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芝桂：走丢了的母校
走丢了的母校
一
早已记不清当年是否有过约定。我们在同一个秋天，从同一个山村小学出发。走着，走着，某天不经意间回头，我们才猛然发现，有些人早已不知何时消失在了茫茫人流，遍寻不见；更有个别人，在某个阴冷的暗夜或寂静的清晨，独自走进了黄土，走向了另一个世界。
多少年了，不管我们衣着光鲜，还是灰头土脸，无论阴雨连绵，或是阳光刺眼，它就一直在那站着，望着，面无表情，默默无言。操场边的苦楝树，早就高过了校舍的屋檐。曾经空旷的校舍周边，早就被一栋栋崭新的村舍遮掩。
一个醉酒的秋天，我跌跌撞撞地摸进了校园。圳头小学，这个我们当年出发的地点。秋蝉的叫声，依然如当年那么张扬。破损的门窗，似乎仍是当年那个模样。
校舍仍在，学校的招牌已不见。教室仍在，活泼可爱的学生们却不在。此时，本应响起的朗朗书声，已被院子里闲庭信步的公鸡母鸡和追追打打的大狗小狗那示威似的嘶鸣与狂吠所替代。
虽然，我有些不太愿意相信自己醉意的眼睛，但酒醉心明，我不得不意识到，走着，走着，我们的母校不知什么时候也走丢了。
二
圳头小学是一所村办小学。我的父亲，我的叔伯，我的表哥表姐，以及村里的河猫阿狗们，都曾是里面的学生。
我们村是一个大村，也是一个老村。它位于莲花县南岭乡的西南部，紧邻319国道，早在明代就有人在此开基定居，并有僧人在村后头的上品山建立庵庙弘扬佛法，迄今已有600余年的村史。
说是一个村庄，其实并不准确，圳头村是个行政村（生产大队），它有十二个村小组（生产队）。从自然村的角度划分，肯定不止12个村庄，这些或大或小的村庄，十分的分散，如山口、上品山、桥岭、肖家、井边（井沿）、广收（广市）、王塘（黄塘）、对港（对降）、岸上、下降山、降天等等。有些，我都弄不清具体名称。村中各姓杂居，互通婚姻。我奶奶的娘家就是岸上的肖家，而我母亲则是圳头的尹家。从人口数量来讲，尹、肖、刘、贺是大姓，彭、张、江、周、樊等是小姓，而我们姓李的最少，只有两户人家。
一村多姓，杂音多，烦事多，从小到大，村中因为争山争田争土争水，纠纷不断，吵口打架之场景时时上演，自然村与自然村之间，村小组与村小组之间，一姓与另一姓之间，邻居与邻居之间，甚而兄弟与兄弟之间。
不管大人们之间是否曾经脸红脖子粗或头破血流，但村中就这么一所小学，校园里总体而言还是平静的。虽说，平时也常有学生相互打得鼻血直流，但绝大多数同学之间的战争，却并不是因为父辈之间的恩怨。
三
走进学校，犹如牛拴鼻绳，画地为牢。
许多同学坐在教室里，似乎并不是奔着读书本身而来。有些是被父母押送而来，有些则是来凑个热闹，身边年龄相仿的玩伴都去读书了，一个人玩多无聊呀。如此，有些人往往一个学期还没结束，课本就已经今天一页明天一张，全折成纸包给输掉了。考试时，各个年级考零蛋的，2分或10分的，似乎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至于一年级就读个三五年，出现兄弟同桌、叔侄同学的，似乎也没什么稀奇的。
我其实也是在母亲的哄骗和父亲的威逼下，一步三回头，一把鼻涕一把泪，进的教室门。
但等我真正坐在了课桌前，我才发觉学校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虽说留堂饿饭的事情时常发生，但毕竟我们在教室外呆的时间与在教室里坐的时间相差无几。
假日多是我们学校的一大特点，也是我们学校的可爱之处。除了寒暑假，国家法定假，以及正常的一天半周末休息，还有许多意料不到的假日，丰富着我们的校园生活。
