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当 年 的 衣 食 住 行
贫穷中对美的追求
现在人们讲求多姿多彩的生活，看一下穿行于大街小巷，身着五颜六色时装的人们，便是最好的生活写照。从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人们，对多彩的生活没有更高的奢求，人们的穿戴打扮基夲被黑、蓝、白三种颜色所笼罩。我记事时所见到的是：年记大一些的人，冬季里头戴一顶带有白毛帽耳的棕色毡帽，一件黑色对襟死面棉袄，一件死面的免裆黑色棉裤，下穿一双毡鞋，或者是用马皮或牛皮做成的靰鞡（一种流行于东北穿的冬鞋）。年纪轻一些的小伙儿或小孩子，头上的毡帽改成了羊剪绒帽或狗皮帽子，脚上的毡鞋也变成了黑胶皮鞋，能穿上翻毛大头鞋是家庭富有的象征。还有在冰天雪地里，光脚穿着编织的草鞋在雪地里玩耍的孩童，看到的是冻得黑里透红、裸露在外的后脚跟。女人们则一般都是头戴围巾，极少见有戴长围脖的女人，顶多穿件印有小花的夹袄，其它穿着和男人们相差无几。
那时买布要凭布票到供销社购买，布料的品种主要有平纹布，斜纹布、白花旗、花达呢、灯芯绒，后期又生产出了劳动布、的卡布、的确凉布等。曾经有“的确凉的裤子，高梁米的肚子”的顺口溜，说明人们不是不追求美，只是物资匮乏，品种单调，没有办法而已。
常言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于我们来讲也不例外。在我上小学四．五年级时，虽然是男生，但也开始讲究起穿戴了。我母亲一向以勤俭持家而闻名，所以对我们的穿着并不在意，经常是把她穿过的女式衣服（上衣是双排扣，裤子是“旁开门”）再传给我哥穿，我哥穿小后再传给我。当时有一种说法叫“老大新，老二旧，缝缝补补给老三”。在我家，则传到我这儿即为止了，我弟没有享受到“缝缝补补给老三” 的待遇。每当我穿着女式双排扣的衣服去上学，心里就别提有多别扭，我横看竖看都觉得那女式上衣的双排扣，有点象“老母猪肚皮”贴在身上（也有称之为“列宁服”的）。也不知母亲从哪儿弄来的那么多的双排扣衣服，一直穿到我上初中时，仍源源不断的提供给我们。
记得一九七零年，我读小学五年级，学校开运动会，有的班级学生穿上了白运动鞋，这让我羡慕不已。我连续三天跑到供销社母亲的单位，死磨硬缠终于说服母亲同意给我买了一双白运动鞋，我如获至宝，平日里舍不得穿，单等开运动会或上体育课时方能穿在脚上。当白鞋穿脏了，就用白粉笔涂抹，为此还偷过老师用过的白粉笔头。
我曾亲眼目睹了哥哥军帽被抢的全过程。那一年，好像是在一九七四年或一九七五年的夏天，当时哥哥已经高中毕业，离家到几百公里以外的小兴安岭背坡——黑河林业建设工程公司干临时工了（地点在靠近北安市的沾河）。其间因回家探亲，与我在哈尔滨火车站会合。晚八点，我们坐上了由哈尔滨开往五常的列车。可能离家已久想到快回家了，也可能有一种参加工作衣锦还乡的成就感。那天哥哥穿着印有“安全生产” 字样的劳动布工作服，头戴一顶仿军帽，显得既兴奋又自信，一路上兴致勃勃的讲着发生在他们工地上的新鲜事，时不时的还将头上戴的军帽摘下来，用手小心翼翼地将帽遮帽沿理平后，再重新郑重的戴到头上，害得我好生妒嫉。
当火车开到孙家车站停车时，哥哥兴奋的索性离开座位，来到车门处。只见他一手叉腰，一手扶着车门，踌躇满志的向车外眺望（其实车外已漆黑一片啥也看不见）。我也紧随其后，来到两车厢的连结处，与哥哥一道沉浸在亢奋之中。那时的火车不象现在车停后由乘务员把守车门，而是将两面车门同时打开 （属市郊车），任由旅客自由上下。此时，我隐约发现在车的另一端，紧靠车门边也站着一个人。但这并没有引起我们的警觉。随着汽笛“呜”的一声长鸣，列车缓缓开动了。就在列车启动的一瞬间，但见对面那人一个健步跳到哥哥的背后，一伸手就将哥哥戴的军帽抢了过去。又飞快转身，从其站着的车门跳下车去。待我们哥俩儿回过神来，跑到车门向车下看时。转眼之间那人早已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了。哥哥手指着车外连声大喊：“哎！那人把我军帽抢走啦！有人抢军帽啦！”那喊声显然有些变调，近似凄厉，但无人理会，喊声很快就被火车“咣咣”的车轮声所淹没。我也只能呆呆的立在一旁，看着哥哥沮丧的望着车外。军帽的被抢使哥哥的情绪一落千丈，余下的路程可以用“黙黙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车轮声”来形容。由此可见，在那个年代，人们为追求时尚，为了一顶仿军帽，不惜挺而走险，飞车夺帽，这种爱美之心着实令人震撼。
我至今还记得在我上小学五年级之前，不知道背心和短裤为何物？认为只有打篮球的人才配穿背心和裤衩。我羡慕穿背心和短裤是从观看公社组织的蓝球比赛开始的。那时每到夏天，在小学校操场的东部设置的两个蓝球场会同时开赛，真正能组织起球队的主要有公社机关、中学和小学、还有国庆大队和东兴大队。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当属小学代表队，因那里边有我喜爱的身披六号战袍（背心）的“球星”张财，还有控制蓝板球的高手李向春和刘玉山（后者曾出任光辉中学校长）等。特别是两位小个子球员，一个是小学校的赵仁，虽然球技一般，但三步上蓝时左一甩头、右一甩头如入无人之境般的招牌性习惯上蓝动作，令人们津津乐道。而另一个是公社水管站代表队的队员李占才，他的双脚跳起的三分精准投蓝，更令人拍手叫绝。另外，我的蓝球偶像、国庆大队的赵志，还有当时国庆六队的李德福和李德才兄弟俩，都有出色的发挥和上乘表演。而到了一九七一年的夏天，一直名不见经传的新华大队蓝球代表队，由于一批五常下乡知青的加盟，斜刺里杀出了穆喜林、穆喜义（后者也曾出任光辉中学校长）、大夏和外号叫“小日本子”等一批超一流的“球星”，使蓝球场上平地里刮起了一阵强劲的“新华风”。新华代表队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无敌，当年就从常胜冠军小学蓝球代表队的手中，将冠军宝座揽入怀中，令当时的“球星”张财、李向春、刘玉山和众多的球迷大吃一惊。而穆家二兄弟很快又成为了我们上了中学后的班主任老师，从此，光辉中学的蓝球代表队也进入了打败全公社无敌手的黄金时代。从那时开始，我也梦想着穿上印有六号的背心，并自发的将小伙伴中喜欢玩球的赵宝忠子（赵仁之弟）、胡老小（胡荣军之兄）、刘文海、姜七子等组织起来，每天放学后打小皮球玩，除了球的大小不一样外，其它均参照正规蓝球比赛规则进行，而我的原地跳起单手“摘球”尤为抢眼，一时间成为了小球迷们吹捧的偶像。只是我的业余蓝球生涯没有坚持下来，待可以玩大蓝球时，我呲牙裂嘴地尝试着投了几次蓝，都因那球太重而投成了“三不沾”，一气之下索性再不碰蓝球了。
