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髦 小 子
按照年龄顺序排列，“五结义”弟兄中坐第二把交椅的好汉姓程名旭，小名已无从考证，听其父母和周围人从小唤其乳名或就叫小旭。生于一九五七年阴历二月十二日，属相为鸡。祖上乃辽宁省辽阳市人。而辽阳又是东北地区最早出现和有明确记载的城市，距今已有二千三百多年的建置史，号称东北第一城。解放后，全家辗转迁居到吉林省的桃南县，后又到黑龙江省的省会哈尔滨市落脚。每当听程旭讲起其辉煌的身世，我常常会暗自感叹：孔明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而程旭未等出生便已驰骋东三省，真是令人羡慕不已。
程旭出身于满族世家，自打与他结识后，他曾不止一次的炫耀其祖上曾经是满族的“正黄旗”。我当时并不懂何为“正黄旗”？孤且认为古时穿黄衣扛黄旗打黄仗的兵士。后经查证，得知“正黄旗”乃清代八旗之一，以旗色纯黄而得名，由皇帝亲自统领，而正黄、镶黄和正白旗被列为上三旗。姓氏中确有“程佳氏”这一族群。但是否真的是“正黄旗”已无从考证了，只知道他生于省城哈尔滨市，在其三岁时，受三年自然灾害困扰，举家由省城迁徙到五常县乡下的光辉公社。其父以掌鞋（修鞋）为生，一个口中常年叼着纸烟，见人先笑、且双眼笑得只剩下细细的一条缝的老实本分的“掌鞋匠”。而其母姓高名乃珍，则保留了城里人的特点和韵味，平日里穿戴整洁，口齿伶俐，头脑清晰，谈吐不俗。我小时见过她身穿格外显眼的花色旗袍，与我的时任公社妇联主任的大舅妈孙时珍等一群妇女，在公社门前合影的照片，方知她曾一度担任过东兴大队的妇联干部。除此之外，程母还握有接生的绝技，我的同学鞠锋家至少有六个以上的兄妹皆为程母所接生。程家彼时住街西头铁木社西院，与当时的公社书记郝忠奎家以及公安特派员李玉学家等为邻，这有些混淆我们的视线和判断，最初我们把程旭家也误列为了公社干部家庭的一族。尤其是那位全公社唯一有权挎匣子枪的“李公安”，令我们这些小孩既羡慕又敬畏，每当看见他在前面走，我们就会悄悄地跟在后边，双眼死死地盯住那“李公安”的后屁股，直到看着从衣服下露出来的枪穗左右甩动为止，运气好时还会看见露出来的一小截带有准星的枪管。此时，我们会用手比画着，大惊小怪地对小伙伴们咋呼道：“看见了吗？枪！这可是真枪！”然后才带着一脸的羡慕和满足停止了跟踪。而那挎着匣子枪的“李公安”看似威风凛凛，其实待人、包括对我们这些小孩却十分友善，尽管我们前呼后拥地跟在屁股后面要看匣子枪，但却从未见他生过气，总是一脸笑容。而与程旭家住对门的则是那位多才多艺的杨占波家，锅台对着锅台，平日里烟熏火燎的烧火造饭共用一个外屋地（灶间）。
程旭比我年长一岁，少年时个头比我和刘亮都要高出半个头，身材没有石囯富那样敦实粗壮，刀条型的长方脸上五官还算端正，但本不很大的眼睛却是个肿眼泡，敦厚的上下嘴唇有些合不拢，皮肤稍显黝黑。受其家庭来自省城哈尔滨的影响，虽然其貌不洋，长相平平，但性情活泼开朗，举止张扬，从不矫揉造作，喜怒哀乐一览无余。其身上最为显着的特点就是讲究穿戴，打扮时髦，敢于引领时尚新潮流。同龄人中他是最先留长发的（那时称转头），也是最先穿瘦腿裤和喇叭裤的。当然，也是最先懂得搞对象的。当我们还不知雪花膏为何物时，他已经开始使用“万紫千红”的品牌香脂了，并给长长的转头打上黑又亮的发蜡，有如被“牛犊子”舔了一般。看着他穿着奇装异服，身上时不时的还散发出香气（当然，据李囯志讲偶尔也会有狐臭味飘出），一副风流倜傥的样子，还真引来了一些女生的侧目。
