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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韩光长篇纪实:牤牛河 (十三)


【连载】韩光长篇纪实:牤牛河 (十三)


收听广播引发出来的故事

  在那个年代,除了看书,听公社放大站(即广播站)定时播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以及收听家用收音机,是汲取文学知识和艺术营养的又一渠道。当时公社放大站在院内竖起的电线杆上装有大喇叭(扬声器),每天早、午、晚定时播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那大喇叭声音传出很远,站在南门外五里路远的头屯都能听得到。如前面所说,我们听公社放大站的广播,主要是听“新闻联播”节目,关心和了解国家大事。至于文艺节目(包括歌曲)几乎很少播放。除非有重要新闻、或有重要事件发生,才可打破常规不定时播报。

  当时家住民兴大队(东局子)的原光辉中学高一班学生姜文,毕业后到公社放大站担任了一段时间站长,后来到光辉中学任教。公社放大站站长一职,由供销社果玲香的丈夫张孝先接管。在其任内,我还清楚的记得有一天晚上八点多钟,公社放大站播完“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早已关机,家家户户关门闭灯,开始进入梦乡……突然,公社放大站的高音喇叭响起了《东方红》的乐曲,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在这寂静的夜晚反而显得是那样的刺耳和令人不安。早已躺下的父亲翻身坐了起来,侧耳听那大喇叭播完《东方红》后会有何重要事件通知?可谁知这《东方红》反复播了四、五遍,也不像有要停下来的迹象,害得父亲披着衣服白白坐等了一场,父亲只好重新又躺了回去。这里父亲刚躺下,大喇叭里的乐曲突然也停止了,先是传出有人用嘴吹麦克风的“嘘嘘”声,然后传出了张孝先那近乎沙哑的声音:“光辉放大站、光辉放大站、光辉放大站!”这一句话他一连喊了三遍,父亲听到此,一磆碌从炕上又坐了起来,边穿衣服边说道:“肯定有事,而且是大事。”这里父亲刚说完,那边放大站的喇叭里又响起了《东方红》的乐曲,而且又是反复播了四、五遍,播了足有十几分钟的时间。父亲只好脱去衣服重新躺下。可谁知刚躺下,那边大喇叭里又传出了张孝先的声音:“光辉放大站、光辉放大站……”又喊了三遍后,浑厚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又重新响起……从晚上八点多钟开始,如此反复了播放了六、七遍,到了晚上九点多钟还在重复着。父亲早已被折腾得精疲力竭了,不觉得自言自语道:“这张孝先呀!到底是什么事就赶紧说呗!这不是折腾人吗。”索性不再理会那大喇叭的广播,躺在炕上再也不起来了。


  可事情远非父亲想的那么简单,当时针指向晚九点四十分时,张孝先的三遍“光辉放大站”播完后,终于开口说话了:“现在播送一个紧急通知,公社卫生院有一朝鲜族女患者因生小孩出现大出血,急需O型血,是O型血的同志请速到公社卫生院。”播后,《东方红》乐曲重又响了起来……听到此,父亲又一磆碌从炕上爬起来,边穿衣服边说道:“这不是耽误亊吗!救人不快点通知,怎么播起《东方红》没完啦!”母亲忙问道:“人家大出血,你火急火燎的干啥去?”“我是O型血,这是救人一命的事,我怎么能不去呢!”说罢,父亲推门一头闯进了茫茫夜色之中。父亲走后,全家人都没有再睡觉,开始为那患者、也为父亲担心。此时,公社放大站仍在播放着《东方红》,中间夹杂着张孝先急需O型血的广播通知。我家距卫生院不到二里路,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父亲一脸沮丧的回来了,母亲忙问:“输上血了吗?那病人怎么样?”就见父亲把戴在头上的帽子往柜盖上一摔,不无惋惜的说:“早点通知呀!等输血的人到了,病人已经没气了。这才是真耽误事呢!”此时,公社放大站又传来了《东方红》的乐曲声,张孝先扯着沙哑的嗓音还在播送“……生孩子大出血,急需O型血,急需O型血……”后来得知卫生院给那位年轻的朝鲜族妇女接生的是我的同届同学金六一的母亲,也是朝鲜族的崔大夫,其医术在当时公社级卫生院当属一属二,只因是难产,也就回天乏术了。第二天还遭到了同是朝鲜族死者家属的刁难围攻,尸体在卫生院停放了好几天才拉走。而公社放大站为何没完没了的播放《东方红》,后来才得知是因为那台陈旧老化的扬声器发不出声音在作祟。

  每天收听收音机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在我还是儿童时,家里没有收音机,只有挂在屋梁上的有线喇叭(小扬声器),由公社放大站定时统一播放。自我家于一九六五年搬到东大瓦房后,家里有了收音机,并且是上海无线电三厂研制的“美多”牌六灯交流三波段名牌收音机,配有电眼指示灯,外型美观,音质优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在当时居住在东大瓦房的五户人家中,乃至全公社,我们是唯一有如此高挡交流收音机的家庭,属于“四大件”中的硬件之一,即:手表、挂钟、收音机、缝纫机。因为这台收音机具有中、短波功能,其中短波可以收到那时称作的所谓“敌台”播音,父亲对此收音机就越发爱不释手。每当夜深人静时,朦胧中似能感觉到父亲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小,偷偷地收听台湾的《bbc自由中国之声》和《美国之音广播》,还有前苏联的《莫斯科广播电台》等,甚至还能收到叛逃到苏联的前中共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王明办的《红旗广播电台》。尽管无线电波的干扰很大,但父亲仍把耳朵紧贴在收音机的喇叭上,全神贯注地听着……