我已记不得是从什么时侯开始穿上被心和短裤的了，只记得那时脱去外衣或小棉袄后，里面露出的肯定是白花花或黑漆漆的肚皮。而那个年代因买不起衬衣，应运而生的“假衬衣领子”一时间成为年轻人的追捧。我与哥哥都曾穿着“假衬衣领子” 冒充衬衣而洋洋自得的招摇过市。更有甚者，与我们同住“东大瓦房”幺屋的刘同喜（我的上届同学，时年应在十四岁左右）竟然穿上了袜子。要知道，在我们上初中以后，多半还都是光脚穿胶鞋，以刘同喜的家境，是根夲穿不起袜子的。每当刘同喜穿着袜子的鞋在我们眼前晃动时，大家就都盯住那鞋露出满脸狐疑。终于有一日，同在一起玩的杨占生（住在大瓦房东数第三家，小名叫占生子）偷偷告诉我们说，刘同喜穿的不是袜子，而是没有袜底袜面的“袜桩子”。大家不信，于是叫住刘同喜，让其交待实情。可刘同喜并不认帐，气得大家一时火起，喊了声“把他的鞋扒下来看个究竟！” 当下一拥而上，将刘同喜放翻在地，三下五除二把鞋扒了下来，定睛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果然是用“袜桩子”套住脚脖的一双黑脚丫子。刘同喜既害矂又委屈，无地自容的穿上鞋，捂了脸兀自跑回家去了。此事一时间成为我们谈话的笑柄，但谈笑之余也自感几分苦涩。
发霉的窝头令人回味
“食色性也”，吃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之一。
我家因是“双职工”家庭，吃的是供应粮，相比之下，要比农民强许多。当时毎月按人口供应粗、细粮，人均月供粮食二十八斤半，其中细粮有白面二斤，大米二斤，其余均为粗粮。主要有高梁米，玉米面，小米，黄豆，绿豆，大楂子等。每月初，由石庙子粮库来车，将供应粮运到光辉街里，一般都是借用邮电局的空屋，或土产站的房子发放。我们则是或用手推车，或用爬梨将一个月的口粮拉回家。毎月的此时是令人高兴和期盼的，因领粮的当天，也是改善伙食的日子。运气好的话，会吃上一顿白生生的纯大米饭。当然，也可能是烙的白面饼。但我家这种机会很少，母亲要把大米与高梁米，白面与玉米面两掺和在一起吃。食用油则是在供销社凭票供应，每人月供豆油二两，我家七口人，每月可有一斤四两豆油用于炒菜。整天吃粗粮，很少能见到点荤腥，个个瘦骨伶仃，活象个马猴子（有我哥早先照片为证）。害得我哥到现在一提起“高梁米，大楂子，咸菜和大酱”等粗粮，立马摇头说：“一辈子不吃都不会想。”
说实话，当年每人每月供应的二十八斤半粮食，并不能满足我们成长发育的营养需求。有时，一个月也见不到一点荤腥，更不要说吃猪肉了。俗话说的“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说的是只有过年才能吃上饺子。孩子们天天都在盼着过年，而我家除了盼过年外，还盼着家中有人过生日（那时大人不过生日）。兄妹中如有人过生日，别人都会跟着沾点光，老孟奶会用半大碗，给每人蒸上一碗鸡蛋羹，当日过生日者，还会享有比别人多吃两个煮鸡蛋的特殊待遇。
记得我七岁那年，赶上哥哥过生日，老孟奶给哥哥书包里放了两个煮鸡蛋，悄声说：“这两个鸡蛋一会儿到了学校再吃吧！可别让小霜子看见，看见了你是吃不消停的。”老孟奶自认为做的隐蔽，殊不知我早已盯上了那两个煮鸡蛋。还没等哥哥扣上书包，我已伸手抓住书包死死不放了，死皮赖脸的非要分一个不可。可哥哥并不买帐，坚决不给，俩人争抢着互不相让。老孟奶忙过来解围：“霜子，今儿个是你哥过生日，就别和你哥抢了，等你过生日时，奶也给你煮鸡蛋，到时候给你煮三个。”老孟奶边说边掰开了我的手，哥哥趁机挣脱夺门而逃。我并不甘心，一头撞开房门，在后紧追不舍。哥哥围着房子转着圈的跑，我则在后面大呼小嚎的追，声嘶力竭的喊：“你给我一个！你给我一个！”追的我上气不接下气，最终，还是让哥哥跑掉了。
想来都是贫穷惹的祸，现在过生日，到酒店摆上一桌酒席，山珍海味啥都有，不会有人为了吃两个鸡蛋，围着桌子转圈跑了。后来哥哥说了实话：其实过生日他要求并不高，也不想吃什么煮鸡蛋，只要能吃上几块“长脖果子”（长白糕）或喝碗“疙瘩汤”已足矣！
那时除了盼着家中有人过生日外，我们还盼着家里来客人，这也是改善伙食的绝好机会。因为平时吃的都是大锅炖菜，家中如来人，就是再困难，也要“掂兑”（意为想办法）炒两个菜，或是炒个干豆腐，白菜片；或是炒个土豆丝，酸菜粉。那时没有花生米，咸菜大酱当主菜。
我的父亲平日里喜交朋好友，母亲又是极要面子之人。有一星期天的中午（时间应在一九七零年以后），我的姥姥来我家做油炸糕。其实期盼吃这顿油炸糕，我们已等了许久。整个上午，我与哥哥都在亢奋中劈拌子（烧材），一想到中午要吃的油炸糕，我干起活来就特卖力气。时不时的借进屋喝水的机会，还要闻闻油炸香味。看着姥姥围着锅台忙碌的身影，心里甜滋滋的。
快近中午时，我们正在埋头大干，忽见父亲带着曾下放插队的民兴大队书记王喜（相当于现在的村书记）由院外走进来。我心里不由得一沉，暗想，“该不是来我家吃饭的吧？”我放心不下，悄悄蹓进屋里看个究竞，果然见那王喜书记已盘腿大坐上了炕。我不由的十分沮丧，回到哥哥面前，忿忿的说：“完了！完了！这下算完了！”哥哥不解的问：“什么完了？”我生气的说：“几年也吃不上一回油炸糕，这还领回个人来，今天这油炸糕肯定是不够吃了！”我这里气还没等发泄完，一抬头，又见民兴大队的大队长李宪锋（相当于现在的村主任），晃晃悠悠的从院外也走了进来。父亲忙又将李宪锋迎进了屋，就见那李宪锋也不客套，进屋脱鞋一盘腿也上了炕。见此情形，我彻底崩溃了，一下子把手中劈柴的斧子扔出老远，气急败坏的说：“这下算彻底完了！现在不是够不够吃的事了，而是根夲就吃不着了。还干什么活呀？我不干了！”我原以为会得到哥哥的共鸣，可哥哥只是白了我一眼，说了句：“不用害怕吃不着，把我那份留给你吃吧！”就什么也不说了，继续埋头劈着木拌。