程旭也早我一年上的小学，两家居住一个在街西头，一个在街东尾，平日里没有机会接触。无论是走在街上，还是在学校里，彼此见面连头都不点一下。而能够相互认识源于“文革＂时期学校组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们同时被选中（包括刘亮）。尽管那程旭打扮出格，学习成绩一般，但在我们五人中，只有他能把乐器如二胡、京胡、扬琴、锣鼓钹等都能整出点动静来。我第一次听见刘天华创作的二胡名曲《病中吟》就是在去他家时，看见他拿着一杆破二胡，正装模作样的与那拉二胡高手杨占波学练此曲。听着从他二胡里传出来的时断时续且近乎刺耳的胡琴声，还真有点像病入膏肓者的呻吟声。再后来，他甚至连号称“音乐之后”的小提琴也敢装腔作势的比划着拉上几下，但从未完整地拉完一个曲子，这令我们有些失望。所以他被踢出了宣传队的乐队班子，当了一名群众演员。即便是当群众演员也不是很合格，他因好忘词而经常遭到老师的奚落和同学的白眼。但唱功还满像那么回事，尽管音域不是很宽，但嗓音却很嘹亮；他还有会识简单乐谱的特异功能，不管什么样的曲本拿来，他都能煞有介事的手脚上下齐动的打着拍节，嘴里“哆来咪发”的咕哝着敢发出音来，所以唱歌基本不跑调。尽管我与那国志、刘亮唱歌非同一般，但却都不识谱，这又令我们对他很是刮目相看。如此一来，他也就成了我们五人中唯一的连一首完整曲子都演奏不下来的“音乐王子”了。
程家有三子一女，程旭排行老三，身上有程君、程立两位兄长，身下有一妹唤作程颖。程旭除了斩钉截铁的一口咬定其祖上是正黄旗外，还有两件事经常在我们面前炫耀：一是其大哥在黑龙江省的边境小城萝北县粮食学校读中专，这在我们时下的农村公社属凤毛麟角，的确值得炫耀；二是他经常拿出家中的相册（那时我们还不知何为影集），指着上面穿戴时尚的男女介绍其亲属哪个住在哈尔滨，哪个又住在吉林省。其中指的最多的一张照片是他的老姨，总是瞪着一对小眼睛不无得意的说：“看，这是我老姨，长得漂亮不？”我们定睛看时，那照片上的女子果然气质高雅、美丽端庄。不由得连连称赞“漂亮！果然漂亮！”这又令我们十分羡慕，尤其是我，从未听父母亲讲过城里还住有亲戚。即便是石国富家，还有个喜莲姐住在哈尔滨！这很伤我的自尊，只有望着照片上的程旭老姨长久无语。
自打与程旭结识后，每每去其家中玩耍，常见到其二哥程立、一个老实巴交、任劳任怨的后生在房前屋后的自留地里不停地劳作。而此时的程旭很少在家里帮着大人干点活儿，整天嘻嘻哈哈的除了玩儿再无他求，因此进入我们视野更多的是听到或看到其父母对他的责骂。惧其母亲的治家严谨和管束有方，我们去其家中的次数也就十分有限。然而到了后期，程旭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竟能忽悠得我们心甘情愿地帮他一起干家务活了，比如种地、铲地、收秋，以及打猪食菜等。有一年秋天收土豆，程旭的二哥站在地里望着垄沟里白生生的土豆正在发愁，程旭则对他二哥丢下一句话：“二哥，不用愁，你等着！”转身离去。不一会儿，领来了石国富、刘亮和我，几个小孩人欢马叫的在地里一阵拼杀，不到小半天，满地里的土豆全部装筐入袋。乐得那程立一扫满脸愁云，就连其父母也高兴的眉开眼笑，直劲夸我们“懂事，这么小就能帮着家里干活，将来一定有出息！”其父笑得眼睛又眯成了一条线，赶紧招呼程母回屋生火做饭。一听说干完活还有饭吃，几个人干得更欢了……晚上，程家款待我们吃了一顿土豆熬茄子，还用鸡蛋给炸了一个鸡蛋酱，用大酱拌了一个黄瓜凉菜，程立破例地把其父的散白酒拿出来，给我们每人倒了一小盅。四个小兄弟则装模作样地盘腿上炕，一顿大吃海喝，吃得是满桌片甲不留。吃完后抹了一下嘴巴子，意犹未尽的拍着胸脯对那程立说：“二哥，赶明儿个有啥活儿，吆喝一声，绝对好使，不用你伸手，我们全包了。”那是我们第一次体会到了小孩子通过劳动，竟能换来被大人招待吃饭的奖赏，心里自有一番得意。打那以后，一想到那好吃的鸡蛋酱，我们就会隔三差五的问程旭：“哎！你家最近有没有啥活儿要干呀！有活儿干可别忘了叫上我们一声。”后来，我们还真没少帮程旭干家里的活，可令人失望的却是再也没能享受到留家吃饭的待遇了。
