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祖籍江西吉安，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毕业，历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美国欧亚大学校长等职。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中兴文艺奖、杰出研究奖等。有文史哲宗教艺术著作八十余种。2004年起，讲学于大陆各处。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龚鹏程先生博客：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27360493_0_1.html；）
一、儒医的兴起
坊间贩说中医及养生的机构与图书，不胜枚举；可是真能明白中医内部义理分歧者，又有多少呢？还有许多人谈到中医，就认为是以老庄道家思想为主的。不晓得中医史乃是由巫医到道医、再到儒医的过程。宋代以后，儒医已成主流正宗。故所谓中医养生，大抵即是儒家养生理论的一部份运用。
宋朝以后，医生以「儒门事亲」自附于儒林，对于鬼神致疾说大肆批评（如《儒门事亲》卷一云：「疟之甚者，则归之怪崇，岂不大可笑耶？《内经》谓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何世俗之愚而难化耶？」），也指责方士「谬说鬼疾，妄求符籙，神祷辟匿，法外旁寻，以致病人迁延危殆」。道林养性之说，概不叙及；按摩、调气、服食、存思等法，亦极少采用了。
元朝的朱震亨撰《格致余论》，自序更说：「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故名其篇曰格致余论，未知其果是否耶？」虽推源于古人，语意上却看得出是自立新说，故又云：「《素问》载道之书也，词简而义深。去古渐远，衍文错简，仍或有之，故非吾儒不能读」。句句扣紧儒家，将医道纳入儒者事业中来。
其《格致余论》开宗明义，仿孙思邈《千金要方》，先谈养性之要，但将道门养性之理论，转为儒家的去嗜欲、收放心：
传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余每思之，男女之欲，所关甚大；饮食之次，于身尤切。世之沦胥陷溺于其中者，盖不少矣。茍志于道，必先于此究心焉。因作饮食、色欲二箴。
这两篇箴文，与稍后的〈养老论〉〈慈幼论〉，把医术和儒家的伦理观完全结合起来了。其书及《丹溪心法》也都全然不用禁咒、存思、服气、辟榖、符籙诸说。影响所及，几夺道医之席。明成化年间程敏政替其《丹溪心法》作序，竟说：「医之先，谓出神农黄帝，儒者多不以为然」，对医的传统，儒者几乎要重新构造了。
到了《四库提要》，遂把医家与神仙家的关系断然切开，说：「汉志，『医经』『经方』二家后有『房中』『神仙』二家，后人误读为一，故服饵导引，歧涂颇杂，今悉删除」。
中国古无医学史，《四库提要》可视为第一部医籍史论或医学史论。且它以儒学发展史来架构医学史，对后人影响甚大，儒医遂为正宗矣！
二、儒医的特点及其批判性
儒医始称于宋代。《宋会要辑稿》言：“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
这段话讲的是：宋代设立了特定的教育机构——医学，体制完全仿照太学。徽宗还让医学脱离专管宗庙礼乐的太常寺，转隶于国子监，使医学纳入儒学教育体系。并且按等级任命医官。有六个品级，十九阶具体官职，最高为翰林医官，相当于五品大夫，所以后世称医生为大夫。
当时受“格物致知”学风的影响，不少儒者也将医学作为格致的对象，如王安石即自称：“……，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谈。”金元四大家之一朱丹溪的医着《格致余论》中更畅言：「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
儒医有何特点呢？首先，他们强调医生自己要具有儒家的气质和风范。名医都以儒家“仁义”观自期，具有“上医医国”、“仁民爱物”、“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价值取向，构成了独特的儒医现象，所谓仁心仁术。
其次，儒医把儒家心性修养理论和医术完全结合，认为病人若想要治好，不能只从生理上去治，更要注意心性修养问题。其理论对当代心身疾病的研究具有两个方面的价值；一、从人类心身疾病的研究角度看，儒医理论的研究范式补充了西方心身疾病研究的某些空白，使人类心身疾病研究更加全面。二、从中国人身心疾病的研究角度讲，儒医理论能够更多的揭示中国人心身疾病的发病原因、特点和解除途径。
