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经济增长方式未能根据形势及时调整和转换,是东南亚国家普遍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东南亚国家普遍选择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道路,创造并延续了“东亚经济奇迹”。但在基本实现工业化发展目标后,先行的“四小龙” 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初步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而后来的东盟国家大多仍然依靠粗放型发展战略,未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和完成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即使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也存在过于迎合外资流向,不但与周边国家产业结构趋同, 而且过分集中于简单加工业。结果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冲击下,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东南亚国家出口扩张势头放缓,带动经济增长下降,从而导致经常项目赤字、外汇储备减少,进而对固定汇率产生压力,最终使金融风暴在区内广泛爆发。相比之下,在金融风暴中“四小龙”的损失之所以低于东盟国家,从根本上看就是因为其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快于后者。 第二,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的外贸逆差递增、经常项目赤字高企、外汇储备递减、外资使用效益不高等问题,是构成本次金融危机的直接隐患。以金融风暴发源地的泰国为例来分析【注6】,其危机的隐患早在90年代初期就已经埋下。从1990年起,泰国的外贸逆差逐年递增、经常项目赤字居高不下、外汇储备每年只减不增,分别从1990年的74.94亿美元、72.82亿美元和32.3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92.68亿美元、82.22亿美元和41.75亿美元。另一方面,泰国的外债从90年代开始也急剧膨胀,从1990年的280亿美元,膨胀到1996年的900亿美元,仅1998年即将到期的短期外债就达400多亿美元,超过其全部外汇储备。 第三,东南亚国家金融体系存在根本缺陷是爆发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东南亚国家在金融体系上的根本缺陷,一是金融市场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长期债券市场不发达,短期贷款高于长期贷款,非生产性贷款(特别是房地产和消费性贷款)高于生产性贷款,外资大多以短期资本形式进入国内。结果客观上导致泡沫经济大量出现。二是金融资产结构不合理,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增加普遍高于中央银行,结果使得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下降,金融动荡得以在东南亚各国普遍出现。三是银行资产质量不高,金融风险加剧,导致金融危机在区内广泛产生。 第四,在金融制度不健全的基础上实行金融盲目自由化,直接加剧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进程。金融自由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也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 域一体化的客观要求。但是在国内金融制度不健全,金融市场设施不完备,监管措施和监管机构不完善的条件下,东南亚国家过早开放金融市场,必然会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这一点以泰国为例可以看得更为清楚。90年代以来,泰国为吸引外资,先后推出了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1990年4月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有关义务,取消了经常项目国际支付的限制。1991年,开始减少对资本项目交易的外汇限制。1992年又对外资开放,允许国内投资者直接通过银行获得低息的外国资金,导致肆意借贷低息资金。1994年又进一步放松这方面的限制,比如放宽出入境时可携带的外币限额,允许持有泰国离岸银行执照的外国银行在泰国各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等等。但是,在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却未能完善金融管理体系,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使外汇投机的渠道增加,从而加剧了投机者对泰国金融稳定性的冲击。此外,日本和韩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第五,政策失误加剧了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从泰国的情况看【注7】,政策失误主要表现为,一是长期实行钉住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汇率政策,无法与 利用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来调节经济的货币政策有效配合;二是宏观政策没能协调国内经济平衡目标与国际收支平衡目标的关系,从而产生经常帐户赤字;三是在外汇管理制度上没能处理好开产资本帐户与保护本币安全的相互关系。 第六,政府不当干预在引发投资者信心危机的同时也加剧了金融风暴。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发生后,东南亚许多国家一方面采取紧缩银根、提高利率等经济杠杆来调节。如印尼在印尼盾兑美元的比率跌破3000的水平以后,为了收紧资金流动,中央银行把利率上调2倍。另一方面甚至采取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如马来西亚一度采取措施,限制投资人卖空一百种重要股票;印尼也宣布类似做法,限制外国人进行外汇交易。结果事与愿违,马来西亚宣布限制后,投资人因无法自由买卖而信心大失,资金大规模移出,导致当日吉隆坡股市下挫,并带动整个东南亚地区股市下跌。印尼的情况也类似,显示出以限制市场运作的这种短期做法根本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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