这是我盼着家里来客人最遭糕的一次，非但没有吃到好吃的，反招来一肚子气。说来见笑，其实那次最终我还是吃到了油炸糕，而且还吃了个饱。现如今我的姥姥、父亲、还有那王喜、宪锋均已作古，我当日的那番举动，也成了日后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柄。
不知是从哪夲书上，曾看到过这样一个寓言故事：古时候，有一书生进京赶考，骑一高头大马，并随身带有书籍行囊。他恐马受累，便把书籍行囊背在身上，然后再跨上马前行。路人皆笑其蠢。几千年以后，这般愚蠢之事，竟然会在我这个穷后生身上重演。若想知道事情的原委，且听我慢慢道来：
此事大约发生在一九七三年的夏天，正值学校放暑假（我十五岁）。可能是因为年景收成不好，也可能因为那一年我家盖房子，我家的口粮也出现了匮竭。在多方筹措无果的情况下，母亲踌躇了许久，终于做出决定：舍下脸来派人前去家住志广公社孙家油坊的二叔（韩喜奎）家，四爷（韩祥）家讨点粮米。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向他们张嘴。
早起吃过饭，母亲开始点兵点将，我们哥仨一字排开，列队应战。因此行把握不大，并有遭受“白眼”之嫌。哥哥先挂了“免战牌”，据理力争，称难以出征。弟弟则更是胆怯，早已不战自退。我左顾右盼，正可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便自告奋勇请缨出战。母亲大喜，当即给我备好行囊(装粮的米袋) ，嘱我速去速回。我并不多言，骑着高中同学杜山没有后驮架的自行车（注意：是没有后驮架的自行车），单枪匹马直奔孙家油坊而来。
不到两个时辰，已来到距二十五华里以外的孙家油坊。见说明来意后，二叔二话没说，抓过米袋兀自装了近三十斤苞米楂子。站在一旁的二婶早已面露不快，我自装作不见，背起米袋又来到四爷家。四爷一向吝啬，曾在我爷爷过世后，升任家族“掌柜”（主持日常工作）。见我来索米，转着大眼珠子嘲讽道“你家还能缺粮？怎不去你姥家取粮啊！现如今家家都困难，我这只有生产队分的窝头可带些。”显然四爷对母亲时不时地资助姥姥家早已是心生不满。我自不管那许多，装了近乎发霉的窝头后准备打马回程。此时方发现自行车无驮架，将米袋横搭在车大梁上又无法蹬踏。我正在犯难，二叔自有办法，用麻绳将米袋两端系成背带，让我先挎好背到肩上，然后再骑车(不能小视农民智商)。背上米袋后，我曾试图独自骑上车，但几次因失衡未获成功。无奈，只好先由人扶住自行车，待我肩背米袋坐稳后，大家推着车子向公路跑去（骑上马送一程）。只听众人一声喊“走啦您哪！”但见我已骑着车子，蹬踏自如的直奔家中而去了。
临行前，二叔曾反复叮嘱，中途切不可妄自下车，否则将无人再帮助“骑上马送一程”了。我恰如古代那书生，背驮三十余斤粮食，脚下蹬着自行车向家中骑来。路上行人见一背驮米袋的骑车少年，满头大汗的急急赶路，不由好生奇怪，纷纷驻足观看。我自不予理会，只管全神贯注朝前赶路。当驶过石庙子后，我见行程已过大半，高度紧张的神经略有放松，车速也开始放慢。可偏偏在此时，为避让一马车，重心失衡，我还是连人带车带米袋，重重的摔倒在路边的沟里。我从沟里爬将起来，不由的暗自叫苦：此番只有推着车子回家了。但一想到尚有八．九里路全靠背着米袋走，确有几分畏惧。于是背负米袋试图独自完成骑车。但三番五次都被米袋砸倒在地。摔得我鼻青脸肿，浑身是伤，近乎绝望。再次爬起后，心中暗道：再试最后一次，若不行，只有推车往家走了。真是天不灭“曹”，偏偏这一次竟成功了。我一鼓作气骑到家。到家后，卸下米袋，但见两个臂膀被麻绳勒出了深深血印，因血流不畅早已没了知觉，整个人象散架一样瘫倒在地。且不管那三十几斤苞米楂子和窝头，对解决我家闹粮饥荒的功效如何？但此行对我意志的考验近乎残忍，单凭我只身深入“虎囗”载粮而归的表现，我自有一番勇士凯旋的悲壮和自豪。
四爷给的发了霉的窝头是何时吃完的？我已忘记了，我只记得这个吃粮困难的夏天很快就过去了。时隔不久，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我从学校放学回家，推门进屋一看，不知四爷是何时来的，正四平八稳地盘腿端坐在炕头，口中似悠然自得地还哼唱着小曲。父亲则双手沾满了白面，正在屋里屋外地忙活着(此时老孟奶已过世)。四爷见我进屋，停了口中的小曲，满脸堆笑地说：“二霜子放学啦！”我“嗯”了一声算是打过了招呼，丢下书包来到外屋，不屑的悄声问父亲：“爸，那个给咱们家拿长毛窝窝头的老头儿啥时来的？”父亲瞪了我一眼，边活面边说道：“不能这样说长辈，你四爷是下午搭了生产队的马车来的。刚好赶上供销社土产站杀牛，我秤了二斤牛肉，一会儿包牛肉蒸饺吃。”我听后不觉得撇了一下嘴：“我去他家给咱们拿长毛的窝头，他来咱家就得给他吃牛肉蒸饺，这待遇可真不一样。”说完，也不管父亲生不生气，推门来到了当院。见我出来，我家的“伊来”从狗窝里跑出来，围着我摇头摆尾地献媚。我则很不耐烦地踢了那狗一脚，然后走出了院门。
我百无聊赖地来到小学校转了一圈后，见雪越下越大，只好又转回了家。进到院里，那“伊来”并未像往常一样，从狗窝里跑出来迎接主人，对此我也并未理会。开门刚要进屋，就听父亲在里屋冲着我喊了一声：“你先别忙着进屋，去外边窗台上把冻着的牛肉拿进来！”我只好又转身来到窗台前，可从头到尾看了个遍，哪里有什么牛肉？我不由的也冲着屋里喊了一声：“那牛肉在哪呢？窗台上没有哇！”就听父亲又提高了嗓门喊了一句：“用牛皮纸包着的，那么大包东西瞪着眼睛都看不见！”我只好又仔细地从窗台头找到窗台尾（农村的三间房窗台足有十几米长），可除了窗台上厚厚的一层积雪，还是什么也没有。我没好气地又喊了一声：“窗台上啥也没有，不信你自己来看！”“这孩子算是完蛋了！啥也不能干哪！”话音未落，父亲腰扎围裙一脸怒气地推门而出。可父亲向窗台上一看，立马也傻了眼，口中不觉得喃喃自语：“我就放在这窗台上了，原以为冻一冻切肉的时候会好切一些，怎么会不见了呢？”父亲心有不甘地又围着窗台找了一圈，还是徒劳。父子俩失望地回到屋里。这时，我家的“伊来”也跟在身后挤进了屋里，我和父亲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到了那狗的身上，就见那狗的肚皮撑的滚圆，还在不停地用舌头舔着长长的嘴巴子……我和父亲都不约而同地脱口而出：“原来是被狗吃了！”