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县林旺响堂石窟与明代的“三教合流”
涉县林旺啊堂石窟，座落在离林旺村东约一里许的清漳河之阳,依崖开凿……石窟进深3.04米,面宽3.18米,高2.45米,穹顶距地面最大高程约3米,顶上用红、黄、黑三色绘飞龙两条,形象十分生动;北、东、西三面剔出的台阶上每面塑有5尊共15尊石造像,好象都是一佛二菩萨二力士,而现存只有残躯四座;另从穹顶沿线往下还在三面壁上分三排雕高0.27米的小佛像113尊，可惜头部已全都被砸。
对林旺响堂石窟，石刻文字，从没有在现场细看过，对窟内情状，山雨却有粗浅印象，大体如上段文字记述。多年来，山雨一直在想，是谁毁掉了那么多的大小佛像？是谁在穹顶绘了两条飞龙？
对第一个问题，山雨不相信是“文革”破坏或个别古董文物贩子所为，因为，如果不是政府行为，毁坏没有那么彻底和细致。佛菩萨力士力还有壁上小佛像，计128尊，全毁。山雨估计，这肯定是历史上“三武一宗”式灭佛行动。至于红黄黑三色彩绘两条飞龙，山雨称之为“道教的因子（素）”，说明这里在某个时候，道教势力也进来了。哪是什么时候呢？多年来，山雨一直不甚清楚。近日，翻阅《固新村志》，发现“大事记”部分引载石窟塑像题刻，山雨恍然大悟：明万历甲寅年！！！公元1614年！！！
万历四十二年（1614）（林旺响堂洞石刻):涉县玉泉四里故县村人刘时,见在林旺村居住，因有古迹响堂，世代久矣。掌（堂）内石像颓殁。与(?)自忆施财，内塑三教救主，并三皇五帝、三官、药王、泥（弥）勒佛、关公、二郎、何（阿）难、伽释。古(世)?有诸佛百十余尊。命匠造石桌，金碧辉煌，焕然维（新）。男 刘自旺 刘自起 刘自兵 万历四十二年三月初六日立 石匠 王雅 塑匠 戚时太 刘时 成宗禹 王自高
简单说，是408年前的那个三月初六日，固新村人刘时首事，将林旺响堂石窟改造成了“三教堂”！虽然后来三教的塑像也都没了，但，如此“三教一家”的局面还是存在过，是曾经的历史事实。
山雨想就此顺藤摸瓜，探究一下万历年间“三教合流”或说“三教合一”的具体历史和政治（思想）背景。
儒、佛、道三教合流（三教合一）的思想，初起于唐。三教讲论（皇帝主持，在朝庭，重大节日，三省六部官员及三教“通人”参与的论议、辩驳活动，间以插科、打诨、逗乐）肇始于北周武帝，至唐代始以儒、佛、道三教名流论难（争论焦点问题）为风尚，渐由论难（争论焦点问题）而趋于融合。三教讲论导致了学者以释道义理解释儒家经义，从而促进了儒家思想的转变。宋人理学，唐人显然已开其先绪。宋儒周敦颐辈援佛入儒，革新儒学，形成理学。及明，尤其是晚明，三教合流（三教合一）的思想更成一代思潮，蔚为风气。
首先表现在，“三教堂”的出现及祠庙中僧俗界限的混淆。在明代，流行将孔子、老氏、佛氏并祀于一堂。象林旺响堂石窟，原本是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佛教圣地，然至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固新村人刘时等为首却把它改造成了标准的“三教堂”。这样，必然地有第二层面的表现：士大夫与佛僧、道士相交成风。明代的士大夫，无论是阁部大臣，抑或州县小吏，无论是在职，抑或乡居，均是佛、道的倡导者，甚至成为佛教寺院的“护法”。当时的风气，就是士人以与释、道二教人士相交为雅。众多的士人自称为“居士”、“山人”。山雨无意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深挖根底上有如此表现的缘由。这里，单单简单回顾一下明代的宗教思想史，就可有个轮廓性大体认识。
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入寺为僧的经历，使他洞悉佛、道二教阴翊王化的玄机，深知佛、道二教内部的弊端，并力行整顿。他提出了三教并用之说:“若绝弃之而杳然，则世无神鬼，人无畏矣。王纲力用焉。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朱元璋曾自制僧律二十六条，颁于皇觉寺，允许明经儒士、能文道士留居僧寺，其实质就是鼓励僧流参儒、道二氏法度，以使三教合流为一。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难，夺取宝座，得佛教名僧道衍(即姚广孝)之力不小。于是即位以后，对佛教多有佑护。成祖朝时大量善书的编撰，说明三教合一的观念已得到朝廷的普遍提倡。朱棣敕撰《孝顺事实》、《为善阴骘》，通过“阴骘”观念，教化民众行善积德，从而使儒、佛、道在“阴骘”观念上趋于融合。这方面善书有仁孝徐皇后所撰《劝善书》、明宣宗敕撰的《五伦书》，万历年间慈圣太后命一和尚亲手钞录《宝善卷》。所有上述御制书或敕撰书，均以儒家的五伦甚或孝道为中心，别采佛、道劝善之言，以为佑护、佐证，儒、佛、道融而为一。综所周知，这些书籍陆续被颁发于天下学宫即学挍，为天下士子所必读。山雨认为，明代万历年间涉县固新村的刘时等人一定有一定的读圣贤书经历，但末必有功名，沦落为工匠后，首事塑像，办起林旺响堂“三教堂”（尚能自己刻石记事，一定是读过几天书的），不过是顺势而为，体现着传统文人士子的某种道统式担当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又“出世”的精神（龙，是儒、道两家共有的精神符号）。
另外，我们至此可以明确，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合一）的实质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相互交游，互为影响，最终导致佛、道世俗化以及儒学通俗化。明代士人和民间生活的各个层面都留下了种种深深印迹。林旺响堂石窟“堂内”在明代万历四十二年（1614）曾塑三教救主像，又有“飞龙在天”（帝王在位），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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