三，儒生的大本领是搜集、整理、考证古籍，竞相著书。宋代于1057年成立校正医书局，校订《素问》等医籍。儒士论医亦多有高见，常把临证体会、读书心得、医闻轶事等，以散文形式写成医话，或以歌赋形式教授学子。最早见于五代人高阳生所着的《王叔和脉诀》，自宋代周守忠以四言诗着《历代名医蒙术》以后，医学歌赋蜂起：著名的如明代龚延贤的《药性歌括四百味》、明代李时珍的《濒湖脉学》、清代汪昂的《汤头歌诀》和陈修园的《医学三字经》等。
此外，专从医学角度说，儒医也对汉魏南北朝以来的医学传统（主要是道医的传统）发出了具体挑战。
在苏东坡当时，就曾针对医家废学《难经》之风批评道：“《难经》可废，非愚蠢无知则狂而已。《难经》不学，岂不误哉!”可见那时已有人对《难经》不满了。东坡对此风气不已为然，可实际上后来此风并未消歇，儒医不断挑战着《难经》《素问》的权威。
这里可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明代浙江慈溪人赵继宗，着有《儒医精要》。此书在中土已然亡佚，仅存于日本。其书凡三十三篇，包括论王叔和左关左尺与三焦及命门属火之误、论王叔和十二经脉之有差、论诊脉专主王叔和脉诀分各脏与左右手歌诀之误、论诊脉有先后、男女之脉不同、论伤寒不必传经、论伤寒吐汗下三法之误、论伤寒称四时之误、论世人言痰火之误、论痰为诸病之误、论狂病为痰之误、论补阴之误、论用药不宜执方、识汤液与集要不可者三、论药有不宜火制者等。
从其篇名多用“论……之误”即可看出该书多攻击前人论说。为此，九年之后问世的俞弁《续医说》对其进行了严厉批判：「余近见赵继宗《儒医精要》一书，一驳丹溪专欲补阴以并阳，是谓逆阴阳之常经，决无补阴之理。二辩王叔和命门属火之误。三辩张仲景伤寒无汗吐下法。四辩张洁古无中暑中热之分。五辩中风无火气湿三者之论。六辩十二经之脉差缪。赵公偏执己见，妄立邪说以欺人，乖悖经旨，得罪于名教多矣，噫！仲景叔和，医之圣也，百世之师也。继宗何人，而敢轻议如此。多见其不知量也」。
大约因赵氏的著作不断受到这类批判，所以后来未再复刻，不久便散佚了。可是类似赵氏这样的儒医其实还是不绝于途的，例如我看过一篇〈《章太炎论医集》谬论举隅〉就大骂：
章氏乃民国一代学术之伟人也。其学问之高、影响之远，非鄙人所敢妄议。然医学一道，彼虽自诩第一，以吾观之，尚门外汉也。而彼之自以为高明，开近百年中医西化之风，否定《内经》，不求本源，而欲求实效求创新，自误误人，不容不辨。
这是因为章氏认定中医十二经脉、奇经八脉之说都是解剖学未精时的产物。包括他论针灸，也主张它不是依据经脉理论来的。
章先生还反对五行与五脏的配属，说：「五行之说，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及附之六气，肝为厥阴风木、心为少阴君火、脾为太阴湿土，犹无异也。肺亦太阴湿土、肾亦少阴君火，则与为金为、为水者殊，已自相乖角矣。五经异义，今文《尚书》欧阳说：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肾，水也。古《尚书》说：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肾，水也。……然则分配五行，本非诊治的术，故随其类似，悉可比附，就在二家成说以外，别为比附，亦未必不能通也。今人拘滞一义，辗转推演于藏象病候，若皆言之成理，实则了无所当，是亦可以已矣。」
章太炎自谓不取《灵枢》《素问》，仅重视张仲景《伤寒论》，所以其立论如此。
而如此立论，对那个由《灵枢》《素问》而来的传统，可谓一笔抹杀了，简直比赵继宗走得还远。论者都说这是章先生受了西医的影响，其实不然，章先生只是用儒医眼光去批判地看待《灵枢》《素问》所显示的道医体系罢了，他所推崇的张仲景，一般就推为儒医之祖。儒家是不谈神农黄帝的。
三、儒门异彩：中日医学交流
章太炎对道医传统的攻击，我认为还可能与他留学日本的经历有关，受到日本儒医的影响。
儒医不只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特点，而且深刻影响日本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关于儒医的文化现象，日本人早有《日本儒医研究》(1943年，安西安周着)、《幕末防长儒医の研究》(2006，亀田一邦着)等专著，但尚未见过有关此一问题之讨论，所以我姑妄言之。
日本吸收中国医学甚早。早期以佛教僧人为医疗主力，公元984年(平安时代中期),宫廷的医生丹波康赖依据中囯医理论和处方写出了存世的最古的医书《医心方》后情况才逐渐改变。他也因此被称为日本医学的鼻祖。其书计本草及用药各1卷，俞穴及针灸疗法1卷、内科9卷、外科及皮肤病6卷、五官科1卷、妇产科4卷、小儿科1卷、服石2卷、养生3卷、食疗2卷。全书以《诸病源候论》立论，引证晋、隋、唐三代的方书共百余部。
这当然是受中国影响的。但书名《医心方》，强调医病重在医心，可说直探儒医精髓，时代甚至比中国同类的书都还要早。
其后日本医学，一般认为可分为以田代三喜（1465～1537)曲直濑道三（1507～1594）为代表的后世派(称为后世学派，是指他们尊崇中国金元四大家学说，受朱丹溪的影响尤深)；贬斥《内经》、《难经》乃至金元医学，独尊汉代张仲景《伤寒论》为主的“古方派”；既用古方，又用后世方的“折衷派”；以多元孝等人为主的考证学派等。
