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县林旺响堂石窟与明代的“三教合流”
涉县林旺啊堂石窟,座落在离林旺村东约一里许的清漳河之阳,依崖开凿……石窟进深3.04米,面宽3.18米,高2.45米,穹顶距地面最大高程约3米,顶上用红、黄、黑三色绘飞龙两条,形象十分生动;北、东、西三面剔出的台阶上每面塑有5尊共15尊石造像,好象都是一佛二菩萨二力士,而现存只有残躯四座;另从穹顶沿线往下还在三面壁上分三排雕高0.27米的小佛像113尊,可惜头部已全都被砸。
对林旺响堂石窟,石刻文字,从没有在现场细看过,对窟内情状,山雨却有粗浅印象,大体如上段文字记述。多年来,山雨一直在想,是谁毁掉了那么多的大小佛像?是谁在穹顶绘了两条飞龙?
对第一个问题,山雨不相信是“文革”破坏或个别古董文物贩子所为,因为,如果不是政府行为,毁坏没有那么彻底和细致。佛菩萨力士力还有壁上小佛像,计128尊,全毁。山雨估计,这肯定是历史上“三武一宗”式灭佛行动。至于红黄黑三色彩绘两条飞龙,山雨称之为“道教的因子(素)”,说明这里在某个时候,道教势力也进来了。哪是什么时候呢?多年来,山雨一直不甚清楚。近日,翻阅《固新村志》,发现“大事记”部分引载石窟塑像题刻,山雨恍然大悟:明万历甲寅年!!!公元1614年!!!
万历四十二年(1614)(林旺响堂洞石刻):涉县玉泉四里故县村人刘时,见在林旺村居住,因有古迹响堂,世代久矣。掌(堂)内石像颓殁。与(?)自忆施财,内塑三教救主,并三皇五帝、三官、药王、泥(弥)勒佛、关公、二郎、何(阿)难、伽释。古(世)?有诸佛百十余尊。命匠造石桌,金碧辉煌,焕然维(新)。男 刘自旺 刘自起 刘自兵 万历四十二年三月初六日立 石匠 王雅 塑匠 戚时太 刘时 成宗禹 王自高
简单说,是408年前的那个三月初六日,固新村人刘时首事,将林旺响堂石窟改造成了“三教堂”!虽然后来三教的塑像也都没了,但,如此“三教一家”的局面还是存在过,是曾经的历史事实。
山雨想就此顺藤摸瓜,探究一下万历年间“三教合流”或说“三教合一”的具体历史和政治(思想)背景。
儒、佛、道三教合流(三教合一)的思想,初起于唐。三教讲论(皇帝主持,在朝庭,重大节日,三省六部官员及三教“通人”参与的论议、辩驳活动,间以插科、打诨、逗乐)肇始于北周武帝,至唐代始以儒、佛、道三教名流论难(争论焦点问题)为风尚,渐由论难(争论焦点问题)而趋于融合。三教讲论导致了学者以释道义理解释儒家经义,从而促进了儒家思想的转变。宋人理学,唐人显然已开其先绪。宋儒周敦颐辈援佛入儒,革新儒学,形成理学。及明,尤其是晚明,三教合流(三教合一)的思想更成一代思潮,蔚为风气。
首先表现在,“三教堂”的出现及祠庙中僧俗界限的混淆。在明代,流行将孔子、老氏、佛氏并祀于一堂。象林旺响堂石窟,原本是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佛教圣地,然至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固新村人刘时等为首却把它改造成了标准的“三教堂”。这样,必然地有第二层面的表现:士大夫与佛僧、道士相交成风。明代的士大夫,无论是阁部大臣,抑或州县小吏,无论是在职,抑或乡居,均是佛、道的倡导者,甚至成为佛教寺院的“护法”。当时的风气,就是士人以与释、道二教人士相交为雅。众多的士人自称为“居士”、“山人”。山雨无意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深挖根底上有如此表现的缘由。这里,单单简单回顾一下明代的宗教思想史,就可有个轮廓性大体认识。
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入寺为僧的经历,使他洞悉佛、道二教阴翊王化的玄机,深知佛、道二教内部的弊端,并力行整顿。他提出了三教并用之说:“若绝弃之而杳然,则世无神鬼,人无畏矣。王纲力用焉。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朱元璋曾自制僧律二十六条,颁于皇觉寺,允许明经儒士、能文道士留居僧寺,其实质就是鼓励僧流参儒、道二氏法度,以使三教合流为一。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难,夺取宝座,得佛教名僧道衍(即姚广孝)之力不小。于是即位以后,对佛教多有佑护。成祖朝时大量善书的编撰,说明三教合一的观念已得到朝廷的普遍提倡。朱棣敕撰《孝顺事实》、《为善阴骘》,通过“阴骘”观念,教化民众行善积德,从而使儒、佛、道在“阴骘”观念上趋于融合。这方面善书有仁孝徐皇后所撰《劝善书》、明宣宗敕撰的《五伦书》,万历年间慈圣太后命一和尚亲手钞录《宝善卷》。所有上述御制书或敕撰书,均以儒家的五伦甚或孝道为中心,别采佛、道劝善之言,以为佑护、佐证,儒、佛、道融而为一。综所周知,这些书籍陆续被颁发于天下学宫即学挍,为天下士子所必读。山雨认为,明代万历年间涉县固新村的刘时等人一定有一定的读圣贤书经历,但末必有功名,沦落为工匠后,首事塑像,办起林旺响堂“三教堂”(尚能自己刻石记事,一定是读过几天书的),不过是顺势而为,体现着传统文人士子的某种道统式担当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又“出世”的精神(龙,是儒、道两家共有的精神符号)。
另外,我们至此可以明确,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合一)的实质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相互交游,互为影响,最终导致佛、道世俗化以及儒学通俗化。明代士人和民间生活的各个层面都留下了种种深深印迹。林旺响堂石窟“堂内”在明代万历四十二年(1614)曾塑三教救主像,又有“飞龙在天”(帝王在位),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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