  那时收音机里播出的节目除了新闻外,也有文艺节目,我们最爱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通过收音机,我先后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讲的《烈火金钢》、《铁道游击队》和《欧阳海之歌》的片断,后来又收听了黑龙江台陈阿喜、曹震播讲的《海岛女民兵》、《沸腾的群山》和《渔岛怒潮》等。此外,还收听了黑龙江广播电台播出的、由本省着名诗人王书怀描写的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叙事长诗《张勇之歌》,并冠以配乐诗朗诵的艺术表现形式,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至今我还记得开篇的头两句:“鸟不高飞啊,怎知蓝天之阔!人不远行啊,怎知世界之大!……”后来才知道那个叫张勇的天津女知青是因为救落水的羊羔而死的。还有一个叫金训华的上海男知青是因为救被洪水冲走的两根电线杆而牺牲的。当时在全国上下好一番大张旗鼓的宣传。现在回想起来,他(她)们的死可不比泰山还重。那时播讲的评书或诗朗诵,并不像后来横空出世的女评书人刘兰芳播讲的那样云山雾罩、张牙舞爪的引人入胜。大多是忠实于小说原着平铺直叙的娓娓道来,很少有跌宕起伏。但在业余文化生活十分贫乏的年代,人们仍很痴迷和满足。每当晚上八点钟以后,公社放大站的大喇叭里便传出了曹灿或陈阿喜播讲评书的声音,人们津津有味的陶醉在故事情节之中而难以自拔。


  我在收音机里听到了有关新疆维吾尔族老汉库尔班,不远千山万水,历经艰苦磨难,骑着毛驴到北京去看毛主席的故事。受其启发,竟令我突发奇想,凭空杜撰了一个光辉公社农民老汉“武老九”,赶着毛驴车去北京给毛主席做豆腐的故事。有人要问,那“武老九”为何人?“武老九”乃光辉街里一社会闲散人员,时年应在五十岁上下,本人无什专长,农活不会干,身体不很好,整天弓着腰喉咙气喘的,几乎长年戴着口罩,将一张黑黄的瘦脸遮了一大半。头上还戴了一顶黑色亮皮的羊绒帽子,使其脸色愈加显得黑瘦腊黄。记忆中好像石国富的三弟石国喜也有一顶一模一样的帽子。我当时对其长年戴口罩不解,尽管那口罩口鼻透气处早已污黑一片,但我仍认为此人很讲究卫生,甚至超过医院的大夫。可当他摘下口罩咳出一口黑色粘痰后,方知他有病,并且病得还不轻,所以尽可能离他远些。

  但自从他在十字街路南角开了一个豆腐作坊后,我则被那小屋子里冒出的蒸气和飘出的油香所吸引,主动向他靠拢了。原因是那“武老九”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用早年学会的一点烧菜技能,开起了一个不卖主食,只卖“烩豆腐汤”的小吃铺。而所谓的“烩豆腐汤”,不过是用豆油、葱花、酱油炸锅后,放上水和盐,切上几小片豆腐,待开锅后用淀粉(俗称粉面子)勾一下芡,两角伍分钱一碗的“烩豆腐汤”就出锅了。炸锅时的葱油香味自然是令人回味无穷,而更令我们惊奇叫绝的是用淀粉勾芡这一环节。由于那时并不知淀粉为何物,只是看见那“武老九”借着昏暗的灯光,把一小勺白色粉状的东西放入冒着热气的锅里用勺一搅和,豆腐汤顷刻间变得粘稠起来。而我家做的豆腐汤从来都是清汤寡水,令人毫无食欲而言。就为喝上一碗“烩豆腐汤”,我曾想方设法攒够两角伍分钱,瞒着母亲跑到“武老九”的小吃铺,递上钱买上一碗,然后站在小黑屋的角落里,且不管那豆腐汤做的是否卫生,更不管那“武老九”粘痰吐到了哪里,只管稀里呼噜的一口气喝完,喝罢用棉袄袖子擦擦嘴,然后心满意足的和那“武老九”道别。

  且说这一天我喝完豆腐汤后美滋滋的回到家中,意犹未尽,索性卖个关子,主动提出要给哥哥和弟弟讲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正是那个只会做烩豆腐汤的“武老九”。弟弟小三不解的问道:“净瞎扯,那‘武老九’有啥故事可讲?”我则瞪着大眼珠子说:“怎么没有讲的,可以瞎编嘛,听我慢慢道来。”哥哥和弟弟也都瞪大了眼睛听我如何胡编乱造。我这里清了一下喉咙,略加思索了片刻,打了一个手势,即兴开始“白话”起来:

  话说这一日那“武老九”忙完了灶上的活计,收起家什,熄灯灭火,躺在炕上准备睡觉,却翻来覆去无论如何也睡不着。暗自思忖:想我“武老九”也是怀有做“烩豆腐汤”一手绝技的高人,在光辉公社这一小镇早已是威震四方了,连那韩老师的二小子都几番登门,吃后赞不绝口。新疆的库尔班老汉能骑着毛驴,带着哈密瓜去北京见毛主席,我何不也赶着驴车去北京见上毛主席一面,给他老人家做上一碗“烩豆腐汤”呢!想罢,说走就走,“武老九”硬撑着从炕上爬起来,开始打点行装,准备来日开拔。

  第二天,“武老九”早早起来,换上一套新装行头,跑到国庆四队好说歹说借来了一头瘸腿毛驴破车,将做豆腐汤的锅碗瓢勺备齐,并小心翼翼的贴身装了一小袋淀粉。待这一切准备停当后,“武老九”坐上了驴车,挥手和众乡亲告别,并承诺一定把大家的问候带给毛主席。“武老九”的老伴还再三叮嘱:给毛主席做“烩豆腐汤”时,别忘了多放点粉面子!那“武老九”一一点头应允,用手拍了一下毛驴屁股,喊了一声“嘚驾!”那头病驴奋力拉车昂首挺胸地上路了。时下正值数九寒冬,天上飘着鹅毛大雪,西北风卷着雪花扑面而来,“武老九”赶着驴车,顶风冒雪,气喘吁吁的出了北门,沿着公路向北一瘸一拐的消失在风雪中。


  讲到此,我停顿了一下。小三听得入神,见没了下文,忙问道:“那‘武老九’走了几天到北京的?见到毛主席了吗?”我沉思了一下,摆摆手说:“我正想着是让他见到毛主席呢?还是不让他见到呢!”“那还是让他见着毛主席好呀!”小三赶紧说。我白了他一眼,不屑地说:“那不一定,我不想让他见他就见不到,你信不信?不信你听我接着往下讲。”