可我家的狗未经许可是从来不随便吃东西的。为了证据确凿，我又跑到狗窝前仔细查看了一番，就见狗窝里被嚼碎的牛肉渣子散落在地下清晰可见。不用说了，牛肉就是在我出去转的这一会儿功夫被狗吃掉了，狗是制造这起大案的元凶。我气急败坏地回到屋里对父亲说：“牛肉就是被狗吃了，嚼碎的牛肉渣子还在呢！”父亲则用嗔怪而又无奈的眼神看着我，仿佛在说：这狗一直归你管，你平素是怎么管教的？此时再看那狗，不但不识相，反而摇头摆尾地又凑到我跟前来了，我不由得恼羞成怒，顺手抄起灶坑扒灰的“掏耙”，口中骂道：“我打死你这条谗狗！”手起耙落，正打在狗的脊梁骨上，就听那狗“嗷”地发出一声惨叫，撞开房门，没命地向院外跑去……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此凶狠地打了我的爱犬。而此时的四爷听说牛肉被狗吃了，立刻停止了口中的哼唱，急得一下子从炕上站起来，不停地搓着手，从炕头到炕稍，来回走了好几趟，嘴里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这是咋说了呢！你说这是咋说了呢！”父亲沮丧的把围裙解下来丢到一边，一屁股坐到炕沿上，泄气的说：“年八辈的也吃不上一回牛肉蒸饺，这人没吃着反倒让狗吃了，该着咱们没有这口福。”四爷又一屁股坐到炕上，转动着大眼珠子想了想，一摆手说道：“不要紧，吃不上蒸饺咱们改吃烙饼。”父亲摊开双手说：“烙饼是可以，可这饼咱也不会做呀！”四爷撸胳膊挽袖子的说道：“你不会还有我呢！我来帮你做。”看来四爷这口面食吃不到嘴是誓不罢休了。那天晚上吃的烙饼由四爷亲自主厨，一看那油汪汪的烙饼，就知道豆油没少放。母亲下班到家后，看了一眼已下去有半格的油瓶没有吭声。到了吃饭时，四爷旁若无人地大口大口的吃着烙饼，嘴里还不时地发出“叭叽！叭叽”的咀嚼声，全然不顾母亲的面露不悦。应了母亲的那句话：真有点像是“大头吃冤种”来了。我对那天的烙饼是啥滋味全然没有理会，只是不时地跑到屋外看我家的“伊来”回来没有。可是直到第二天早晨也没见那狗回来。也可能它知道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躲到没人的地方忏悔去了。
这一页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早已成为历史。凭票购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人们已吃惯了山珍海味，吃腻了大鱼大肉，反而寻找粗粮细做，粗茶淡饭的感觉。当年的窝窝头，大楂粥，蘸酱菜，疙瘩汤（称珍珠汤）等都是老百姓早已吃够了的家常便饭，现如今都堂而皇之的摆到了酒席宴上。真是三十年一轮回，可以理解为，是人们没有忘本怀旧呢？还是追求时尚、讲究养生之道的表现呢？可能二者兼而有之吧！
我 家 的“比 萨 斜 塔”
居家过日子，住房是关键。以前人们把吃放在首位，现在讲求生活质量，讲究居所的安逸舒适。甚至可以吃的稍差些，但也要有一个好住所。打我记事时起，家乡的房子留给我的印象，基夲都是木架结构，有柁有檩子有椽子。大多数都是用草裹上泥浆编成的泥土房。干燥后，在外面用短草和泥抹面；房顶则用洋草苫盖。若想看到砖房，只有到公社街里，靠十字街的路两侧能见到。如公社机关，供销社，信用社，邮电局，卫生院，客运站，水管站，兽医站等。那时就连我们上学的中．小学校，也都是泥草房。
公社机关办公地点（红砖房）在十字街往东走，约一百多米远的路南。当时在我们的心目中，那是神圣和权力的象征。我从不敢贸然进入。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在那个红砖房里的“大官”被打倒后，我才敢和别人一起，试着进去过几次。但每次都是匆匆过客，并不敢久留。公社机关办公室往南，走过一片开阔地（菜园），又有一趟砖瓦房，属公社干部家属房。当时在此居住的有：我哥的同学冯耀雨（小名二孩子）家，陈国明家，公社干部单庆家等。由于他们住的是砖瓦房，又是公社干部子女，我们对其既羡慕，又敬而远之。我打小很少能和他们玩到一起。倒是我哥，还真有几个公社干部子弟的朋友，如郝国富，冯耀雨，赵占民，杨占波，刘春野，陈国明等。这些人基夲上没有离开五常和光辉这片土地，现如今都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但想见上一面似乎也很难。其中我哥的上届同学陈国明非常优秀，中专毕业分配到县财政部门，从基层财政所做起，一步一个脚印，一直干到五常县财政局长的位置，但不幸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前面说了，我家自打一九五五年起在光辉公社街里居住，前后搬了七次家。以前住的基夲都是租用房，并且又都是泥草房。一直到一九六五年，在我大舅（张海臣）和二姨（卢英华）的资助下，才凑足六百元“巨资”，买下了小学校东很有名气的“大瓦房”。从此，父母亲才算真正有了自己的房产。泥草房换成了青砖大瓦房，面积也由一间半换成了两大间。
何为有名的“东大瓦房”？其实那“大瓦房”建于伪满洲国年间，原属当年住在蓝彩桥屯的一大地主家所有。框架为红松柁檩到顶，墙面房顶均为青砖青瓦。房屋为东西走向，面积共计七间，当时住有五户人家，我家居住在把西山墙的两间。“大瓦房”前后有园田，属各家的“自留地”，可种蔬菜。在“大瓦房”东西两侧的前后园田里，对称的建有四个炮台，据说当年是为了防范土匪胡子的。我家搬来时，那炮台已基夲夷为平地。但每年种地时仍能铲出碎砖碎瓦，揭示着当年这里曾发生过的不平凡经历。
自一九六五年搬来“东大瓦房” 居住，到一九七三年的八年中，其间我家对房屋内布局几经改造，将大屋卧室的北仓房（我纵火处）拆除搭成了大炕。在外屋厨房紧靠北墙处，间隔了约五平米一小屋，由老孟奶带着我和哥哥住（属住单间）。当时各家已时兴在屋内打水井。在此之前，家中吃水要到约三百米远的小学校水井挑水，或到“大瓦房”东院（高学国家院外）的公用水井挑水。特别冬天到来，水井四周冻起了冰山，井口几乎被封死。站在井口用辘轳把打水，稍不留神，有滑落井中的危险。在我哥长到十四岁以后，父亲就将挑水这一革命重担，正式移交给哥哥了。母亲心疼儿子，遂决定在屋内打水井。