“农忙假”，一年至少三次，每次约一个星期，有时也会延长至两个星期。割早稻时一次，收晚稻时一次，摘木梓时一次。当然，“农忙假”名义上是回家帮助父母搞收割和采摘，但老师们在宣布放假时，往往还会重点强调另一项任务，那就是返校时要根据不同年级上缴不同数量的稻穗或木梓。这是有硬性指标的，超额有奖，完不成严肃批评。许多同学为了得到学校奖励的一支笔或一本笔记本，不惜铤而走险在父母的眼皮底下，从家中偷稻谷与木梓。我自己每次几乎都要死皮赖脸地跟在母亲身后哀求，才能完成任务。母亲十分的精明，我自然也就从不敢抱什么获奖的奢望。
劳动课往往也有放假的希望。比如，学校砌围墙、整操场什么的，同学们上午从小河道里往学校挑完沙抬完石头，下午便可休假半天。再比如，学校食堂的煤烧完了，同学们上午到山里村办小煤窑挑完煤，下午往往也能放假半天。
平时，老师家里临时有什么应急的农活，或者突然要去某个重要的亲戚朋友家吃个宴席什么的，常常也会顺带给我们一个惊喜——放假半天或一天。而每次碰到这样的机会，我们很多同学都会忍不住欢呼雀跃一番。
四
贺水仔老师刚转身板书，周四乃突然毫无征兆地倒在了课桌底下，口吐白沫，四肢抽搐。
我们一下子愣住了，个别女同学更是吓得哇哇大叫。贺水仔老师猛回头，奔下讲台，却也手足无措。倒是周四乃的弟弟兼同桌周五乃显得十分的镇定：“不要怕，没事，过一下就好了！”
真奇了，也就短短几分钟，周四乃便从地上自己爬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土，朝我们笑了笑，重新坐回凳子上，翻开了课本。
此后，每隔几天，周四乃便要如此来上几分钟。几次过后，我们便习惯了，有时甚至连老师讲课都不会因此而中断的。
然而，有一个学期都开学好久了，我们却一直没有看到周四乃的身影。我们中有人便向他弟弟周五乃打听。周五乃只淡淡地吐了三个字：“他走了。”
走了？去哪儿了？我们不解。课间，周五乃的邻居张芳清同学悄悄告诉我们：“走了，就是死了！”
这次，我们没有起哄，教室里莫名地安静了好几天。我好几次望着周四乃走后的空座位，眼睛潮潮的。
张芳清与周五乃是上品山“羊屎庵”（老山）的邻居。张芳清的爷爷是湖南人，据张芳清讲，他爷爷懂茅山道术，会识草药。张芳清曾带着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去他家后山寻过草药，且让我们看过他爷爷珍藏的画符古书。这无疑增添了他们一家人的神秘感，甚而对张芳清，我也有了一种敬畏，生怕不小心得罪了他，他会在我身上画点符什么的。
张芳清其实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尽管有段时间，他十分的沉闷。他父亲在一个小煤窑作师傅，吃苦耐劳远近闻名。只是，有一天，他父亲如往日般又一次钻进小煤窑后，却没有如往日般再出来。
张芳清后来也考上了乡中学南岭中学，但他好像初中未毕业就南下广东打工，我们也就失去了联系。
若干年后，在乡邻们的一次闲聊中，我偶尔获悉，张芳清在广东打工期间，因为一次与人发生争执，竞被对方活活打死了。
那天，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几乎一夜未眠，每回都是刚入睡又被噩梦惊醒。
五
我们村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出现在尹晓武家。
尹晓武长得白白净净，说话细声细气，与我们这些黑皮肤粗嗓门很是不同。而且，这家伙成绩又好，深得老师们的宠爱。但我们在教室外的活动，一般也不屑于捎上他。但自从他家里有了电视机以后，我们便经常主动邀请他参加，讨好的意图很明显。他爸是我们村里的支书，村里许多大人去他家都有些缩手缩脚。