  且说那“武老九”出了北门,驴车一路踉踉跄跄的向北岗拖拉机站方向缓慢走来。这北拖拉机站建在公路边的一个高岗处,当时只有一台五十年代生产的老式“东方红一50型”胶轮拖拉机,因那拖拉机性能老化陈旧,车头污垢不堪,我们冠以绰号为“老狗拖拉机”。而驾驶“老狗”的第一任驾驶员,小学女教师骆淑琴的二哥骆长泰,就是开着“老狗”一路疯跑,在北岗翻车砸死的。这些暂且不表,单表那“武老九”的驴车快近北岗时,雪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那带有残疾的瘸腿毛驴尽管是昂头挺胸,奋勇争先,无奈有伤病折磨,行走起来自然是越来越吃力,任凭那“武老九”连打带骂,还是走走停停,栽栽歪歪的几乎要倒下去。几番打骂下来,“武老九”已是上气不接下气,一口痰噎在嗓子眼里,早已没了喊声。“武老九”不觉得暗自叫苦,言道:“我夲已是浑身是病,偏偏又借了一匹病驴,正可谓是病驴拉破车,如此这般何时能走到北京见到毛主席呢?”正在嗟叹间,猛然间“呼”的一阵狂风袭来,“武老九”四脚朝天连驴带车被掀翻到了路旁的雪沟里,车上的锅碗瓢盆和行李散落了一地,很快被风吹得七零八落。头上戴的黑皮帽子,被风吹得在雪地上飞快的打着旋转,直奔拖拉机站的方向跑去,眨眼功夫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可怜那“武老九”和毛驴车深陷在齐腰深的雪地里动弹不得……几经挣扎,毛驴挣脱了绳套,爬上公路,“嗷”的仰天长啸一声,吓了“武老九”一大跳,还没等“武老九”楞过神儿来,毛驴已转回身,沿着来时的路径,头也不回的一瘸一拐的向街里的北门外扬长而去。“武老九”望着那毛驴恩断义绝离去的背影,不觉得悲从中来,他绝望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摘掉长年戴着的黑污口罩,放声大哭,对天长嚎:“敬爱的毛主席啊,不是我‘武老九’不想看您老人家呀!而是老天爷不让我去啊!今生今世您没能吃上我做的烩豆腐汤,我就是死了也不能瞑目啊!”嚎毕,那“武老九”白眼一翻,双腿一蹬……

  讲到此,我住了嘴,出现了短暂的静场。少顷,小三终于憋不住,惊恐地小声问道:“‘武老九’死了?”我绷着脸一夲正经的答道:“不知道是死是活,反正也是在北岗拖拉机站‘老狗’出亊的地方翻车的,人和车陷在大雪嗡子里出不来。不过毛驴还是回到国庆四队马圈了,并且马上狼吞虎咽的吃起草料来,看样体力消耗得有些透支。至于‘武老九’接下来是死是活?你就随便猜吧!”“那还猜啥了,人都翻白眼、蹬蹬腿了,我看够呛。”小三自言自语道。哥哥则在一旁被逗得早已憋红了脸,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也忍俊不禁,“扑哧”一下笑出了声。小三则很不高兴地嘴里嘟囔着:“人都死了,你们还有心思笑。”一个人默不作声地推门出去了。

  晚上,家里人刚坐下准备吃饭,就见小三大呼小叫的从院外跑进来,嘴里嚷着:“我看见啦!我看见啦!”众人吃了一惊,齐声问道:“你看见什么了?”小三瞪着眼睛大声喊道:“我看见‘武老九’没有死,还在那掂勺做烩豆腐汤呢!”其实也难怪,在我编讲此故事时,弟弟小三还不到十岁。


  毋庸置疑,在那个年代,公社放大站(广播站)的大喇叭和家用收音机的功效是不可替代的。大约在一九七二年以后,公社放大站(广播站)在水管站的后院又竖起了高高的电视天线,引进了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虽然播放的效果不是很好,但仍吸引了许多人趴窗观看。我曾在这个黑白电视上看见了当时年轻走红的男中音歌唱家刘秉义的演唱,还有钢琴演奏家殷承宗的钢琴伴唱《红灯记》等。当年在中央乐团的刘秉义穿着笔挺的黑色制服,气宇轩昂,风流倜傥。我们坐在放大站的机房外屋观看由他演唱的《回延安》和《我为祖国守大桥》,其浑厚抒情的男中音令我们叹为观止。大家屏气凝神的盯着那黑白电视正在目不转睛地观看,突然,在放大站(广播站)的走廊里传来了两声清脆响亮的“呱呱”的青蛙叫声,令众人一惊,不觉得惊问道:“哎呀!这是从哪儿来的蛤蟆呀!怎么都跑到放大站来啦!”话音刚落,又是两声“呱呱”的叫声,我失口叫道:“听这叫声不是‘大花鞋’,绝对是‘青乖子’!”我们当地将雌性青蛙称为“大花鞋”,雄性青蛙称为“青乖子”。而只有“青乖子”才能发出“呱呱”的蛙叫声。众人正在茫然不解时,就听走廊里传来一阵“嘻嘻嘻”的窃笑声,随后从门外伸进一个脑袋来,定睛看时,原来是我们班的同学、一向活泼顽皮的吴忠海(饭店吴文之子)。那时大家还不知这就是“口技”,只是觉得那吴忠海模仿的简直太像了,这又令我们大开眼界。从此以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对那吴忠海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也试图模仿青蛙或鸡鸭鹅狗的叫声,可是横竖学的都不像,勒细了嗓子瞪着眼睛很费力地憋出一声鸡叫,反而把我家的黄狗“依来”吓得蹦出老远……只可惜吴忠海没有将这一绝技发扬光大,否则,会是一名不错的“口技”演员。

  公社放大站(广播站)的大喇叭一直到我一九七五年离开家乡,仍在由张孝先每天定时播送着它的固定节目。而我家的那台“美多”牌六灯交流收音机,因长时间超负荷运转,加之电压不稳,被烧坏了三个灯,几经修理,时好时坏,最后辗转到家住县城的一个远房亲戚家修理,从此下落不明。


  令人沉醉的“东北大鼓”

