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烟熏火燎的童年。
90年之前，我生活在张家口坝上的一个小县城里。在大家经济条件普遍窘迫的情况下，吃肉成为衡量一个家庭贫富的重要标准，也是家中主妇的脸面所在。若是来了 客，饭桌上不摆上一两道荤菜，便是怠慢了情意，闲言碎语就会接踵而来。
我的父母出身农村，凭借努力在县城里立了足，是乡亲们眼中挣工资的城里人。老家的亲朋好友甚至街坊邻居，但凡进城办事，必到我家“打卡”，人来人往，宛如现在的网红之地。
亲友来，皆不空手。老家没啥特产，莜面土豆一袋袋的摞到了地上，惹得换大米的老大爷不几天就到我家转悠一遍：“他嫂子，换大米不？这几天一斤半莜面就能换一斤大米。”妈妈心善，就算不换大米也得给老大爷装上几个土豆，怕他多心，还得说上一句：“老家的山药蛋，不值钱，拿回去熬菜吃，可绵乎呢。”
故乡的浓情化成了以物易物的交换。尤其是“吃”，更是自古以来国人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不空手的乡亲们到了我家，妈妈决不能让人家“空口”。
虽说父母的户口从农业转成了人人羡慕的非农，可贫穷并没有因此远离我们。一家三口外加祖父母的开销，让家中常常捉襟见肘。即便如此，父母也总能想方设法的弄些荤腥来招待客人，让乡间的亲友不能从吃食上挑出理来。
这完全得益于父亲的工作。
父亲在肉联厂上班，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买不起羊肉，头蹄下水等不值钱的边角料可以随便购买，且价格极为便宜。羊头羊蹄羊下水拿回家，冬天还好说，可以埋到雪堆里保鲜，一到夏天，我家就会有股淡淡的腥臊味弥漫，久久挥散不去。
妈妈在防疫站工作。上班时候穿着干净整洁的白大褂，在实验室里有条不紊的做着菌群检验。待到下班回家后，一身来苏水味的妈妈立马换上一件旧衣服，搬出大铁盆和火钳子做回家庭主妇。
羊头羊蹄子需要用火钳子褪毛，收拾干净后放入大铁盆中一遍遍的清洗。妈妈拿着在灶膛里烧的通红的火钳，使劲摁到羊毛聚集的沟沟坎坎里，一丝一毫都不放过，犹如在雕琢一件工艺品。随着“呲呲”的声音，那些不易察觉的细毛顿时化作黑烟升空盘旋，以至于我的衣服上常年沾有一股燎毛的气味。
小孩子的世界有着自己的残忍，我因为身上有味经常被小伙伴耻笑。每当我受了委屈回家找妈妈哭诉时，妈妈便会轻轻皱着眉头说：“咱以后不燎羊头羊蹄子了，等妈有了钱，带你天天下馆子吃。”
下馆子，成了妈妈的誓愿，也是我避免自尊心受挫的唯一法宝。可惜，以当时家中的经济条件，别说下馆子了，羊头羊蹄都是在勉力支撑。
90年，父母工作发生调动，我们一家人搬到了市里，住进了楼房。在离开县城前，妈妈把火钳子大铁盆等物件一股脑的扔掉，兴奋的对我说：“这回妈涨了工资，咱住上了楼房，再有客人来，咱们就下馆子。”
现实总是残酷的，县城的消费水准和城市不可同日而语。父母工资的涨幅在高楼大厦面前黯然失色，妈妈“下馆子”的豪言壮语再次成为了遥不可及的愿望。用妈妈的话讲，这市里面哪都好，就是处处要钱，水要钱、煤气要钱、白菜都比县城贵不少。
最让妈妈难以释怀的是，以前还能买些便宜的下水来补充肉类的匮乏，自父亲调离肉联厂后，几次想买些头蹄都被人以各种理由搪塞，烟熏火燎的时光骤然消失，随之而来的是空气中日渐浓重的冷漠。
多年后，当初不值钱的下水贵过了肉，商家把收拾的干干净净的头蹄摆在货柜上任人挑选，再也不用自己费心费力的加工。妈妈每每看到，都会不无感慨的对我说：“你发现没，这越没有烟火气的东西越是贵。”我笑着问妈妈要不要买些回去吃，妈妈坚定的摇摇头，“吃够了。”
人适应环境的本事与生俱来。在经过了短暂的不适之后，我们渐渐习惯了市里的生活。