这是个香港武打剧风迷的年代，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大家如醉如痴。《霍元甲》、《陈真》、《霍东阁》、《再向虎山行》等，一部接着一部。
电视剧一般每天只演1-2集，吊着我们的胃口。每天，我们放学后匆匆扒拉几口饭，便早早地来到尹晓武家。因为是同学的关系，尹晓武往往早早地就为你们留好了位置。我们坐在那，激动地回忆、讨论着昨天的情节，猜想、议论着今天的故事，紧张地盯着电视，连“两面针牙膏”的广告都看得津津有味。
因为受了武打剧的影响，我们班的尹三兔、尹水龙、尹金福领着一伙村里的小孩子，每日里偷偷摸摸地模仿着剧中的招式，练蹲马步、打沙包、对打。你还别不相信，只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的力气便似乎增长了不少，尤其是尹三兔，几乎打遍全班无敌手。
而尹金福则好像成熟了很多。有天他居然偷偷地对我讲，他喜欢上了我的表姐肖晚珍。我当时便吓了一跳。虽说嘴上不好说什么，但心里却在想，那是我表姐，要喜欢也应该是我先喜欢才对。
六
尹军华的妈妈王冬秀是我们一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
王冬秀老师急了是会骂人的，我们都有些怕她。但我们私下却叫尹军华为“军阀”，其实他一点也没有电视里军阀们的胆量与勇气。他看到他妈妈，腿就会不由自主地有些抖，头更是低得有些不忍直视。尹军华是班里被他妈妈骂得最多的人，常常被骂得眼泪汪汪。
虽然，我们都知道尹军华最怕他妈妈，但我们仍然希望他能演好一个卧底的角色。我们甚至承诺，只要他及时提供点他妈妈的信息和动态，我们买了糖或花生，一定给他留一份。
只是，尹军华提供的情报有真有假。有次，他神神秘秘地告诉我们，他偷看到了他妈妈出好的单元测试卷，并将题目抄给了我们。我们如获至宝，狂喜不已。但等到试卷发下来，我们却一个个全傻眼了，他抄给我们的题目，试卷上一个也没有。当然，他每次告知我们，他妈妈明天要去哪里哪里走亲戚做客了，这类信息往往还是十分的灵验。
遗憾的是，王冬秀老师虽说也时不时要走个亲戚什么的，但她却极少让我们自由活动，每次总要事先与数学老师调好课，让我们空欢喜一场。
刘铁梅与彭根山真的做到了，老师在与不在，一个样。我们在教室里哪怕闹翻了天，他俩都能在座位上纹丝不动，埋头看书做题。班上的第一名与第二名基本上都是他俩轮换着来，偶尔尹晓武也能冲进去。
多年后，我听尹福先讲，刘铁梅上初中时，她父亲因病过世了，由于家中弟妹多，她便辍学去广东打工去了。
而彭根山，我读高中时，有次暑假回村，在肖家渠上竟然与他不期而遇。他当时挎着一只竹篮，里面装着矿灯、矿帽、毛巾等。我问他去哪，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去老山冲里的小煤窑上班。我很是诧异，但两人只是粗粗地寒喧了两句，并未深谈与细问。
七
天黑透了，数学老师似乎仍然没有放我们走的意思。
数学老师周忠瑞，我表哥，平时大家私下里都叫他“崽拉俚”。因为他姐夫、我表姐夫贺水仔老师的推荐，他才做了我们的数学代课老师。
这天下午，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捉到我们全班所有人一个一个背乘法口诀表。结果，除了刘铁梅、彭根山、尹晓武三个早早地走了，我们留下来的人，没一个能一次背完整。
