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瓦拉同志
雍正即位之初帝位并不稳固，朝廷内外、明里暗里反对他的人很多，其中就民间而论，便出现过一桩轰动全国的“曾静谋逆案”。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及朝廷的处理意见，都被编入一本名为《大义觉迷录》的书中，由雍正帝下令在全国颁行，意在警示臣民、以惩效尤。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该案的主犯曾静却被雍正帝免罪释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曾静是个迂腐儒生，每天只知空谈阔论
曾静是湖南省永兴县的一名教书匠，生性迂腐、不切实际，喜欢谈论宋明理学，对程颐、朱熹等人推崇备至，同时还有强烈而混乱的反清复明思想。从曾静的成长环境和思想来分析，他不过是一个生活在山野乡间、不通世务的腐儒、书呆子，每日里只知高谈阔论，根本就没有经世济用的本领。
曾静当年在靖州府应试时，曾拜读过名士吕留良所做的文章，对其中的“夷夏之防”等观点极为认同。为更深入地了解吕留良的学说，曾静便派门生张熙赶往浙江，到吕家去访求书籍。当时吕留良已经病逝，所以其子吕毅中便将乃父遗书全部赠予张熙。曾静得到吕留良的遗书后，便将其核心观点吸收、总结起来，汇集成一本名为《知新录》的小册子。
“曾静案”的全部情况载于《大义觉迷录》
在《知新录》中，曾静以沉痛的笔调写到：“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翻复”，暗指满清入关后正统断绝，中原实际上已被外族占据。为恢复中华正统，光复汉人山河，曾静又高举“夷夏之防”的旗帜，大声疾呼“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言辞不可谓不悲壮、尖锐。
然而曾静毕竟是腐儒，虽然在民族大义上立场坚定，但空怀满腔热血，对于如何解决困境却束手无策，最终冥思苦想出来的办法，竟然是派人联络雍正帝的心腹、四川总督岳钟琪，劝说他举兵反清。曾静之所以敢这样做，无非是出于两点考虑：
其一，当时雍正帝即位不久，在圈禁当年的“死对头”胤禩的同时，将其同党贬谪广西，而这帮人在路过湖南时，便到处散播雍正帝弑父篡位的谣言，一时间舆论纷纷、暗流涌动，即使连僻处永兴的曾静也有所耳闻。曾静听到这个传言后，认为清朝的天命已尽，天下民心思变，实在是“反清复明”绝佳良机。
四川总督岳钟琪
其二，曾静得知岳钟琪乃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之后，而满清又是女真人所建，从理论上来讲应该有不共戴天之仇。再加上曾静听闻岳钟琪手握重兵，但却不被雍正帝信任，正处于深自危疑的状态中，若此时鼓动他反清，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正是考虑到这两点，曾静便派张熙到成都给岳钟琪投书，力劝他反清。没想到岳钟琪根本就没有反清的志向，立刻将此事具折上奏，同时又逮捕曾静、张熙，一并押往京师受审。正所谓“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曾静还没怎么受刑，便将谋逆行动的前因后果和盘托出，丝毫不敢有任何的隐瞒，时在雍正六年（1728年）。
雍正帝将曾静免罪释放，并下令不许追究
按照《大清律例》，“谋逆”属于十恶不赦的重罪，理应遭受凌迟极刑，并被夷灭三族。然而令人大感意外的是，雍正帝非但没有处决曾静、张熙，反而以二人乃“乡曲迂妄之辈，不足为大患”（见《大义觉迷录》）为由，将他们免罪释放，并且颁布上谕，后世子孙不得再追究此事，亦不能诛杀二人。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九，谕刑部。曾静、张熙，悖乱凶顽，大逆不道。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圣度如天，以其谤议，止及圣躬，贷其殊死。并有“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的谕旨。引文同上。
按照雍正帝的解释，他这样做有不得已的苦衷，原来岳钟琪曾假意答应跟张熙合作，并与他结盟立誓，由此才从他口中套出曾静这个主谋。如今若将曾静、张熙处死，恐怕会让岳钟琪背负“背信弃义”的骂名，进而遭到天谴。雍正帝不想辜负岳钟琪，才决定将曾、张二人无罪释放。
乾隆帝刚上台便将曾静凌迟处死
不管这种说辞是否合理，总之在整个雍正朝，曾、张二人的确没有再被追究，安安稳稳地又存活了七年时间。然而等到雍正帝驾崩、乾隆帝刚一即位，形势便发生突变，曾、张二人被重新逮捕入狱，并以“诽谤先帝”的罪名被凌迟处死，时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冬（相关情况见《大义觉迷录》）。
史料来源：《清史稿》、《大义觉迷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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