我还记得在挖水井那天，釆取的是两人一组轮换挖掘的土法工艺，挖到晚上掌灯时分，忽听井下传出欢呼声，井上的人以为挖到水层了，正在高兴中，却见从井下举出来一个满清年间的坛子，坛子口还用一带有花纹的磁盘盖着。联想到此房原来又是地主家所住，挖井的人都认为，坛子里至少要装有满洲国货币或铜钱。可当大家小心异异的拿掉磁盘时，但见坛内空空，只有坛底一汪清水。在场有装大明白的人就说：一定是惊动了财神爷，把财都吓跑了！虽然没有见到铜钱，但那个坛子的年代却很久远，应该很值钱。可当时人们并没有这方面的超前意识，后来此坛几经辗转，最后流落到头屯我二舅（卢振华）家，作为腌制咸鸭蛋的器皿了。
过去农村住房，家里灶坑是否好烧，成为冬季取暖的关键；而烟囱的高低，又成为灶坑是否好烧的关键。烟囱越高则越实用。当年我家的大烟囱，在未搬来前就已矗立在西房山墙迎风挺立，在整个“大瓦房”可说是独树一帜，约有六．七米高，属户外第一高建筑物。由于风吹雨淋，年久失修，那大烟囱开始向东倾斜，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我父亲自有办法，用一根粗圆木，一头顶在烟囱上，另一头顶在房子的山墙上，以此作为支撑，大有四两拨千斤之力。那大烟囱在此作用下，尽管每年都以几厘米的速度倾斜，但迎风站立始终未倒。远远望着那倾斜的大烟囱，哥哥曾戏称其：很有点意大利“比萨斜塔”的味道！
到了一九七二年，我常听大人们开始议论，如何拆旧房盖新房的话题。按照当时的条件，各家尚不具备盖房子的经济基础。但如将“大瓦房”拆掉，从青砖青瓦，到红松檩柁，其全身都是宝。但由此也引发了我家与隔壁邻居刘家，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柁”大战。最后惊动了官府，打到了县法院。其案情是： 我家为两间房，刘家为一间半房。紧挨着刘家是杨家，也是一间半房。按居住间数分配，刘、杨两家各分两套柁檩，我家也分两套柁檩。这使父母亲心里很不平衡，认为两间房两套柁檩，根夲无法支撑起来。即便不分得三套柁檩，也应该分得两套半。要知道，当时一根红松大柁可卖三百元，所以刘家坚决予以回绝。称自家一间半房，用一套半柁檩自然也无法支撑（其实也有道理）。当年，每毎听父母亲讲起该房产柁檩的分争时振振有词，但现在回头细想一下，那刘家坚持的也未必无理。后来，别人家都已拆房翻盖新房，而我家却顶着不拆（有点向现在的“钉子户”），孤零零的剩下那两间空房象座孤庙，在风雨飘摇中独立寒秋，与“比萨斜塔”（大烟囱）相依为命，似乎在向路人诉说着不平！
官司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还是打输了，但也激发起了父母亲发愤图强的斗志。转过年来，我家在原两间“大瓦房”还没有拆除的情况下，在前园子选好了地号，开始建“一面青”三间草房(“一面青”是指房屋朝阳一面，除门窗外均为砖墙)。其间为了盖房，我双脚被铁钉扎伤；以及房子盖到关键处，急需用钱时，哥哥的汇款有如及时雨般到位(那时哥哥已参加工作) ，等等，详情在此省略，不再细述。单表我家新盖的三间房，做到了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年交付使用。这是我父亲最值得骄傲的一笔。他常说，咱们韩氏家族，上朔到你爷爷那辈，一直延续至今，族群中还没有独立建成三间住房的，到我这辈实现了，此生足矣。看得出来，父亲并无太大宏伟志向，盖了三间草房就令他心满意足，很有一种光宗耀祖的成就感。
我家住此房，一直住到一九八八年父亲去世。哥哥返乡为父亲处理完后事，即携母亲及小妹，举家南迁至河南省濮阳市中原油田。至此，在光辉公社学习、生活、工作了三十多年的韩姓人家，彻底告别了这片生养过他们的土地，其音容和影响也在人们的视野中渐渐淡去。
这座令父亲十分骄傲的老宅，在他过世后，以六千元价格卖给了头屯我的同学崔传承家。后又几经转手，被我家西院的邻居李占生买得，现被作为家禽养殖场。此房距今已近四十多年了，当年各家所盖草房均已拆除。二零零八年，我们哥仨及小妹妹韩菊回到光辉，特意找寻当年的老宅，竟意外的发现此房还健在 。但见房顶上长出的蒿草随风摇晃儿，山墙的泥土已大片脱落，房屋的架构也已扭曲倾斜，但它仍顽强不屈的矗立在那里。所有这些，都代表了它曾经的辉煌和沧桑。我们兄妹在老宅前停留了许久，引发出无尽的追思和感慨！
说到住宅，就涉及到取暖问题。东北属于极寒地带，一年中大概有半年时间天气寒冷。稍早些时，毎家还都是用窗户纸糊窗子。关东“三大怪”之一就有“窗户纸糊在外”之说，其实这是非常科学的，如果糊在里面，会被北方剧烈的寒风所吹掉。窗户纸糊好后，还要用鹅毛蘸上一些豆油，涂在窗纸上，以防雨雪侵蚀。后来条件好的一些人家，前窗都安装了玻璃，室内的采光有了革命性的改变。
说到取暖，家家除了用火炕外，都会使用火盆作为取暖工具。火盆是用黄泥制成的，形状同饭盆大小差不多。一般早饭做罢，会把没有燃尽的木头火块（类似木炭）装入盆内，放在炕上，这样一上午都会释放热量，使得屋内暖融融的。冬季家里若有客人或闲串门的人前来，主人都会热情地招呼：“快过来烤烤火，暖和暖和。”尤其是把快要冻僵的双手放在上面烘烤，很快就会去掉寒意。火盆还有一个用处，就是可以在里面烧土豆和鸡蛋，甚至可以烧麻雀，味道极佳。我还见父亲经常用火盆烫酒，父亲每次从火盆中取出酒壶的惬意表情，至今令我难忘。后来人们做饭开始烧稻草，无疑火盆也就没了原料，它的消亡也是必然结果。不管怎样，火盆这个最早的家用“土暖气”，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和季节，发挥了它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我至今还记得，有一年的冬天特别寒冷，父亲为了取暖，将在学校教室里没有燃尽的木炭，装在一铁桶里，让我和哥哥抬回家。当天刮着刺骨的西北风，我和哥哥抬着燃烧的炭火桶，踉踉跄跄的往家走。那桶里烧红的木炭一经风吹，火星四浅，一颗火星吹进我的眼里，疼得我跳着脚的“嗷嗷”直叫。好不容易到了家，将炭桶放在地中央后，我和哥哥就都一头扎到炕上，头晕目眩的再也不想起来了。不一会儿，就听老孟奶在叫我：“小霜子，奶有点头痛，你去小屋给奶拿一片镇痛片去。”