  如今的东北“二人转”经某些人的一鼓捣,本名不见经传、难豋大雅之堂的下里巴曲,竟然已经誉满东北,唱响全国了。当时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是在收音机里听马季、唐杰忠的相声《友谊颂》,关学增的北京琴书《传家宝》,梁厚民的快板书《奇袭白虎团》,还有山东快书《赔茶壶》,二人转《小鹰展趐》和坐唱二人转《处处有亲人》等。能看到真人的表演,只有在过年期间的初三到初五,跑到街里去看国庆、东兴及朝鲜族大队和石庙子粮库组织的大秧歌表演。那几天,是一年当中街里最热闹的时候,人们兴高彩烈的从四面八方向十字街云集。我们则会选择女子容貌扮相好看的秧歌队伍,跟着跑前跑后。而我始终是跟着朝鲜族秧歌队跑,因那打头领扭的鲜族姑娘长的实在漂亮,令我很难将目光移开。秧歌队从街东头扭到街西头,再从街南头扭到街北头,最后会集到朝鲜族学校,围着操场再扭上几圈,此时也就快到吃午饭的时辰了,人们意犹未尽的散去,同时期盼着明天的演出早些到来。

  作为东北地区的地方戏种,此时的二人转已不再公开演出,才播出了《小鹰展翅》和《处处有亲人》,并且还是采取了坐唱二人转的形式。而百姓喜闻乐见的东北大鼓,则悄然无声的转入了地下,在农村的屯落里仍顽强不屈的坚守着这块阵地。我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听东北大鼓,都是在姥姥家所居住的志广公社八道岗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村生产队,和一群上顿饱下顿饥,不知愁苦为何物而整天“穷欢乐”的乡下农民。

  流形于黑龙江省一带的东北大鼓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两个人组成,一个说唱,一个伴奏(称为弾弦子);另一种是一个人表演,叫作“甩平词,”只说不唱。说书的地点可选择家里房间比较宽敞的住户,如屋内搭有南、北大炕的,可以多坐些人听书。有时也可以选择在生产队队部,但要经过生产队长的批准。而说书的时间大多选择在晚上。费用由听书的每人均摊,收取一毛或两毛钱不等。说书人的食宿由生产队各家轮流做庄,年底结算工分时统一结账。其实,许多人的历史知识都是通过听书学到的。常听的书目有:《隋唐演义》、《七侠五义》、《杨家将》、《岳飞传》等等。说书人为了拉长时间,多挣点钱,每到故事的紧要关头,比如“但见北侠欧阳春抡起七宝刀,一招力劈华山,搂头砍下,只听嗖、啪、哇呀一声……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使听书人急得抓耳挠腮回家睡不好觉,第二天一放黑,又早早的前来坐等听下文。一般情况下,一部书往往要说上十天八天的,这段时间屯里好像类似现在的电影周、啤酒节一样,热闹非常,人们之间的关系也似乎更加和谐亲近了。


  我第一次听书是一个名叫常祥的说书人,该人说书在五常县东片一带小有名气,年纪不到四十岁,身材适中,五官端正,面容白净,尤其是长了一双悲天悯人的细长眼睛,说书唱到动情处,人们只需看一下他那细长动人的双眼,自会悲喜交加无法自恃。我听常祥说的第一部书是根据流传于民间故事改编而成的《十把穿金扇》:说的是明朝末年,扬州郊区菜农曹秀儿偶得“十把穿金扇”,并卖给了十个身份不同的人。一双陶氏双胞胎兄弟陶文彬、陶文灿在十个姑娘的帮助下,克服千难万险,寻扇、夺扇、护扇……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讲述了陶氏兄弟与十个姑娘之间的真爱、假爱、错爱等复杂的爱情故事。那常祥把《十把穿金扇》说唱的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老百姓听得如醉如痴,悲喜交集。听到节骨眼上,上茅楼(厕所)解手来回带小跑,生怕听丢了关键情节。这常祥在八道岗说唱了三天,我也连着听了三天。当唱到当朝一品宰相陶彦山横遭陷害,全家一百零四口满门抄斩,只逃出其子陶文彬和陶文灿兄弟二人,欲知下文时,那常祥却被临近的志广公社大粮户屯用马爬梨给接走了。我在姥姥家苦等了一个礼拜,终没见那常祥再回来。《十把穿金扇》就此没了下文,我与那位常姓说书人从此失之交臂,这成了我的一大憾亊!前不久,听我哥说,他的文学好友,时任大庆文学刊物《岁月》主编的潘永祥也曾说过,最喜欢的文学作品中就有《十把穿金扇》。我怀疑他也是在那个年代,听了大鼓书后而获此感言的,但不可能是听常祥说唱的大鼓书,也许是听了……

  我至今还记得在冬闲时节,夜晚八道岗生产队部里挂着马灯,空旷的屋内横七竖八的摆着长条木凳,靠前台摆上一张桌子,再放上两把椅子,说书的场子就算打好了。晚饭后,人们陆陆续续的来到生产队,不到一袋烟的功夫,屋子里就坐满了人,由于门窗紧闭,空气混浊,大家吐出的旱烟圈在头上久久不散,而人们边抽烟边听书的专注神态和享受的快感,令人难以忘怀。每晚开书前,说书先生总要拿起惊堂木“啪”的敲上一下,随口说道:“好了!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再不开书人就要走了了!”又说道:“听在下拙嘴笨腮,崩瓜掉字,三字九漏,顺水推舟,慢慢地道哇来……呀!”开场白说罢,还要打个小段,多半由弹弦子的副手来说,内容与正夲相干或毫不相干,类似明清小说前面的引子。常言道,说书不打小段死老伴儿,至于死谁的老伴儿,没搞清楚,所以小段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是由弹弦子的人来说,但因长年配合说书人,耳濡目染,有的小段打的也十分精彩。我就曾听到过一次《隋唐演义》中罗成算挂折寿五十年的小段。尽管那弹弦子的有点口吃,但自弹自唱讲得仍十分精彩。但见他连说带比画的说道:

  “……忽见远处有一身着白袍,胯下白马,手执银枪的穿白小将,由远而近飞奔而来。你道那来将何人,正是那天上白虎星下凡,一杆银枪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隋唐第七条好汉——少年英雄罗成。真可谓胯下闪电白龙马,手中五钩神飞枪。”刚说到此处,因其口吃,顺嘴憋出了“噗噗”的声响,那弹弦子的脑瓜儿反应非常之快,眼睛向上翻了一翻,顺着刚才口中发出的“噗噗”声说道:“这马真是匹白龙快马,跑到近前还‘噗噗’的放了两声响屁,又一个飞跃跨上山岗,就听‘哒哒哒’一阵马蹄声响,那白龙马载着罗成飞驰而去……”大家被他的随机应变能力所折服,不觉得都哈哈大笑起来。大家一笑,他反倒有些不好意思,忙说道:“我唱的要比说的好,往下我就开始改唱啦!”他接着自弹自唱道:

  “……那老道说,别人算的我不管,我算你寿命二十三。罗成一听翻了脸,徐茂公他算我寿命七十三,为什么你给我减寿五十年?老道说:我一算你有个表兄秦叔宝,武艺交换你暗藏奸;二算那程咬金是你结拜的盟兄长,你不该打他一顿拳;三算琐五龙你不该监斩单雄信,忘了滴血淋盆拜金銮;四算药酒杀妻你心肠狠,花言巧语把她瞒;五算你赴宴醉卧在龙床,欺君之罪你又折十年。七十三减去五十岁,皆因你心数不正只能活到二十三。你当我是何人等,徐茂公之师毕尘仙……到后来,那小罗爷果不其然被陷淤泥河,乱箭穿心战死在杀场,英年刚好二十三……”这一小段唱罢,那正牌的说书人出场了,这个弹弦子唱小段的人,也就收口不再说唱了。


  回想起来,那一年的冬天,我在八道岗屯还真听了几次好书。每次都是小舅跑来光辉告诉我“说大鼓书的又来啦!”“是常祥吗?”我急切的问,“不是常祥,但听说大鼓书唱的也挺好。”小舅答道。听罢,我则二话不说,抬腿跟着就走,可见东北大鼓对我的吸引力该有多大。

  而我哥就没那么幸运了,当他去八道岗听书时,正赶上那次请来唱大鼓书的竟是个瞎子,也是自弹自唱,并还有些南腔北调。那天晚上在姥姥家喝完大楂子稀饭,我和哥哥早早来到生产队,找个角落坐下,单等那瞎子开唱。那瞎子一唱不当紧,我和哥哥从最初的饶有兴趣,到略有疲惫,到痛苦绝望直至崩溃,经历了一次漫长的挣扎与煎熬。大家听惯了常祥的精彩表演,这瞎子哪里是对手,大鼓书还没唱到一半,人们都失望的离坐,怕伤那瞎子的自尊,悄不言声的友善离去了。我则抓耳挠腮的盼着他快点唱完好回去睡觉,但最终没能坚持住,丢下哥哥叫上小舅提前逃走了。见我们回来,姥姥问:“唱完了吗?你哥呢?”我气急败坏的说:“那瞎子唱的啥玩意儿,和常祥比差远了,说的南腔北调的话还听不懂,人都快走光了。我哥还在那傻乎乎的听呢!”姥姥忙说:“那就把你哥也叫回来吧!还在那听啥呀!”我又重新折回生产队,进屋一看又不打紧,就见屋里只剩下姥姥家前院住着的社员李生家的孩子,大号叫“李生三虎子”和“李生大地主”等大大小小不到十几个人了。那时屯里给孩子们取名字有个习惯,唯恐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都要将家长的大号冠在其中,别的屯怎么叫我不知道,至少八道岗都是这样叫的,社员李生家的两个男孩由此而得名。家里上顿下顿吃的也都是苞米楂子,但唯独他吃的圆头胖脸,嘴两边是永远也擦不净的鼻涕和口水,很像人们想象中的胖地主。人们见了总会指点着说:“瞧这小子长的,真像个大地主!”“李生大地主”的雅号也就由此得名。此刻,就见那“三虎子”和“大地主”与几个孩子只管嬉戏打闹,根本没有听那瞎子在说唱着什么。倒是哥哥仍坐在角落里默不作声的坚持着。而那瞎子对此却浑然不知,只管吐沫横飞的自顾自的卖力弹唱,白亮的脑门满是汗珠。我附在哥哥耳边小声说:“还听呢,多没意思呀!赶紧走吧!”哥哥无奈的说:“你看那瞎子唱得多卖力气,该有多可怜!我怕人都走光了没人管他了。”“你就是心软,那不还有更倌吗!”我指着靠墙坐着早已经睡着了的更倌说。哥哥瞥了一眼鼾声如雷的更倌,心有不忍的慢慢起身随我走出了生产队部。我们走出老远,隐约还能听见那瞎子的弹弦声和“李生大地主”的嬉笑声……


  自打听了这瞎子说书后,哥哥再没有去八道岗听书,反倒跑到石囯章家听其父亲“石瘸子”念了几回唱夲。那“石瘸子”识文断字,尤以说念唱夲最为擅长。在我的印象中,每次去石国富家都能赶上其父母亲在吵架。作为伪满警察出身的“石瘸子”,囯军共军的枪都扛过,性情刚烈,脾气暴躁。而其母个性极强,个头儿不高,嗓门儿很大,争吵起来毫不示弱。我们往往是后脚没等进门,发现这老俩口脸色不对,赶紧抽回前脚转身离去。但他们也有春风和煦的时候,那就是当“石瘸子”念唱夲时,左邻右舍的如老庞二奶、东院供销社饭店吴文的老伴等会齐聚石家。此时,石母定会十分安静的陪伴众人坐在一旁认真倾听,时不时的还会插上几句话。随着剧情的发展,念到悲伤处,也会掉下几滴眼泪。而那“石瘸子”也学着说书人的派头装腔作势,唱到关键处,书本一合,嘴里干咳了几声,闭了眼说道:“唱了这半天,直唱得我是口干舌燥哇!”那吴文老伴立刻明白了几分,转身奔出屋去,不一会儿,手里提了装有一元糠麸的散装白酒转回来,往那“石瘸子”面前一放,说声“喝两口吧!马上就不渴了。”那“石瘸子”一见到酒,不觉得眼睛放出光芒,举起酒瓶仰脖“咚咚”就是两大口,然后咂了一下嘴,打开唱本拖着长腔唱道:“那老令公杨业挥泪告别了佘太君,带了七个儿郎直奔辽国沙场而去呀!……”此时此刻,则是这石家气氛最为和谐的时候。尽管那“石瘸子”老俩口经常吵架,但对我们这些经常出入他家的小客人却十分友善热情。而频繁出入的多半是老大石国章的同学朋友,如我哥韩明、刘玉国、赵占民、冯耀雨、王克信、刘刚、王宝山、李文学等,凡来者可奉为上宾就座;其次是老二石国富的同学朋友,如夲人及程旭、刘亮、李国志、姚海泉,杜山等,则属于中宾,来后也能赐座,但要坐下首;而老三石囯喜的同学朋友,如我弟韩三等,则属下宾,只能让他戴着和“武老九”一样的帽子,领着韩三等一帮小孩到屋外玩去了。如此一来,在光辉街里这一弹丸之地,石家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朋友交往的场所和所谓的人文圈子,大家在这里谈文学、谈艺术、谈理想、谈未来、谈国家大事,也谈有关男女生之间搞对像的话题……好像后来成婚的刘玉国、赵秀芬,刘刚、郑玉华及王宝山、邹庆华几对夫妇,都是在这个圈子里相识而最后“成交”的。后来我哥把“石府”称为是活跃在光辉街里的文化“沙龙”!


