。以养老保障制度为例，从群体来看，养老保障资源职业身份差异依然存在。养老金以公务员为中心，事业单位员工、企业职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依次衰减，农民工处于企业职工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夹层。从区域来看，目前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每人每月70元，上海的这一标准则为每人每月660元。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内含的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转移限制、接续困难，势必影响农民工流动性发展，从而阻碍农民工的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
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内部因素主要是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从市民化意愿看，参差不齐。2014年，国家统计局常州调查队的调查显示，82.9%的被访农民工愿意落户城市；而哈尔滨调查队的调查显示，近六成（59.2%）的受访农民工表示不愿意落户城镇。从市民化能力看，则有待提高。《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4.8%，其中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为32.0%。市民化能力强的农民工不仅容易找到相对稳定的工作，获得较高的收入，而且城市消费能力、适应能力和融入能力相应也高。此外，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常常影响市民化意愿。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
创新社会管理。一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绝大多数农民工之所以喜欢落户大城市、特大城市，是因为其户籍人口福利水平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外部条件好。因此，户籍制度改革除了放开建制镇、中小城市的落户条件，逐步放松大城市、特大城市的落户门槛，还应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实现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国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自由迁移流动。二是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应积极调整积分标准中的投资偏好和教育偏好，适当向新生代农民工倾斜。三是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消除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同时，尽快让进城农民工平等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一是构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对农村未能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初高中毕业生开展劳动预备制培训，进行初级职业技能教育；通过发放职业技能培训券或减免培训费等方式，鼓励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发放职业技能鉴定补贴，鼓励农民工获取相关职业资格和专项职业技能；对具备中级以上职业技能的农民工开展高级技能培训。二是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通过财政拨款或购买培训服务，鼓励高校、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开门办学，并切实提高培训质量；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物质奖励等手段，鼓励企业开展在岗农民工技能培训，校企共建职业技能培训中心或实训基地。三是完善农民工就业服务体系。鼓励各地建设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指导、职业介绍、职业培训、政策咨询、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子女教育、劳动维权、法律援助、卫生计生服务、文化娱乐、党群管理等各项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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