记得那一年的冬天，临近过年时，程家忽然热闹起来，人来人往的个个喜气洋洋，待我与石囯富、刘亮兴冲冲地赶到时，屋里早已坐满了人，哪儿还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就听见有大人吆喝道：“哪来的一帮小孩子，都到外边玩儿去，别在这儿跟着凑热闹，出去、出去！”不由分说，我们被赶到了屋外。那程旭顿时觉着没了面子，但又不敢争辩，只好红了脸随我们来到屋外，并悄声解释道：“我大哥毕业了，今天给他订亲。”石国富貌似装懂的忙问：“这可是大事，女方是谁家的？”“供销社土产站陆喜成家的、咱们的上一届同学陆国林的大姐。”程旭答道。我们这才恍然大悟，看来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转身抜腿正要走人，忽见程旭大哥程君推门走了出来，程旭连忙将我们分别作以介绍。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但见那程君与我们边握手边笑眯眯的开玩笑说：“早就听小旭说他有几个十分要好的小哥儿们，今日得以相见，真是幸会幸会！”此时的程君足比我们要年长十岁之多，但性格开朗活泼，说话风趣幽默，这使我们倍感亲切。打那以后，我们与那程君反而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见面的次数也就多起来，偶尓还在一起探讨有关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包括书法和乐器。此时的程君爱拉手风琴，还练写一种“文革”期间风靡全国的叫做“新魏体”的字贴，常常写好后拿给我们看，并滔滔不绝的讲解“新魏体”的形成和书写特点。直到有一天，应该是一九七一年的秋天，我们已升入初中时，程家却因程君分配到石庙子粮库上班，举家也搬迁去了石庙子。临别时，那个年代时兴互赠带塑料皮的小笔记本，并在扉页上题写几句革命色彩较浓的词句，也叫临别赠言。我们都互赠了笔记本，并挖空心思的搜罗出最好的词句写在上面，但都写了什么？现在已无从记起。倒是刘亮至今还记得程旭的大哥用新魏体代为题写了四句话：“友谊犹如长江水，相处好比鱼水情；分别依然同进步，革命烈火铸前程！”又取我们四人名字中的一个字组成了四句成语：“旭日东升，霞光万道，照亮神州，国富民强。”并语重心长的说道：“自古以来有‘桃园三结义’的传说，但那都是演义而来，事实上大都是友谊不能持久，最后不得不分道扬镳。”说到“镳”字，那程君还煞有介事的道：“这个字既难写又难认，发音应该念‘镳’字，指的是马嚼子。此成语是指因志趣不同，从此各走各的路。但我从你们身上看到了希望。”看着程君那充满期待的目光，我们不由得连连点头。一位可亲可敬的老大哥从此与我们话别。待到二十年后，正当程君年富力强准备大展才华之际，我们得到的却是他因患心脑血管疾病在沈阳疗养院英年早逝的噩耗，不觉得令人痛心扼腕！
不管怎么说，程旭以他的标新立异和玩世不恭，赢得了弟兄们的好感和刮目相看。在那个年代，在我们同龄人中，他开创了好几个第一：他是第一个穿奇装异服喇叭裤的；第一个留怪发型大转头的；第一个拜师韩玉卓学摔跤的；第一个学会抽烟喝酒的；第一个在班级挨批斗的；第一个逃学外出打短工挣钱的；也是第一个公开谈恋爱搞对象的。种种劣迹表明，这是一个不安分守己、心浮气躁、好高骛远、追赶潮流的时尚少年。而上述所标榜的这些首创，直接或间接的传染和影响了我们，从中也受益匪浅，我们当自愧不如。所以程旭能稳坐在第二把交椅上也是情有可原、众望所归了。
聪 颖 后 生