  无法抗拒的电影诱惑

  看电影,是那个年代所有文化生活中最激动人心的事情,也是我少儿时期压倒一切的最大乐趣。

  在我刚记事时,紧挨着公社机关建有一座砖瓦结构、能容纳五、六百人的电影院。我曾在这个电影院看过《扑不灭的火焰》、《独立大队》、《烈火中永生》、《农奴》、《夺印》、《箭杆河边》、《千万不要忘记》、《年轻的一代》等影片,还看过五常县剧团来此演出的评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

  那时年幼,不会观赏剧情,电影中的人物只能用谁是“好人”或谁是“坏人”,或“好人”赢了“坏人”输了这种简单的思维方式去区分。毎次县里放映队来到乡下公社放电影,由于影院小,一部片子要连着放上几个晚上,以满足人们看电影的欲望。那时看电影要买票,票价是两毛钱一张,要买到好座位需提前排队,入场时验票也很严格。但人们还是争取捷足先登,渴望能看上第一场。即便如此,仍有逃票蒙混过关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朴高赖”的鲜族瘸腿男人,每当验票入场时,他便借着昏暗的灯光,故意将手指从裤裆中间的前开门里伸出,嘴里用半生不熟的汉话喊着:“让开、让开、撒尿啦!撒尿啦!”众人低头看时,不觉都大吃一惊,见那“朴高赖”裤裆里伸出的半截黑手指头,还在一弯一直的蠕动。女人们羞得尖叫起来,众人忙闪开一条路,那“朴高赖”则笑嘻嘻的不管左右,一瘸一拐的走进了电影院。我清楚的记得,我家的一副带有香味的“香片”扑克,就是随那“朴高赖”入场时被挤丢的。为此事,母亲没少骂我。

 人们不再花钱买票看电影了,改在了在朝鲜族学校操场露天放映,可容纳观看的场地无限大,银幕正面坐满、站满人后,来得晚的还可以站在背面看,我们称之为看“反片子”。而通知放电影的消息多半来自公社放大站,每当听到大喇叭里传出“今天晚上在朝鲜学校放电影,电影的名字是……”我们就会高兴得热血沸腾,全天都沉浸在亢奋之中,吃饭特别香,干活不觉累,见到所有人都倍感亲切,没事时总爱支愣起耳朵听那放电影的“电锅”(发电机)是否已经欢快的唱响。

  每当有电影时,我们都会早早的吃完饭,跑到朝鲜学校操场占坐位。所谓占坐位,不过是带上几块砖头或木板,提前在银幕前选好不远不近的位置,砖头木板一字排开,算是给弟弟、妹妹或好朋友占好了座位。坐在银幕前的基夲都是小孩子,大人们则围着外圈站着观看。晚来的羡慕早来的,而我始终属于早来的那一拨。但也有不讲职业道德的,来晩了还要强行占据别人的坐位,我后来的高中同学(姓名隐去)就是其中一个。每当我与刘亮提早坐在银幕前,正在为占据好位置而沾沾自喜时,一抬眼,看见那小子有如“狗蹦子”般出现后,胃里立刻就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我知道,这场电影无论如何是看不消停儿了。果不其然,那小子用眼扫了一下四周,最后定格在我这里,一个“狗蹦子”跳过来,二话不说,一屁股坐在了我已占好的位置上。然后再拍拍我肩膀,大了呼哧的说:“谢谢啊!给我占了个好地方。”我则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忍气吞声的悄悄对刘亮说:“咱们还是换个地方看吧,否则这场电影无论如何是不会看好的。”刘亮只能随我起身离去,身后传来那小子的嘲谑声:“哎,咋走了呢?一块看呗!这好地方不要啦!”我则在心里暗暗骂道:“那好地方留着给你家做坟茔地去吧!”此时,正面无论是坐着的、还是站着的,均已再无立足之地了,我们只能去银幕背面看“反片子”了。


  可看到的影片少的可怜,除了八个样板戏外,国产的老影片只剩下《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奇袭》、《平原游击队》、《铁道卫士》等。还有前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年》,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宁死不屈》、《地下游击队》、《创伤》、《海岸风雷》、《第八个是铜像》等。越南电影只看过一部叫《阿福》的影片。里面有一段跳大神的情节,披头散发的神汉喊出的“天灵开、地灵开,妖魔鬼怪快进来……”的恐怖镜头至今记忆犹新。而此时的朝鲜电影却大行其道,并且非常受欢迎。放映的影片有《鲜花盛开的村庄》、《摘苹果的时候》、《南江村的妇女》、《火车司机的儿子》、《看不见的战线》、《原形毕露》、《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等等。当然,每部影片又以其中女演员的美丽温柔而吸人眼球。那时,每次在放映主片前,都要配有《新闻简报》纪录片,或加映木偶剧电影《半夜鸡叫》和《草原英雄小姐妹》等。当时,结合各国的电影表现风格,老百姓编了一套“顺口溜”,叫做:朝鲜电影“又哭又笑”、越南电影“枪枪炮炮”、阿尔巴尓尼亚电影“莫名其妙”、苏联电影“搂搂抱抱”、中囯电影“新闻简报”。这是那一时期电影现状的真实写照。陆续又上映了一批新影片,如《青松岭》、《战洪图》、《艳阳天》、《春苗》、《火红的年代》、《第二个春天》、《车轮滚滚》、《难忘的战斗》、《决裂》等等。