老家的亲友们很少登门了。在他们看来，县城是属于自己的地界儿，人们张口就来的晋语方言能够缓解人来车往带来的不安。市里面就不一样了，满大街的普通话比红绿灯更让他们焦躁，使得朴实的他们在繁华面前手足无措。父母在城市里的作用，顺理成章的转化成了帮乡亲们代购各种物品。捎回老家的东西，父母很少要钱，在他们看来，自己再不好过，也要比农村强一些，能力范围之内，帮帮大家也是应当。
再有一点就是和妈妈心心念念的下馆子有关了。县里面的人还保留着许多农村的习俗，红白事都是在家中操办，人少的自家摆几桌，人多的和邻居家借个几个院子，主妇们一起叽叽喳喳的忙乎一通了事。谁家要是请了个厨师来做场酒席，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事，街头巷口得议论上好几天。
城市里的风俗截然不同，一来受制于场地，二来人们讲求个排场，红白事都要在饭店举办。参加此类活动，本是妈妈兑现对我下饭馆承诺的好时机，可妈妈一次也没带我去过。我不解的问妈妈为什么，妈妈告诉我，给人家随一份礼钱，去两个人不合适，再者说来，这种饭吃不好也吃不饱。吃不好吃不饱不能叫下馆子，光喂脸不喂肚子，不舒坦。
1996年，单位改制，父母下岗。家无余财的我们立时陷入了困顿。为了生计着落，老实巴交的父母与几个一同下岗的朋友合伙开了家小公司，硬着头皮进入到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生意场。
父亲整天在外奔波，妈妈守着公司的小门市卖配件。买卖初开，举步维艰。不善言语的父亲处处碰壁，门市的销售也不好，为了缓解房租的压力，妈妈在门市安装了一部公用电话，打一次电话3毛钱，聊胜于无的用来贴补家用。
中国人做生意，首先需要装样子，父亲在外花钱不能太扣扣索索。家里的生活费只能从我和妈妈的嘴里省。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和妈妈去蔬菜批发市场捡过菜叶。
离我家不远处有一个蔬菜批发市场。每天清晨，周边乡县的人们会骑着三轮、赶着马车来售卖蔬菜，卖菜的小贩半夜三更便会在此等候，为的是买到最新鲜的菜，拿到最便宜的价格。到了中午，买菜的主力就变成了附近的居民，尤以大爷大妈居多。
老人们买东西，挑挑拣拣已是习惯。一棵白菜被他们挑拣以后，会撕落一地的菜叶子。剥落的菜叶，是贫穷之下的狡黠，一片片的叠在一起，是曾经历经苦难尴尬的证明，这与素质无关。卖菜的人显然对此了熟于心，反正菜已是处理，能卖钱就好。
一次，妈妈带着我去买菜，东看西看觉得什么都贵，无奈中，妈妈打起了菜叶子的主意。一向要强的妈妈怯生生的问卖菜大叔：“大哥，你这菜叶子卖吗？”卖菜大叔看了一眼妈妈，又看了看站在一旁的我，叹口气说：“菜叶子我不要了，大姐要是要，随便拿。”
妈妈犹豫了一下，蹲下身去捡，把一根根的菜叶子放进我帮忙撑着的袋子里。那天的天气很凉爽，可妈妈不一会就出了满头的汗，一滴滴的落下，在地上摔碎，迸溅出苦咸。
捡好了菜叶，妈妈执意要给钱，卖菜大叔也不推辞，看也不看的把钱扔进钱箱，回到对我说：“帮你妈拿好菜，你妈累。”
走出市场时，妈妈突然对我说：“妈今天带你下馆子。”说完头也不回的拉着我进了一家小饭馆。这家饭馆主要是服务买卖蔬菜的人们，只有盖饭和面。妈妈没有问我想吃什么，直接给我点了一个红烧丸子盖饭，为自己点了一碗面条。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能清楚的记起那盘红烧丸子盖饭的味道，甚至能回忆起当时盘子里一共有9个丸子。妈妈的面是清汤面，寡淡无味，我默默的夹了几个丸子给妈妈放到碗中，一向只要有好吃的都说不爱吃的妈妈没有推辞，笑眯眯的吃了起来。
饭馆里人声鼎沸，喧闹和吵杂却无法涌到我和妈妈身边。我们安静的吃着，安静到整个世界只剩下了彼此。红烧丸子很小，小到一口一个；丸子很耐嚼，鲜美的汤汁浸在其中，时至今日偶尔想起，依旧是满口回甘。
回家的路上，妈妈推着自行车，我跟在后面扶着座位上的一大袋子菜叶，两个人慢慢的走着，前面绿柳依依，阳光正暖。