我昏昏沉沉的爬起来，挣扎着来到小屋找到药，反身回到大屋，刚想把药递给老孟奶，突然觉得天旋地转，一个跟头摔倒在离炭火桶不到一尺的地方，后来的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隐约听到老孟奶仿佛在喊：“小霜子，你这是怎么啦？你可别吓唬奶奶，快起来躺到炕上去。”我硬撑着爬到炕上，就再也动弹不得。待晚上父母亲下班回来，见到我们兄妹五人横七竖八的躺在炕上，就连老孟奶都不能幸免，歪躺在炕头一动不动。这下父母亲慌了神儿，赶紧找来张大夫（张文生），一瞧，才知道是木炭中毒。张大夫立即令打开门窗通风透气，再给我们吃上白色的小药片后，方见好转。即便如此，当夜我们仍呕吐不止，浑身无力，过去好几天后仍无精打采。这是父亲为了取暖，干的一把“悬”事，险些让我们“全军覆没”。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变迁，现在我的家乡已很少再见到泥草房了，就连村屯也都建起了成片的砖瓦房。当年的街景早已是面目全非，中．小学也已建起了二．三层楼房，乡政府也搬进了宽敞明亮的办公楼。从二零零零年开始，为响应中央提出的发展城镇化建设的号召，乡政府在十字街两侧，开始大规模拆迁建楼行动，农民企盼过城里人的生活将变为现实。而我们的老宅，那倾斜不倒的“比萨斜塔”，还有顽强傲立于风雪之中的“孤庙”，我们只能在梦中去找寻它们的影像纪录了。
马车上的人令我羡慕
说到出行，无论过去或现在，都离不开腿和车。回首当年，出行不但道路差，而在路上行走的也只有马车和牛车。除了毎天早七点和下午两点，能见到由县城开来的两趟公共汽车外，偶尔几天或十几天，可见到一、二辆前苏联帮助建厂，长春一汽生产的前脸长的酷似苏联“大鼻子”的解放牌汽车。那时不要说坐汽车，就是能看到汽车也是一种奢望。
我的姥姥家住志广公社团结大队八道岗屯（也有称四团的），距光辉公社约十六里路。如要来我家，需步行约五里地，走到石庙子粮库客运站，方能坐上每天两班的公共汽车。不要小看这石庙子，它是通往光辉、龙凤山公社，以及通往胜利、冲河公社和临县尚志县的必经之路。并被冠以三个地名称号：一是因为五常县东片粮库设在此地，故叫石庙子粮库；二是因为在石庙子路边建有几栋红砖房，也有把此地叫“红房子”的；三又因在通往光辉的路边竖有“护林防火、人人有责”的八块大木牌，就又有人称此地为“防火牌”的。同时，在通往光辉、胜利的三岔路口边上建有一小客运站，当时的客运站长好像叫王俭，一个为人和善、工作认真的人。人们在此乘上开往光辉的公共汽车，当时票价为两角钱。可就是为了省这两角钱，十多里路程好多人都选择了步行。
有一年的冬天，姥姥来我家小住了几日，因惦记家里的鸡鸭鹅狗，准备回屯（那时姥姥已五十多岁了）。母亲对姥姥独自一人行走不放心，便唤我作伴一同前往。记得那一年我应该是七岁，完全还是个孩子。可我却象个小大人一样对姥姥说：“姥，有我陪着您，啥都不用怕。”那天中午，我们简单垫巴了点儿吃的，祖孙二人开始上路了。动身时时辰已快两点，天空还下着小雪。可越走雪下得越大，不一会儿，身上就落满了雪花儿，远看好似两个白色雪人在蹒跚而行。由于天气不好，路上几乎没有行人。
当走过北拖拉机站时，回头见一辆马车由远而近，祖孙俩似看到了希望，不由的停下脚步。待那马车近前后，姥姥忙上前搭讪：“车把式，行行好吧，你看这小孩走不动了，给捎个脚吧！”但见那车老板看了看车上另一人（掌包的，也类似副驾驶），见那“掌包”的没有作声，便扬起鞭杆“啪啪”两声，嘴里还高声叫道“嘚儿驾”（类似司机踩油门了），就见那马车扬起一阵尘雪，很快就消失在茫茫风雪里了。
姥姥无奈的看着远去的马车，叹了口气对我说：“人家不拉咱们，还是自已慢慢走吧！”我则显得很有志气的说：“姥，咱还不稀罕坐他的车呢！咱自己走，用不着求他们。”我和姥姥一路上顶风冒雪，相互搀扶着，慢慢向石庙子、向八道岗屯走去。快到掌灯时，祖孙二人终于走完了近十六里的路程，来到了姥姥家。进屋时，我的双脚冻的已失去了知觉，围着火盆烤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暖和过来。
多少年过去以后，姥姥一提起此事，就忿忿不平，常自言自语道：“那车老板真是没有一点可怜心肠，我们这一老一少想捎个脚都不行，这人心怎都变成这样了呢？”可惜姥姥没能活到今天，如见到今天的社会风气如此低下，道德伦理如此缺失，她老人家又会作何感想呢！
那个年代想要坐一下马车成了奢望，而一旦遇到家中有危重病人或其它紧急情况，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用人拉肩抬。话说一九六二年的冬天，寒冬腊月里，我的三叔韩喜财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我家，称我的四奶患病快不行了。父亲二话没说，跟了三叔急匆匆地往孙家油坊赶，四十多里地的路程用了五个多小时才走完，进屯时已是深更半夜。来到四爷家，就见外屋地放着一口尚未刷漆的白木棺材。里屋的炕上四奶已被穿好装老衣服，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口中只有进气没有了出气。满屋人则垂头丧气，单等着这一口气上不来好装棺入敛。父亲来到四奶面前，用手试了一下鼻吸，不禁失声叫道：“哎呀！这不还有气呢吗！怎么就给穿上寿衣了，为什么不找大夫给看看呢？”四爷愁眉苦脸的说：“先前找屯医给看了看，说得的是伤寒病，没法医治，只好等死。”父亲则生气的说：“等什么死呀！为什么不往光辉卫生院送？”大家见父亲如此说，都面面相觑不敢作声。老实巴脚的三爷见状忙把父亲拽到外屋，小声说道：“喜堂，你可别忘了，这伤寒病是传染病，解放前不到两个月咱们家就死了三口。再说送医院诊治是要花钱的，现在也拿不出钱呀！”“钱的事你们都不要管，你们只管现在把人给我送到光辉去。”父亲坚决地说。站在一旁的二叔则不无担心地说道：“大哥，四婶病成这样，若用生产队的马车送恐怕经不住颠簸，一口气容易上不来，万一走到半路咽了气，那要落埋怨的。”父亲生气的对二叔说道：“管不了那么多了，你只管给我找人，就是用担架抬，也要把人给我抬到光辉卫生院去。”二叔见父亲如此坚决，再不敢多言，转身出门喊人去了。就这样，父亲承受着四奶随时病故的风险，带了二叔找来的八个壮劳力，用担架抬了四奶，不顾雪天路滑，一刻不停的轮流换班往光辉赶。虽然是数九隆冬的季节，可八个人却走的满头大汗，浑身热气腾腾。到光辉时，天已大亮，担架直奔公社卫生院……又是那个“于大眼镜”亲自披挂上阵，经过近一个月的治疗，已叩响“鬼门关”门栓的四奶竟奇迹般的生还，生命又延续了二十多年，直到七十多岁才离世。