天黑了，肚子也饿了，尹狗仔突然哭起来了。这哭声很及时，很到位，也很震撼。我们一下子蒙了，全停下来望着他。周老师也慌了，不知到底怎么回事。周老师与尹狗仔是邻居，弄不好，尹狗仔的妈妈要招怪周老师的。周老师一时没了主意，便放我们回家了。
第二天，我们围着尹狗仔，笑着问他：“你昨天是不是故意装的？你说！”尹狗仔脸一红，什么也不肯说。
在放学的路上，肖圳如很肯定地对我说：“我住在他隔壁，我还不晓得狗仔，装的，绝对是装的！”肖圳如个头比我们都高，说话行事风风火火，有些大姐大的味道。我一个劲地附和，但心里却在想，你最要感谢人家狗仔，我再坚持几分钟再读几遍估计就可以背出来了，而你恐怕一个晚上都未必背得出来。只是，我心里想归想，嘴上是不敢说的，如果动起手来，我肯定不是她的对手。
肖圳如后来与一个在莲花电厂建设工地做事的浙江人自由恋爱上了，远嫁他乡，我们也就失去了联系。
八
贺艳娥居然在小学毕业酒会上喝醉了，哭得十分的伤心。
班主任朱桂茂老师望着号陶大哭的贺艳娥，不知如何是好，一个劲地交待班上其他女同学多劝劝。原本不劝还好，结果劝着劝着，尹云妹等几个女同学自己也哭起来了。而我应该是受到了感染，也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
在学校食堂师傅的帮助下，我们的毕业会餐在教室里临时拼起来的课桌上像模像样地进行着。乡村的孩子读书晚懂事早，大家竟然像大人们一样端起了酒杯，相互敬起了酒，甚而有人模仿大人划起了拳。
在一起相处了五年，虽说有些同学彼此可能没说过几句话，但毕业了，却真有些发自内心的依恋与不舍。
贺凤娥与贺艳娥两个人，我一直有些分不清彼此，直到我与贺凤娥因为越过课桌上的“三八线”打了一架之后，我才真正弄清楚了。在毕业会餐时，我主动给贺凤娥敬了酒，很有些“一笑泯恩仇”的意思。
而贺艳娥，多年后，我们竟有些意外地在吉安师专相逢了。她读的也是中文系，只是比我高一届（我补习了一年），但她的名字却改成了“杨玲”，弄得我差点不敢相认。
事实上，这么多年了，我们班上有些同学的名字和模样，我真的有些模糊有点记不清了。
九
而今的圳头村，房子一栋一栋很新很漂亮，但村中晃来晃去的却多是些老人小孩。
在小煤窑开采管得比较松的时候，村中青壮年还稍微多些。随着国家对安全生产的重视程序越来越高，对小煤窑生产的管控越来越严，村中的青壮年大多外出谋生去了。据说，有些自然村，老人过世，“八仙”都很难凑齐。
青壮年走了，其中有些混得比较好的，往往将老婆孩子也接走了，甚而在城里购房置业，毕竟城里的教育条件要比乡村好很多。
生源少了，圳头小学自然也就没了单独存在的必要。于是，有一天，教育局一纸通知，老师们走了，学生们也转到国道旁的乡中心小学去了。如此，我的母校便这样走着走着，走丢了。
也许，某个人，走着，走着，走丢了，是宿运与天命到了。而某所乡村学校，走着，走着，走丢了，更多的则是时代的趋势与必然。
或许，我们更愿意相信，母校其实并没有走丢，它只是走进了我们的灵魂深处，猫冬似的怯于见人。
作者简介：
李芝桂，1972年出生，曾用笔名阿贵，江西莲花人。曾在《散文百家》、《创作评谭》、《涉世之初》、《光华时报》、《当代社会保障》、《江西青年报》等报刊发表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百余篇（首）。出版散文集《行走微生活》。二十余岁时曾挂名江西省企业文联文学创研会理事、吉安地区作协理事。有作品入选《吉安地区文学作品选》、《散文百家十年精选》等多种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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