后世派形成于15世纪末期。田代三喜对金元四大家中'攻邪派'的刘完素与张子不以为然，独崇李朱。以至到今天，日本在生产及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汉方制剂，大多数仍偏向滋补、和解的温和性处方。
这国时期，也是日本宗教和医学日益分离的阶段。佛教支配政治的局面萎缩，由儒教的取而代之。
古方派则是以中国汉代张仲景《伤寒论》为主，反对宋明医学与《内经》、《难经》之说，强调临证实践的。代表人物是永田德本、吉益东洞等。
此派的特色是摒弃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脉诊等中医基础理论，强调临床实证。其所谓'独尊张仲景'，亦不过主张临证时多使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方剂罢了。以致批评者谓其把已成体系的中医学退回到《内经》之前的经验医学中去。
折衷派的代表人物不详，仅知是介于上述两派之间，既主张遵奉古代经典医理，也重视使用宋、元以后的新方。明治时期又产生了兰（西医）汉折衷派，其代表人物为名医华冈青州、山胁东泮、中神琴溪等。
考证派的代表是多元孝，致力于对古典医学进行训诂考证。多元孝以后，多纪元胤收集了历代中医书籍三千余种，编成《医籍考》。刊发于公元1831年。对中医文献学有绝大贡献。
此外亦有井上金峨、吉田篁墩等的考证学。折衷派的一部分人受其影响，通过多纪元惪、目黑道琢，形成了以文献学为中心的医学考证派。
一般认为上述各流派，是分别受到儒学复古、折衷及清代考证学风影响而形成的。海保渔村为森立之等编撰的《经籍访古志》所写序言，更将考证学从儒到医的扩展过程，描述得再清楚不过了：
读书必先剖析其书之渊源，择其最古且善者而从之，然后六艺经传以至百氏，始可得而诵习焉。不然则书之流传既久，彼此乖异之不定，而何由能求古人之意？于言语文字之间而莫所失乎？此汉儒校雠之学所以涉万世而不可废也。
另外，喜多村直宽《金匮玉函要略方论疏义·自序》也说：
医道与儒道通。医之《素》《难》，则儒之六经；医之仲景，则儒之四子也。六经不研训诂，无由以得其解；四子不究义理，乃不能求其旨。然义理之与训诂非敢分镳异途者，唯各有所主而遂不以此易彼也。而世之攻汉学者，斥义理为支离学；宋儒者訾训诂为刍狗胥，均失之。此余平日所持论也。故愚于《素》、《灵》、《难经》端治训诂，而注仲景书，所以特效颦宋儒矣。
喜多村直宽的意思是说治《素问》《灵枢》《难经》等主要是用考据法，论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就还要兼采宋儒之法，发挥其义理。这显示日本人重视张氏之书在《素问》等等之上。事实上，考证派主要的考证对象也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当时医家与儒生都有尊古及注重考证的共性，但他们并非凡古皆尊，因为更早的医书如《黄帝内经》《灵枢》《难经》等就远没有《伤寒杂病论》这么受青睐。
考证派的方法来自清儒，他们与清儒也颇有交往。著名的例子是森立之（1807—1885）。
半儒半医的森立之，既有《尔雅正名录》《说文温知录补遗》《左传考注》一类儒学考据之作，同时又是一位全科医生。还做过《神农本草经》的辑复、和涩江抽斋等共同编撰的《经籍访古志》等事。参与《经籍访古志》编撰的大多也是医生，所以对医书特别关注。其附言自称：“从来著录家于医书多略，而是编比他家殊详者，我邦所传医籍最称繁富”，殆非虚语。
明治十四年（1881）我国学者杨守敬拜访森立之，两人有长达十八个月的笔谈交流。
章太炎去日本比杨守敬稍晚。他在杭州时曾师从俞曲园。曲园先生即撰有《内经辨言》，因此章氏可能此时已关注到了医学问题。苏报案后，避难日本。1910年，章太炎在日本发表了他第一篇医学论文：《医术平议》；并搜集宋明医学精本、古代验方，进行归类、分析和考证，编为《手写古医方》。可见他正式研究医学乃是东渡以后之事。
后来他考证《礼记?郊特牲》时亦引用了日本医俗来做说明。其医论，最明显的特征，如文字释诂、考校医经、辨伪、校勘等等，更是绝似日本考证学派。独重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摒弃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脉诊等理论；不重《素问》《灵枢》，则近于日本古方派。
1925年前后，中西医争论趋于炽热，颇有人主张废除中医。太炎不赞成废中医，但认为中医确有问题：「中间历受劫难，一为阴阳家言，掺入五行之说，是为一劫；次为道教，掺入仙方丹药，又一劫」。似乎仍表明了儒医反巫医、反道医的立场，然而其受日本儒医之影响，却也不可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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