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7-21
明朝中叶的一天，有孙氏者（疑东莞孙常德后裔）不知从何泛舟而来，在海丰锣山鱼鹰潭下游新形成的陆地搭寮而居，渔猎农耕，休养生息。或许，相对周边先来的畲疍古越居民而言，取名“新寮”，隶属杨安都三墩港约。当时，长沙湾海水联接溪河从船路、港尾、简厝涌入新寮村前面，东北侧的滩涂渐而后退，浮丘成为“沙埔”（今村名），东侧靠近凤岭的滩涂是船民晒鱼干的地方，叫做“咸鱼埔”，后来形成村庄称“蟾蜍埔”。
明嘉靖年间，峒贼东进，倭寇西侵，许多海丰居民逃往他乡，今梅陇至鹅埠一带的杨安都，人口兑减，孙氏自感外御乏力，联合了来自东莞茶园、又从鲘门鹿仔坑迁来梅陇上格村的黄姓居民，就地取材筑起了围寨。大约时间匆促，抑或当年新陆地刚刚形成，运输条件不好，从今天空间逼仄的巷道及材料掺杂的寨墙看来，远不如西南侧靠山的官田寨宽敞及坚实。
水拍云卷，时间一晃几个世纪过去了，明弘治以降，海丰沿海地区洪涝灾害频发，新寮寨南北两角的敌楼在消蚀中渐渐颓废，寨内房屋屡次修葺，飞檐燕尾的老屋就只剩下一座了。幸好老寨的基本骨架保留下来，可以弥补来客的憾意：以三合土和糯米浆夯筑的围墙高4.8米，厚0.6米，周长270米，圈围着4489平方米的方正小城。当年动荡不安，许是便于集中防守，建成的围寨只开东门出入。入内直行是2.8米宽的中心街，围墙四边内侧计为两街两巷，共三街六巷。街巷墙距与房屋之间大约都相距2米，每巷为六座连墙的瓦房，每座为十三槽格局，共计60间房屋，估计也容得下500多人居住罢了。
建寨百年后，由粤东海啸引发的“三个涌盖梅陇”，曾经把许多浮尸抛到寨前。近海带来鱼虾充饥之便利，却也不经意间带来致命的灾难。在这海啸发生之前的康熙元年（1662年）正月至康熙三年(1664年)五月间，朝廷为斩断南明勤王部队与沿海居民的联系，勒令居民内迁三十到五十里，立桩禁止片板出海，适逢界内瘟疫流行，呜咽遍野，以至复界后回归故土的人丁稀疏。天灾人祸，偌大的杨安都当时被折腾到仅领图二、领里二。或许，就是这个混乱时刻，孙氏走远了。
数十年后，朝廷宽宥，政局稳定，闽人大量南移海丰，部分人群进入杨安都那片新形成的平原滩涂垦荒。随着兴建“王坣”及复建梅陇墟的进程，沿海村庄屡见递增，新寮寨南面随之出现了下寮、郭厝寮、泗马寮、外寮等带着开垦色彩浓厚的“寮”味村庄。然而，代有嬗变，随着滩涂的隐退，人们的生产方式由讨海已经兑换成农耕为主了。此后，每当稻熟丰收的时节，杨安平原一派金色波浪，穗香远飘十里，人们唱起了“杨安熟，海丰足”的民谚。
在稻米丰足、鱼虾肥美的年代，黄姓搬出了狭窄的寨内，到东边另建太平围（今梅陇金盘围）。另支来自东莞茶园花心乡按察巷的林姓居民，继续留驻，变为主户。当年，说不准黄姓与林姓有着怎样的渊源关系，但从林姓前几代祖妣姓黄的记载看来，两姓通婚似乎够频。后来，继续留居或迁入新寮寨的还有叶、许、杨、陈、关（移自赤石大蕉园）等几姓居民，其中叶、许各建祖祠一座。据考，原来的居民以广府民系为主，此后随着周边入迁的闽人增多，他们那种客白夹杂的“尖米话”被兑变成福佬话了。后来，梅陇的“寮”字村庄仍在增加了，以至出现了淡水港新寮、石南新寮、红阳新寮，由此为了区别，新寮寨称“梅西新寮”。
杨安平原的自然扩张一直没有停止，台地田园继续向南延伸，不断触发着人文觉醒和群众垦植的动力。至清末民初，新寮寨地主富绅增加不少，在上世纪初的社会动荡中，他们拥有了保卫家园的民团。
似乎就在上世纪那个风云突起的年代，寨民当中有人擦亮了火柴，点着火把出去了，后面有人也跟着走了。解放后，这些先行者进入建设新中国的行列，有的远涉广州、重庆、上海等地。
然而，人们向往现代，出走的寨民极少可能回去守旧了，而留下的人也不可能蛰伏在那个日益暗淡的老寨，他们几乎搬迁墙外，在东南角建设新居，任由老屋在雀语中落寞、在虫鸣中荒废。
当文化复古的脚步走近，在某个阳光灿烂的一天，有几辆来自东莞的自驾车在新寮寨的门口停留，他们姓林，想寻找东迁的宗亲。老寨在不经意间再次叩响了记忆之门，也翻开了海丰西部沧桑的迁移史。(陈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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