  那时看电影对我的诱惑是如此之大,我曾与程旭、杜山骑车三十五公里,跑到县城电影院去看《杜鹃山》。看完后没地方住,黑灯瞎火地找到在县文教局赶马车的三舅卢文华的“跑腿子”宿舍,与浑身散发着酸臭和马粪味的几个车老板子挤在一起,听着他们插科打诨的讲着荤色段子,迷迷糊糊地住了一宿。我也曾在志广公社跟在放电影的马车后边,一夜间跑了杨大院、林粉坊、孙家油坊三个屯子,一部片子连着看三场仍意犹未尽,最后一场看完时天已经放亮了。而最令人咋舌的是有一年的春天,夲是乍暖还寒的季节。听说牤牛河对岸的四里界屯晚上放咉《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此前,《列宁在十月》我们已看过好多遍,而要看《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早已成为了我们的梦寐以求。晚饭后,我和刘志英、刘志刚、刘同喜、占生子、还有文海和张小子,兴冲冲的向四里界进发。可到了牤牛河边,大家傻眼了,原来那河面上的冰层大部分已经开化解冻,一条足有三十米宽、正在流淌的浅沟横在眼前。岸边已经站了十几个想去对岸看电影的人。尽管那流淌的河水并不深,但河水的冰冷仍令人心有余悸,正在犹豫间,就见那刘志英脱了棉裤,手提棉鞋,踏进冰冷的河水,率先涉水过了河。其它人纷纷效仿,也都脱了鞋裤跳进水中。我夲想退缩,但想看电影的欲望占了上风,也毫不犹豫的跳进了没膝深的冰水中。刚一下河,那刺骨般的河水立刻凉透全身。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哎呀!快看哪!那是谁呀!还光着个大腚。”借着月光定睛一看,原来是占生子脱去棉裤后,里面竟没有裤衩,光着个白花花的屁股,扛着棉裤噼里扑通的跑过了河……回来时,大家又如法炮制,踏冰涉水跑过了牤牛河,到家时已是夜里十二点多了。父母亲对我去河对岸看电影是又生气又担心,一气之下插了房门不让我进屋。我到家后拽了几下房门没有开,只好趴在隔壁刘志英家屋外边的烟囱桥上,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朦胧中抬头望着满天繁星,不甴地想起了老孟奶:要是老孟奶活着就好了,一定会留门等着我回来。迷糊中仿佛听到了电影中瓦西里那浑厚的声音:“面包会有的,粮食会有的……”继而,又仿佛看到女特务卡普兰向列宁举起了枪……朦胧中忽然听到“啪”的一声响,我以为卡普兰的枪响了,定睛看时,原来是房门被打开的响声,就见父亲一把拽住我的脖领儿子,不由分说把我拽进了屋。但父亲这次仍没有打我。


  电影中激动人心的场面和正面或反派人物,对我们这些年少无知的孩子影响很大。每场电影看完后,大家都爱模仿影片中的人物或经典台词,而多数都爱模仿反面人物。刘志英硬说刘同喜长得有点像《地道战》里的伪军汤司令,一有空儿就逼着他伸出大拇指学汤司令的经典台词:“高、高、实在是高!”刘同喜被逼无奈,只好苦笑着伸出大拇指,故意呲出大门牙,说道:“……既可解西平据点之围,又可端土八路的老窝,高、高、实在是高!”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而我家邻居一个比我小三岁的小子,看完抗美援朝电影《打击侵略者》后,像着了魔一样,整天手里攥着个二尺多长的木棍,学着电影里伪白虎团长白昌甫审问朝鲜游击队长金哲奎的台词:“畜牲!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不杀尽你们,我就不到鸭绿江边去迎接我的战马。我要把你剁成肉泥!畜牲!”而邻居那小子当时并不知道什么叫“畜牲”,想了许久,认为坏人应该是“狗生”的,不应该是“畜生”的,所以他未经白昌甫的同意,单方面把台词“畜牲”改成了“狗生”。还有,他对剁成肉泥也很不解,认为肉泥远没有肉块吃着过瘾,于是干脆把“肉泥”也改成了“肉块”。这样一改,他感觉顺当多了,模仿起来底气十足。但见他手舞着木棍,学着电影里白昌甫的腔调,呲牙咧嘴的喊着:“狗生!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要把你剁成肉块!狗生!”我和弟弟隔着院子听他喊了半天,方听明白他喊的是电影里的台词,惹得我们笑的差点没背过气去。邻居那小子反而被我们笑得莫名其妙,涨红了脸愣在那里不知所措。一晃儿,四十多年的光景过去了,前几年回老家光辉乡探亲,听说那小子早都当爷爷了。

  我的弟弟小三儿刚笑话完邻居的小子,自己却上演了与人家同样搞笑的一幕。话说自从看完了由光辉中学排演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沙家浜》后,我偶然发现三弟每天都在模仿京剧台词,嘴里叽里咕噜的不知叨念着什么。有时在院里也似在舞枪弄棒,时不时的还来一个甩头亮相,如没有人时则表现的更加夸张。但我始终没有听清楚他口中咕噜的台词是什么。这一日,我悄悄躲在我家房山墙后,偷偷看弟弟是如何表演。但见弟弟腰扎皮带,手执木棍,悄悄出门来到院中,左右环视了一下,确信没有人后,就见他在院内转圈来了个亮相走场,又来了一个左右弓步,因下蹲劈叉的动作有些大,一个趔趄没站稳,险些扑倒。弟弟定了定神,清了清喉咙,一手插腰,一手高举,开始用他那含糊不清的发音,有板有眼的念《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台词:“紧嘎青松嘎,派你二人去对岸侦察。”听到这里,我不由得一愣:这三弟把郭建光的“林大根、张松涛”的台词竟念成了“紧嘎青松嘎”了,谐音差不多,可名字完全念错了。我这里正在揣度,他那里突然又喊了一声“紧嘎青松嘎”(他好像念这句特别有瘾),我实在忍不住,“扑哧”一下笑岀了声。弟弟被我吓了一跳,立时红了脸收了棍棒,寻声见我从山墙后走了出来,不好意思的用手挠着头说:“你怎好偷看呢!”我嘲笑地说:“这句台词应喊‘林大根、张松涛,’不是‘紧嘎靑松嘎,’你这不是狗戴嚼子胡勒吗!”弟弟被我抢白的无地自容,嗫嚅的小声说:“我一直都是这样喊的。”“这样喊出去人家会说你篡改样板戏,你要沾包的。”我一夲正经的纠正他。弟弟被我抢白地暗然失落的回了屋。从此,弟弟强烈的表演欲望戛然而止,再也没见他模仿电影里的人物去舞刀弄枪。