那个年代没有救护车，用担架抬着病人送医看病已司空见惯，所以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而自行车作为比较现代简捷的交通工具，人们一直沿用至今。我的家乡出现自行车，是在六十年代初。最先看到的自行车，是在公社邮电局，颜色和邮电局的标志性颜色一样，也是绿色，品牌为“白山”牌自行车，当时由邮递员初兆臣把持。那时有人骑辆自行车，不亚于现在有辆高档轿车，人们羡慕的不得了。等到各家能买起自行车时，那已经是七十年代以后的事了。
我家买的第一辆自行车，是天津产的“红旗”牌加重自行车。时间大概是在一九七二年。当时买此车的初衷，是为了解决父亲上班远的问题。原因是父亲被下放到离家二十多里路的民兴大队（东局子）教书，每周六下午徒步回家，住一宿后，第二天（周日）下午又要徒步返回，为的是不能耽搁周一上课。由于不会骑自行车，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把时间和体力都无谓的消磨在往返的走路上了。车子是买来了，父亲在小学校的操场上，也试着学了几次，可收效甚微。父亲索性不学了，并以走路可锻炼身体为理由，从此再没有动那车子。后来，父亲的工作先后调到离家六里路的劳动大队（夜家屯），还有离家五里路的国旺大队（头屯）教书，由毎周回家改为可天天回家，但依然是每天用步丈量着去上下班，生生的练就了一付铁脚板，几年如一日毫无怨言。而我们哥仨儿，还有大妹妹，倒是用那辆“红旗”牌自行车，先后学会了骑车。
我的二舅、三舅（卢文华）、还有老叔（韩喜杰），在农村都是驭马技术非常过硬的车把式。在农村生产队能混到坐上车老板这把交椅，相当于现在企业的高级技工，属专业技术型人材。要比现在司机的地位高出一大截，是受人羡慕的工种。
那时的牛马是生产队的主要生产力，马车则属于生产队的主要固定资产。当时考量哪个生产队富足，主要看该生产队有多少匹马，能套几卦车。而朝鲜族生产队则主要使用老牛从事农业生产，秋收季节，可见牛车上装满收割的水稻，赶车的鲜族人悠然自得的坐在车上，任其牛车自由缓慢的行驶在田间地头（驾驭牛车没啥技术含量）。也可能与鲜族人不善于饲养和使用马匹有关。总之，我在朝鲜族生产队从来没有见到过马，满场院见到的不管是公牛母牛，鼻子上一律都穿着鼻嚼，或立或卧的在那懒洋洋地打着瞌睡。
我小时候经常去农村姥姥家玩，夜里有时会随着二舅提着马灯，到生产队马棚喂马。但见长长的马棚两侧，整齐的一字排开，站着正在吃草的几十匹马。整个马棚弥漫着草料和马粪的混合味道，还有马吃草料的咀嚼声，那种感觉很奇特。当年的八道岗屯，去掉老弱病残和自然减员的马匹，还能套出四、五卦马车，当属比较富裕村屯。后来是如何落败的就不得而知了。
有一年开春，团结大队组织在北大沟拉土填沟会战。各生产队马车齐聚北大沟，各位车老板大显身手。当时二舅所驾驭的马车尤为抢眼，四匹马头上佩戴彩布铃铛，个个膘肥体壮，跑起来铃声一片，甚是威风。尤其是驾辕的那匹“白骟马”为其增色不少。别的马车在往沟下拉土时，因是重载，辕马如驾辕“坐坡”技术不佳，整个马车有如脱缰的野马，任其狂奔到沟底，严重时还有翻车的危险。而二舅车上的这匹辕马，随着二舅口中不断发出“吁、吁”的指令，后腿用力“坐坡”，非但没有向沟下冲去，反而使正在运行的马车能停住，这使其它车老板自愧不如。我和老舅（卢明华）都目睹了北大沟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欢腾场面。
前面曾介绍，我这位曾当过生产队长和车老板的二舅卢振华，是在解放前我的姥爷去世五天后出生的。二舅生下即无父，可谓命运坎坷，但在八个兄弟姐妹中堪称聪明绝顶，头脑灵活，遇事善分析，有谋断，并且主意很正，认准的事非要干出个名堂不可，所以人又送绰号“卢大主意”。只因家贫书念的少，小学未读完就回乡务农了，否则前途大有可为。当年在大庆油田工作的二姨卢英华曾将二舅带去油田，试图通过招工的渠道将其留在油田。可二舅呆了不到半个月，目睹了当年油田创业的艰难困苦，感觉远没有在家赶车种地来的风光精神，故不顾二姨的苦苦相留，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阔别十天之久的八道岗屯。转天就见二舅“啪啪”地甩着响鞭，兴高采烈的赶着马车下地了。不过此时可看出二舅的“大主意”正的有点不是地方，失去了一次改变命运的绝好机会。
“文革”过后，实行了单干，中央的富民政策正中二舅下怀。二舅家由贫穷的八道岗屯搬到了距光辉街里约五里路远的头屯居住。靠着脑瓜精明，勤劳致富，小日子过的很是红火。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二舅家成为最早在全屯建起三间砖瓦房的首富。在以后发家致富的日子里，二舅不单养马，而且贩马。他对马的饲养和调教也颇有研究，不管什么品种的马，包括瘦骨嶙峋有病的、膘肥体壮健康的，二舅都可一眼洞穿该马的实用价值和使用寿命。往往是抱着肩膀在集市上遛上几圈，最后停在一匹瘦骨嶙峋栽栽歪歪眼看着要倒的瘸马前，先是十分内行的用手扒开那马嘴看了看牙口，然后又用脚踢了踢那马的瘸腿……此刻，二舅的莫逆之交、家住三屯的王春江不由地吃惊问道：“二哥，难道你要买了这匹瘸腿病马不成？你可要看好了，这马可是瘸马，牵回去啥活也干不了。”二舅自不理会那王春江的提醒，只管与那贩马的人讨价还价：“哎！卖马的，这病马怎么卖？”卖马人用眼不屑地斜看了二舅一眼，顺口说了句：“既然你说是病马，那就五百吧！”那时的一、二百元相当于现在的一、两千块钱。二舅听那人如此说，不由地“嘿嘿”嘲笑道：“你这马只能杀了卖马肉，凭什么张嘴就要五百呀！”那人看二舅是个行家，不由地凑过身来问道：“那你说能给多少钱？”二舅则给那人递上一支烟，一脸诚实地说：“你真心卖，我诚心买，咱们来个通快的，一口价，二百块钱我牵走。”说罢，二舅“呲啦”划着了火柴，准备给那人点烟。“什么！二百块钱！你也太狠了点吧！一口价给我砍掉一多半，不卖！不卖！”那人瞪着眼睛冲二舅直嚷嚷。