世上原本没有什么苦难，起码身在其中的人并没有什么感觉。只是有些故事到了别人的嘴里，就加工成了苦难。一句话的轮回，当真是变化万千。
家里的日子越过越好，曾令妈妈百般为难的“下馆子”再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父亲厌倦了应酬，只盼着着能够回家清清淡淡的吃上一口妈妈做的饭菜。妈妈为此经常和父亲拌嘴，说自己累了一天了，还得回去伺候他，不如在外面吃碗面拉倒。有时候两个人吵出了真火，会彼此对峙上半天。最后的结果永远是妈妈妥协，嘴里嘟嘟囔囔的、脚下不情愿的走进厨房，一会响亮亮的摔个盆，一会重重的给父亲放个碗。父亲得意洋洋的笑着，似乎在宣示着自己的胜利，惹得妈妈洗锅时还得再弄出点不满的声响。
我当时在外地上大学，每当我回家时，妈妈都会以此为借口不理睬父亲，拉着我和她出去下馆子。走之前妈妈故意大声说：“儿子，你知道不知道哪家饭馆的海鲜好吃？妈带你尝尝去。”我在一次信以为真后，对妈妈的海鲜大餐便再无信任可言。
妈妈说的爽快，一出门就变卦，回回都带我去吃一家牛肉面：“人家这牛肉面做的，牛肉那么大块，汤还好喝，比海鲜好吃多了。”看到我无可奈何的表情，妈妈会很慷慨的再点一盘棒棒鸡或者凉拌黄瓜当做补偿，然后小心翼翼的问我“这回够了吧？”
每次吃完面我和妈妈都是走着回家，美其名曰“消食”，实则是她舍不得打车钱。我常常调侃妈妈：“您咋越老越抠门？都快成财迷了。”妈妈一脸严肃的说：“你妈我不财迷没办法啊，有多少亲戚过的不如咱，万一哪天谁有啥事，咱就能帮别人一把呢。再说了，妈想攒钱给你买个车，以后你拉着妈出去转转，去尝尝外地的馆子，那多好。”
我等到了妈妈给我买的车，妈妈却没有等到我带着她出去转一转的那一天。
2015年，妈妈给我打电话说要做胆结石手术，需要我陪床。我向单位请好了假，匆匆赶回家。回家的路上，我心想着等妈妈做完手术，养好了身体，正好借此机会带着她出去旅旅游，一偿她多年的宿愿。
做手术需要提前入院，等到护士通知过午不许吃喝准备第二天手术时，妈妈说：“那我现在得吃点好的，要不明天手术没精神。”我知道妈妈不想吃医院的食堂，陪着妈妈有说有笑的溜出了病房，去了医院旁边的一家刀削面馆。
面馆里人很多，我和妈妈等了半天才找到一张靠墙的桌子，简单的要了两碗面一盘凉菜吃了起来。妈妈说他家面的味道不错，等做完手术好了以后，咱们再来吃一回。我一边下意识的答应着，一边看着手机里的旅行软件，为过些日子的出行规划着路线。
妈妈的手术很不顺利，大夫进行到一半时发现了肝内胆管癌转移病灶。短暂的慌乱过后，我和父亲带着妈妈踏上了寻医之路。我们没有和妈妈说明病情，妈妈也没有多问，在我们的搀扶下到了上海住院。遥远的行程并没有带来希望，住院治疗只是 为了花钱。
是的，只是为了花钱。当时的我和父亲，一门心思想要倾家荡产，来换取妈妈的一分钟，一秒钟，仿佛只有这样，才可以减轻我们内心的无助。
自我麻痹换不来虚假的明天。二十多天后，妈妈闹腾着要回家，她嫌上海太热，住着腻歪。我不愿意就此放弃，骗妈妈说医生让再多住几天。妈妈拉过我的手，柔柔的抚摸着我的脸，说：“你忘了，妈妈以前是医生。
妈妈什么都明白，只是我们不说，她也不说。
回去的飞机，我订的头等舱，妈妈没有反对，只是在下飞机时忿忿的和我说：“头等舱这么贵，饭咋这么难吃？等以后有时间了，你还陪妈去医院旁边那家面馆吃碗面，有汤有水的才吃得舒服。”我笑着点头，一转身，泪水不争气的挂满了脸。
答应和妈妈一起吃的面，终究成为了永久的遗憾。妈妈去世以后，每年我都会去那家刀削面馆吃上一碗面，每次都会坐那张靠墙的桌子，每一筷子面我都会细细咀嚼。在我的心里，妈妈就坐在对面，微笑着和我谈论家长里短，我静静的听着，好似面前有一道温柔坚毅的墙，为我阻挡着时间的洪流，把一切美好都留在了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