  其实,我不但崇拜电影里的英雄,并且不止一次的梦想成为一名饰演正面人物的性格演员,平日里也经常模仿电影里的情节和台词,但我模仿的都是英雄人物,如《英雄儿女》中的王成。站在我家的菜窖上,将书包当作报话机,烧火棍当作爆破筒,常喊的一句台词是:“亲爱的首长、同志们、王政委,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然后嘴里学着爆破筒“轰隆隆”的爆炸声,从菜窖上一跃而下。菜窖下的群众演员杨三儿、刘四儿、韩三儿等“美国兵”随着我的跳下纷纷倒地。少顷,再一个个爬起来,齐声说我学得像,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英雄人物学的固然很像,但我也有失手露怯的时候。还记得我前面提到的光辉公社小学校户外豪华厕所吗?那厕所里的隔板都是扬木材质,是用来做匣子枪的上乘材料。对此,我早已窥探了好久,一直没有机会下手。这一日下午,趁着学校放学人己走完之际,我装着上厕所,见四下无人,也不管那木板是否沾有粪便,手忙脚乱的拽下一块木板夹在掖下,慌里慌张的走出厕所,转身正要往家跑,忽听得远处有人喊:“有人偷东西啦!抓小偷哇!”这一喊惊出我一身冷汗,赶紧躲到一棵大榆树的背后,小心翼翼的探出半个头,看个究竟。顺着声音,我看到在二百多米远的操场西北端、学校教导处的门前,站着音乐老师孙荣奇。那孙老师比我父亲年长,身材痩小,说是教音乐,不过是只会弾踏小学校唯一的一台脚踏风琴。平日里待人十分友善,属不爱多事之人。可今日不知咋地,他反而死死的盯住我不放了。就见他把双手放在嘴边做成喇叭状,冲着我的方向继续高喊:“抓特务呀!特务藏起来啦!”我又是一惊,暗想:“刚才是小偷,怎么又成特务啦!看来这事要麻烦。”我急中生智,一闪身又躲到了另一棵大树后。那孙荣奇马上又喊:“你已经被包围啦!跑不了啦!”我赶紧又闪到另一棵树后。可那孙荣奇不依不饶,又高喊道:“解放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呀!”他把电影里看到的一幕全用到这儿来了。我们俩就这样一个喊一个藏,来来回回斗了几个回合,最终还是我败下阵来,丢了木板慌不择路的落荒而逃了。逃出好远还能听见那孙荣奇的喊声:“快追呀!鬼子逃跑啦!”妈的!这一会儿功夫,他又让我成为鬼子了。由此,在不到一刻钟的时间里,我完成了从小偷到变成特务、最后成了鬼子三个不同反面角色的华丽转身。逃到家后,吓得我的心“扑嗵扑嗵”的跳个不停,几乎蹦到了嗓子眼,精神恍惚,好几天都打蔫儿。事后,那孙老师却嘿嘿的偷笑着对父亲说:“我是逗你家那二小子玩呢!而且你那儿子还真挺好玩的。”父亲白了他一眼说道:“好玩啥呀,我家三个儿子,就这二小子胆儿大点,让你这么一吓唬,反而胆儿吓小了。”那孙荣奇听罢反而哈哈哈地笑得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

  这就是在那个年代,因看电影引发出来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至今回想起来,仍令人捧腹大笑!可能我的怀旧情愫太浓,我仍爱看黑白的老影片,包括那些演技高超的老演员。至今我在银幕上再也看不到像《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烈火中永生》、《林则徐》、《甲午风云》、《大浪淘沙》、《风暴》、《永不消逝的电波》这样的经典影片了。而如冯喆、田方、郭振清、赵丹、李黙然、于洋、金山、孙道临这些演技高超、德艺双馨的老演员的高大形象,将永远驻留在我们的心间。

  时至今日,我还能朗诵出着名表演艺术家金山在影片《风暴》中扮演施洋大律师的经典台词:“今天下午六时左右,工人黄德发、姜有财到车站督查处给魏处长的父亲开轧道车……一路上,魏处长的父亲迫令黄、姜二人加紧摇车。这时候,迎面开来了一列军车……但是,魏处长的父亲蛮不讲理,破口大骂,用手杖痛打黄、姜二人,军车刹不住,姜有财却被魏处长的父亲拖住了一同碾死在火车轮下……这就是全案的经过。工人弟兄们!这难道还不明白吗!真正的杀人犯是谁呢?难道是黄德发吗?当然不是。真正的杀人犯正是那位已经死去了的魏处长的父亲!……工人弟兄们!她的丈夫被魏处长的父亲害死了,她难道甘心俯首帖耳的不表示抗议吗?……这难道是公道的吗?难道不该替死者伸冤吗?难道不该要求魏处长父亲的儿子魏处长来负责赔偿死难家属的一切损失吗?……还有!处长魏学清身为国家官吏,你仗势欺人,平白无辜的对工人黄德发私刑捆挷,擅自审讯,这是违法的行为,本律师代表被害工人,向执法犯法的处长魏学清提出严重的抗议!”这一大段台词被金山演绎的抑扬顿挫,一泻千里,大气磅礴,令人叹服!据说此段台词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男演员的必修之课,但金山的超凡演绎已经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巅峰境地,从此再无人超越。

  我的童年、少年时期所体验的文化生活尽管匮乏,但仍是丰富多彩的,留给我的记忆难以抹掉。我从中学到了知识,体验到了乐趣,感受到了幸福。这种体验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步入社会,随着四处飘泊,这种幸福永远离我而去了,留给自己的只有深深的眷恋和无尽的追忆。

作者简介

  韩光,男,汉族,1958年1月30日出生于黑龙江省五常市光辉乡(现龙凤山镇)。1975年3月参加工作,1992年8月入党,1984年函授(文秘专业)大专毕业。1975年至1999年,先后在黑龙江省林区、大庆油田,河南省中原油田等县(处)级单位从事文秘和党务行政管理工作。2000年返回黑龙江故乡成为自由职业者。作者自幼热爱文学,阅历丰富,涉猎广泛,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着,对名人传记等纪实类作品尤为情有独钟。该作品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纪实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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