见那卖马的急眼了，二舅“啪”的一下丢掉手中已经点着的火柴，也不屑地对那人“哼”的一声冷笑：“我看你这马恐怕都活不到明天，就是杀了也卖不了几斤肉，既然我出的这个价不中意，那你就牵着回家自己吃肉吧！”伸手拽了王春江转身就走。“哎！别走！别走哇！好商量，价格好商量。”那贩马的赶紧抓了二舅的胳膊不松手。二舅借坡下驴顺势说道：“你也别五百，我也别二百，我再给你加上四十块钱，咱们成交。”那人见二舅十分坚决，只好怏怏不乐地松了口：“二百四就二百四吧！总比二百五强，我原想这马怎地也能卖上四百块钱呢！结果竟是这样，回家和老婆都没法交差。”二舅则没有心思听他唠叨，付过钱后，牵了那瘸马直奔头屯而去。走在回家的路上，那王春江不解地问道：“二哥，这马值这个价吗？牵回去又不能下地干活，你这是图什么呢？”二舅则狡黠的笑着说：“兄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我看了这马口，也就两、三岁，正是干活的好时候。那马腿也并没伤到骨头，回家好生调养，定是一匹好马。”二舅将马牵回家后悉心饲养，果然没出两个月，他就又牵着同一匹精气十足、皮毛锃亮的壮马来到集市。那贩马人见后不觉大吃一惊，连呼：“这是我卖给你的那匹马吗？这怎么可能！”二舅则“哈哈”大笑道：“这马卖你五百块，你敢买吗？”那人则连连摆手：“不敢！不敢！少说也得卖一千。”这就是二舅，站在集市上不用吆喝和讨价还价，以高出购买此马时几倍的价格出了手。久而久之，二舅成了远近闻名的“马贩子”。
小时候看到有人坐马车羡慕，看到有人骑自行车羡慕，看到有人坐汽车更是羡慕。当时在铁木社有个叫张连友的技工，车钳铆焊样样精通。自己曾组装了一辆带后厢斗的三轮摩托车。人们经常看见其驾驶着摩托车，后厢斗坐着他的两个孩子，脸上戴着遮风镜，旁若无人的疾驶在乡村的公路上。每当这时，我的心中就不由的涌出一股既羡慕、又妒嫉的复杂情感。我常想，倘若我现在有辆摩托车，我就把凡是在路上走着的人都拉上，直到装不下为止。让人们感受到坐“电驴子”的快乐；我还想，倘若我长大了坐车回家，如路上遇到去光辉的人，不管认不认识，我都要让他们坐上车，让他们感受到幸福来的如此突然。想法很美好，多年以后我曾不止一次的带车回老家，见到的路上行人也不少，但我却不曾停过一次车。当年的豪言壮语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
那个年代，看见“东方红”拖拉机，竟也能让人们欢呼雀跃。有一天，我们一帮“大瓦房” 的小伙伴们，正在街东头国庆六队场院上撒欢儿，忽听到拖拉机的轰鸣声由远而近，大家伙儿一齐涌到路边，就见一台红色“东方红”拖拉机，拖着一个木制大爬梨，由东向西缓缓驶来。小伙伴们见那爬梨上可坐人，便纷纷跳了上去。我正要坐上去时，见那拖拉机却停了下来。但见驾驶员伸出头来向我招手，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我认识的家住街西头国庆四队的拖拉机手姜德财（小名姜二小儿）。
那姜二小儿的父辈与我母亲相识，“八丈杆子都打不着”的认了一个远亲，论辈分姜二小儿还要叫我为二舅（十岁不到的小二舅）。虽然不是真亲，但那姜二小儿却与我家走的很近，时常帮我家干点农活。姜二小儿性格活泼开朗，整日里嘻嘻哈哈无正形，聪明中带有几分狡黠，见到我们舅长舅短的叫着，装出一付目有尊长的样子。那时他年龄虽已二十有六了，但仍未娶到媳妇儿，时任国庆大队拖拉机手。我见二小儿叫我，便爬进了驾驶室。二小儿叫我坐在他身边，然后继续开拖拉机。小伙伴们看我坐进了驾驶室，个个羡慕的不得了。我也在他们面前着实“牛”了一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拖拉机，也是唯一的一次坐拖拉机。
光辉客运站紧临十字街，处于繁华地段。每天由县城发来的两次班车和迎来送往，一时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在客运站可以见到穿戴整齐，举止不凡的来自城里的亲戚朋友。倘若偶然发现某家有人在客运站徘徊，预示着那家将“有朋自远方来”。
而我家又与客运站结下了不解之缘。自打我们哥仨陆续离家外出谋生后，毎年夏季苞米下来时或春节前，我们都要请上几天假回家探亲。这时的客运站，是父母亲和妹妹们，差不多每天都要光顾的地方。有时明知道当天接不到我们，但他（她）们仍心存一线希望，准时跑到客运站，伸长了脖子看从车上走下来的每一个人，幻想着我们会突然从车上走下来……失望而归后，第二天又满怀期望的来到客运站，直到有一天兴高采烈地把我们接到为止。
连续接站的那些天，对他（她）们来讲，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当春节过后，短暂的相聚结束了。毎次送我们离家时，父母亲都要早早起来，倾其所有为我们做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数九寒天下大雪，父亲还要顶着风雪赶到客运站排队，为的是能买到有坐号的车票。当看到父亲眉毛胡子上挂满霜花，兴冲冲的从外面回来，没等进屋就听见扯着大嗓门高兴的喊：“今天去的早，排了一个三号，我儿子可以一直坐到县里了。”我们接过车票，看着父亲日渐变老的面容，心中别有一番酸楚。客运站——那是一个既令人高兴期待，而又惆怅伤感的地方。
有谁会相信，当年我小妹妹的志愿竟是：长大以后当一名公共汽车乘务员！那时乘坐公共汽车，对人们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一年当中能坐上一两次，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了。那时的乘务员都是城里人，穿着时髦，人长的年轻漂亮。坐车的和不坐车的人，都喜欢多看那乘务员几眼。
幸福，欢乐，对于贫困时代，对于少年的我们，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容易满足和获得。
（篇幅所限，本章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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