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墟电影院的回忆
今年春节回公平墟老家探亲访友的时候，我特意到布街中心瞻仰那座高耸方正的“公平影剧院”（但我们还是习惯称呼“电影院”），拾掇昔日的快乐时光。
公平电影院位于布街中心，大约是苏联援助中国那个年代的建筑项目。电影院由正面门楼、主体大堂及两侧配套厢房组成。临街正面为凹字形门楼，中设内嵌式外向廊厅，两边为票房，外观方正宏大，中西合璧。廊厅之下为六级台阶，台阶之上由四根粗壮的圆柱支撑，柱顶外饰穿梁式牌坊连接，衬托起电影院正面平行的楼眉，楼眉灰雕“公平影剧院”五个隶书大字，显得端庄典雅。廊厅正面为海报栏，两侧为对称大门，票房楼道门口相对的各为两个疏散侧门。正面门楼之后连接支架高大的主体大堂，面积达二千多平方米，堂内全无支柱，梁顶为穿斗式木框架；大堂地面北高南低，且渐次向戏台倾斜，场内布设固定木椅，有27座35行，从北往南排放到戏台，视觉还算合理。正中戏台近百余平方米，设木制顶棚，适合演戏时布景。
虽说是影剧院，但在我印象中极少演戏，日常悬挂着电影布，因而公平墟的群众只管叫它“电影院”。电影院主体大堂东西两侧开设四门，通向两边露天的内设通道，两侧通道北向是与正面门楼平行的验票口。每到入场，这里拥挤的故事特别多。我们公平老家没有公园，当年除了电影院，似乎就没有什么恋爱天堂了。在谈恋爱中看电影成了既安全又时尚的表达方式，且情景交融与教化互通更能增进彼此之间的情感交流。那个时候，假如想要发现谁家男女恋爱，最好的选择是到电影院去搜索。
童年时代凡事都能得到优惠，按当时的规定儿童进入电影院只要有熟人携带就不用买票。我住的茶街与布街相连，有时为了看电影就到电影院附近徘徊，为此我学会使用沾亲带故的方法。到了身高超过120厘米的时候，因为弯腰曲背蒙混不过检票口，我竟然学会了“做票”。“做票”是一门快乐而刺激的手技，即捡获那些电影票票根和旧票存起来，需要看电影时通过打磨等方法把同样颜色的票根与旧票巧妙地粘接成一张电影票，再在票后用相近颜色的笔填充更改日期，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做好电影票，混入电影院务必选择入场最热闹的时机才可能成功。
当然，逃票看电影还有另外一些僻径，那就是赶在第一场电影散场时进入电影院，躲进电影院的椅脚下或走廊的厕所等地方藏起来。没有给清场的人发现就侥幸能等待看到下一场电影了。但这逃票的成功机率较低，不适合年龄稍大的人运作。
记得读三年级的时候，我攀上了与我母亲同姓的郭氏“舅舅”，他是寨仔村人，电影院的检票员之一。我看电影终于有了新门路。那个年代，记得电影院院长是我们东社的蔡可施先生，他墩实的形象在我眼中比之任何人都要威严，甚至他女儿也是我们少年伙伴羡慕的贵族。另外，那时当上检票员还要拥有一定的背景成分，有如革命烈士杨其珊的孙女杨金就是其中一个。
其实，“做票”和逃票远远不止于我一人，许多人还是买不起电影票的。那时的电影票大约一角元，对于我们穷人家来说有点奢侈，当年一个鸡蛋的价格也就是三分钱。七十年代末的时候，我们小镇开始出现了一撮从事倒卖电影票的“黄牛党”，那些混混总是赶在电影票贩卖之前霸占电影院的售票窗口，购买部分座位好的电影票，然后在电影院门口高价摆售出去。大约在1982年严打的时候，听说还有一二人因贩票霸道出名而被抓去判刑。
当时的电影院是社会经济与文化的一扇窗口，到了放映热门影片的日子，还会出现公社分配电影票和学校廉价包日场的好事。曾经在一年级的时候，与谢少斌等邻居伙伴谈到如果有一天出现放映有关孙悟空的电影时，电影票肯定要达一百元一张啦。其实不然，到八十年代初期，随着电视机逐渐进入家庭，以及“霍元甲”、“陈真”等电视剧播放围观的开始，看电影才渐渐淡出群众的生活视线。乃至后来普及磁带影碟机，看电影的热潮一去不复返了。
今天，故乡的电影院依然静静地屹立着，它与对面的钟氏宗祠一样，日久要成为公平古墟值得缅怀的文物了，但在我们的记忆中，它永远播放着温暖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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