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山茶会图，明代， 文徵明作 ，纵21.9cm，横67cm
什么是玄学
文：吴怡 节选自：《中国哲学史》
汉代的四百多年间，虽然思想的发展，有四层转折，但就整个学术上的表现来说，是以儒家的经学为主。可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却由训诂注疏的经学转变为虚无空灵的玄学。
玄学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学术上的特色。玄学是以《周易》《老子》《庄子》的所谓“三玄”为主，做形而上思想方面的探讨。
以玄学两字来看，这个“玄”字，在先秦儒家经典中，根本没有哲学的地位。如《论语》中仅出现了两次：“羔裘玄冠不以吊。”(《乡党》)“敢用玄牡。”(《尧曰》）《孟子》中也只出现两次：“篚厥玄黄……其君子实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滕文公下》)这些都是指的赤黑色，而没有哲学的意义。
可是在道家的书中，这个玄字的地位非常重要，如《老子》屡言“玄之又玄”“玄妙微通”,《庄子》则屡言“玄天”“玄德”“玄圣”“玄同”“玄冥”“玄古”“玄珠”。所以就先秦儒家的基本精神来说，儒家是不谈玄的，这个玄字乃是道家的术语。
到了汉代的儒家，由于掺入了道家和阴阳五行的思想，才离开了儒家的平实面，而走入玄思之途。如扬雄在《太玄赋》中便说：“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
不过汉代学者的玄，和魏晋学者的所谓玄学不同。汉代学者只是因为他们把《易经》和阴阳五行混合起来，谈宇宙人生变化的天道，由于这一套学问越出了孔孟的为学方向，所以他们称之为玄，以表示玄远的意思。至于魏晋的玄学却是把《易经》和老庄的思想混合，而就本体上作玄妙之谈。玄而称为一种学，也是魏晋时期特有的术语，如《晋书·陆云传》中便说他：“初无玄学。”
魏晋学者在玄学方面的表现，都是就三玄来作注和论。譬如在注的方面，有王弼的《周易(六十四卦)注》(《系辞》为韩康伯所注)、《老子注》，向秀和郭象的《庄子注》。在论的方面，有钟会的《易无互体论》(已亡佚)，阮籍的《通易论》《通老论》《达庄论》，何晏的《老子道德二论》(已亡佚)，孙盛的《易象妙于见形论》(已亡佚)《老聃非大贤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殷浩的《易象论》(残缺)，王坦之的《废庄谕》(已亡佚)，裴的《崇有论》，支遁的《逍遥论》(残缺)等，这些可说是魏晋学者在玄学方面主要的作品。
再就清谈来说，本是指一种优雅而不落现实的谈论。当然这种谈论并不限于魏晋。但这一名词的运用，却是因谈玄而起。也就是说清谈和玄学是不可分的。清谈的内容都是掇拾玄学上的一些玄理，如《世说新语·文学篇》上所说:
旧云王丞相(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
这种纯理的谈论，有时是两人的促膝而谈，有时是集体参加，有裁判，而且是互换主题的辩论会。谈论的地方，不限于书房、客厅，甚至在宴席上、寺庙内。参加的人物，不限于学者、名士，甚至政府官员、寺庙僧侣。可见这种清谈在当时的风靡一代。
我们把玄学限于魏晋，把玄学和清谈结合，这是为了对魏晋玄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因为现代有许多学者，往往把玄学解作哲学，如熊十力在所著《新唯识论》中便自称其学为玄学，而当时的科学与玄学的笔战，也把中国的哲学当作玄学。
还有些学者把玄学当作形而上学，这都是不甚妥贴的。我们可以称儒家、道家和佛家的思想为哲学，但却不能称之为儒家、道家和佛家的玄学；我们也可以称儒家的道学为形而上学，但绝不能称它为儒家的玄学；我们也可以称佛家的性体思想为佛家的形而上学，但不能称之为佛家的玄学。甚至老子和庄子的思想都有这个玄味十足的玄字，如果我们说老子和庄子的形上思想，那是就老子和庄子思想本身来说的；如果我们说老子和庄子的玄学，那便不是老子和庄子本身的思想，而是指魏晋学者对老子和庄子思想的研究了。
为什么如此，因为一扣上了玄学两字，便意味着和现实人生离得远远的那种感觉。事实上，总使人联想到魏晋学者们所醉心的那套学问。所以我们把玄学限于魏晋，把玄学和清谈结合。这是还玄学一个本来面目。这就像我们可以称宋明的儒学为理学，但却不能把理学两字，用之于先秦的儒家。
金陵图，清代, 清乾隆执政晚期先后命宫廷画师谢遂、杨大章、冯宁仿绘宋院本《金陵图》
玄学思想形成的原因
1.政治社会的不安
自汉末以来，由于政治纷乱，民生痛苦带来了种种问题。
譬如：一方面，由于汉末宦官的专权，军阀的割据，而致董卓、曹操举兵，三国形成。接着是司马炎篡位，贾后之乱，八王之乱，加以北方胡族入侵，怀愍二帝被俘，西晋亡。最后王敦、桓玄造反，东晋亡。这是一连串的政治纷争，也是一连串的大屠杀。
另一方面，汉末以来，官商勾结，土地私有，货币贬值，再加上战乱频仍，使得农民暴动时起。桓帝时，有陈留、李坚称帝，太山、公孙举进兵青、徐、兖三州，以及各地的农民时起暴动。到了灵帝，各地方的势力，合成了黄巾之乱，使得社会陷于一片混乱。到了魏晋，再加上饥荒、瘟疫，使得民不聊生。据统计从汉桓帝永寿三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的一百二十年间，中国人口由五千六百多万减少到一千六百多万。由此可见社会凄惨的情形了。
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环境下，学术自然无法正常的发展。
东汉宦官得势，如单超、侯览、曹节、张让等，都位列公侯，无所不为。
读书人起来反抗，而形成了党锢之祸。桓帝延熹九年，灵帝建宁二年的两次党祸，前后共杀了知识分子九百多人，更株连到他们的亲戚朋友，不知其数。这是继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之后，大规模的公开杀害知识分子。使得当时的郭泰、袁闳、申屠蟠之流都远遁山林，而被誉为高士。到了魏晋时期，军阀当权，更有意地推残知识分子，如孔融、杨修、丁仪、丁，死于魏；何晏、邓飏、李丰、夏候玄、许充、嵇康、吕安、钟会、邓艾等为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一家所杀；裴、张华、欧阳建、潘岳等为赵王伦所杀；陆机、陆云等为成都王所杀。这是军阀动辄杀害知识分子的一面。
另一面，曹操更有意的破坏读书人的气节。他曾颁布了一封《求贤令》说：
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三国志·魏书·武帝》)
像这种公开标榜唯才是举，而不管“盗嫂受金”的污行，可说是对知识分子人格的一大侮辱，所以当时有气节的人士只有苟全性命而避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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