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政治最怕老百姓知道真相。所以,长此以往,老百姓除了交粮纳税外,对国家大事向来漠不关心。当时,一般老百姓并不了解维新派的主张,更无从体察他们救国救世的良苦用心。而维新派也从未将目光投向大字识不了几个的平头百姓,十分不接地气。
因此,人们对戊戌变法表现出惊人的冷漠和抵制。
这一场初衷即为富国强兵、为民谋利的变法运动,却在百姓中曲高和寡,应者寥寥,最后演变成无人喝彩的政治独角戏。在中国学者郑焱的笔下,维新运动是历次重大事件中留给民众印象最淡薄的:查一下湖南地方志,就可感到边远地区和农村并没有受到维新运动的波及。在维新运动搞得最红火的湖南,民众认为所谓维新还不如大风吹倒了民房重要,此地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1898年9月28日,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戊戌六君子”就义之日,京城万人空巷,围观民众水泄不通。可众多的阿Q们怀里揣着的却是蘸血的馒头。行刑过程中,围观的市民百姓纷纷指着六君子叫骂:“乱臣贼子,书生狂徒,割了他们的舌头!不好好读圣贤书,跑出来祸乱人心!”一些看热闹的等不及了,嚷嚷道:“快杀快杀,别磨磨蹭蹭!”
六君子殉难旧照
自从六君子被逮捕审判,许多此前与他们来往密切的京官都噤若寒蝉,多有避忌,就连他们的亲友故旧也深恐受株连,吓得多日闭门不出。
红墙内的慈禧太后笑了——她把这场喋血的表演安排在菜市口,就是要公开告诉人们,这六个家伙实在是罪不可赦,不杀无以平民愤。而大清子民们也欣然认同了这一判决,目睹了这惨烈的一幕后,他们默默地告诫自己乃至子孙:王法无情,谁要想冒犯大清的铁律天条,这些乱党的下场就摆在眼前。
谭嗣同被捕前慷慨吟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而可悲的是,他手中没有刀,没有任何武装力量。连他们死后尸体也无人敢来收殓,直到第二年才被送回故乡湖南浏阳,葬于城外石山之下。变法失败后逃至海外的康有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复生,不复生(谭嗣同字复生)也;有为,安有为哉?”
而在老百姓眼里,康党根本不值得半点同情,他们都是一群瞎折腾的白脸奸臣,正如维新派也将一般老百姓说成“愚民”“群盲”不可救药一样。戊戌政变发生后,与维新派走得很近的张荫桓也被捕入狱。由于英国公使的干涉,免死远戍新疆。在押解途中,围观的有数万人,都大声喊着“看大奸臣!”还有的人议论纷纷:“从这老头子的面相打扮看,富贵已极,为什么还不知足,竟然想做皇帝呢?”众人异口同声要求将他杀了省事。
在他们眼中,张荫桓就是康党,康党就是谋朝篡位想当皇帝的乱党狂徒。那时顽固派造谣“康有为进红丸,谋弑皇上”原属无稽之谈,却在城乡不胫而走,传得沸沸扬扬。甲午战败后,北京城里街谈巷议,痛骂李鸿章之余再加上康有为,同斥为“卖国奸贼”。八国联军破城入侵,居然有人传言亲见是康有为带领洋兵进来的!
维新派与一般民众的隔膜之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最后甚至成为一种敌意。“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也许还不如他们夕阳古柳下的一场评书有趣。可见这场维新运动遇到了一个多么复杂尴尬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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