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政治最怕老百姓知道真相。所以，长此以往，老百姓除了交粮纳税外，对国家大事向来漠不关心。当时，一般老百姓并不了解维新派的主张，更无从体察他们救国救世的良苦用心。而维新派也从未将目光投向大字识不了几个的平头百姓，十分不接地气。
因此，人们对戊戌变法表现出惊人的冷漠和抵制。
这一场初衷即为富国强兵、为民谋利的变法运动，却在百姓中曲高和寡，应者寥寥，最后演变成无人喝彩的政治独角戏。在中国学者郑焱的笔下，维新运动是历次重大事件中留给民众印象最淡薄的：查一下湖南地方志，就可感到边远地区和农村并没有受到维新运动的波及。在维新运动搞得最红火的湖南，民众认为所谓维新还不如大风吹倒了民房重要，此地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1898年9月28日，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戊戌六君子”就义之日，京城万人空巷，围观民众水泄不通。可众多的阿Q们怀里揣着的却是蘸血的馒头。行刑过程中，围观的市民百姓纷纷指着六君子叫骂：“乱臣贼子，书生狂徒，割了他们的舌头！不好好读圣贤书，跑出来祸乱人心！”一些看热闹的等不及了，嚷嚷道：“快杀快杀，别磨磨蹭蹭！”
六君子殉难旧照
自从六君子被逮捕审判，许多此前与他们来往密切的京官都噤若寒蝉，多有避忌，就连他们的亲友故旧也深恐受株连，吓得多日闭门不出。
红墙内的慈禧太后笑了——她把这场喋血的表演安排在菜市口，就是要公开告诉人们，这六个家伙实在是罪不可赦，不杀无以平民愤。而大清子民们也欣然认同了这一判决，目睹了这惨烈的一幕后，他们默默地告诫自己乃至子孙：王法无情，谁要想冒犯大清的铁律天条，这些乱党的下场就摆在眼前。
谭嗣同被捕前慷慨吟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而可悲的是，他手中没有刀，没有任何武装力量。连他们死后尸体也无人敢来收殓，直到第二年才被送回故乡湖南浏阳，葬于城外石山之下。变法失败后逃至海外的康有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复生，不复生（谭嗣同字复生）也；有为，安有为哉？”
而在老百姓眼里，康党根本不值得半点同情，他们都是一群瞎折腾的白脸奸臣，正如维新派也将一般老百姓说成“愚民”“群盲”不可救药一样。戊戌政变发生后，与维新派走得很近的张荫桓也被捕入狱。由于英国公使的干涉，免死远戍新疆。在押解途中，围观的有数万人，都大声喊着“看大奸臣！”还有的人议论纷纷：“从这老头子的面相打扮看，富贵已极，为什么还不知足，竟然想做皇帝呢？”众人异口同声要求将他杀了省事。
在他们眼中，张荫桓就是康党，康党就是谋朝篡位想当皇帝的乱党狂徒。那时顽固派造谣“康有为进红丸，谋弑皇上”原属无稽之谈，却在城乡不胫而走，传得沸沸扬扬。甲午战败后，北京城里街谈巷议，痛骂李鸿章之余再加上康有为，同斥为“卖国奸贼”。八国联军破城入侵，居然有人传言亲见是康有为带领洋兵进来的！
维新派与一般民众的隔膜之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最后甚至成为一种敌意。“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也许还不如他们夕阳古柳下的一场评书有趣。可见这场维新运动遇到了一个多么复杂尴尬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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