坐在第三把交椅上的好汉姓李名国志。李家有兄弟姐妹三男五女共八个，其在男丁中排行第二，自小没有乳名，而其弟李国伟打小长得肥头大耳，竟混得了个小名叫“老肥”。这李国志生于一九五七年阴历十月二十日，属相也是鸡。祖籍山东位于胶东半岛、黄海北岸的海阳县。当年由其祖父兄弟俩挑担闯关东一路沿途乞讨，历尽千辛万苦跑到东北，其间经历的种种磨难自不必说，最后兄弟俩一个在五常县山河屯落脚，一个在五常县蓝彩桥乡西南角那个既偏僻而又人烟稀少的东局子屯扎根。若干年后，李国志在东局子屯诞生，他也就成了石国富所称的土生土长的“东局子人”。因其生日小于程旭几月，按年龄生辰排列，尽管他在“五结义”兄弟中入伙儿时间最晚，但仍坐上了第三把交椅的位置。
李家人几十年如一日，与日落而息的东局子人朝夕相伴，年复一年的共同繁衍生活在一起，已与农村屯子人并无二致，但唯有这李囯志一枝独秀，长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其言谈举止与众不同。李国志是在东局子屯读完的小学和中学，所以在此期间的所作所为也就无从评价和考证。但据说在同学和老师的眼里，这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左右乡邻的口碑也极佳。我们的第一次间接见面是在公社水管站礼堂演出革命样板戏，其间民兴大队（东局子）分别演出了样板戏《红灯记》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和《智取威虎山》第三场《深山问苦》，而我们接着演出了《智取威虎山》第四场《定计》。在民兴大队演完《痛说革命家史》准备幕间换场的间隙中，正当台下的观众躁动不安的等待时，幕前忽然闪出了一个面朗清秀的半大男孩儿，就见他伴随着别人有节奏的竹板声，沉着老练、有板有眼的把快板书《白毛女》有声有色的呈现给了观众。他的出现和表演使我和程旭、刘亮的眼前不觉一亮，尤其被他如此娴熟的背诵大段台词的超常记忆所折服，心下暗道：“在东局子这样的穷乡僻壤竟然还有如此高人潜伏，真乃奇迹，令人佩服！”演出结束后，当我们还沉浸在第四场《定计》演出巨大成功的忘乎所以中，尚未来得及打听到那说快板书的少年姓甚名谁，东局子的演职人员坐着当时的现代化交通工具，套着四匹高头大马的胶轮车已经连夜返回东局子了。从此与那说快板书的聪慧后生失之交臂。
真正听到李囯志的这个名字则出自于我父亲的口中。那时父亲因受“文革”的冲击，被发配到这个距公社最远、但又是远近闻名的先进典型的偏僻山村教书，这一去就长达两年之久，每星期徒步往返四十多里路回家一趟，其间的个中辛酸苦辣自不必说，但父亲在教书育人方面始终是严谨和乐观向上的，对聪颖上进、有才华理想的学生更是偏爱。时隔不久，我就从父亲的口中第一次听到了李囯志这个名字，父亲不无骄傲的说：“别看东局子地小人稀，我教的学生也不过十几名，但其中不乏有栋梁之才，其中有一叫李国志的学生堪称我的得意门生。”从此，我记住了这个名字。后来，我从李国志的口中也得到了印证。据他讲：“听韩老师讲课，其实就是一种知识和艺术的享受。他讲课时的声情并茂，神采飞扬，以至于唾沫横飞，简直令人着迷。”我的同学张志成也不无滑稽的对我说：“有一次，我戴上帽子从家出门准备去办事，刚跨出房门，老远见你爸从院外走进来。我马上又转身回屋，摘了帽子坐下来，单等着你爸进屋，听他的讲话就像听评书一样过瘾。可回屋等了半天没见人进来，出门一看，原来是去了邻居孙荣琦老师家了，让我白等了。”张志成不无惋惜地说，而我听后则不觉得笑出了声。可见父亲讲话该有多大的感染魅力呀！
而真正与那李国志见面源自于我家雇用四台马车去位于东局子地段的西山拉柴禾。冬天拉柴禾，这是凡居住在公社街里的职工家庭一年大事中的重中之重。每年入冬后，各家或雇用马车，或雇用拖拉机，或用人力手推车，带上大锯、斧头，到二十几里路远的东山或西山去拉柴禾。我家最初的几年都是雇用拖拉机拉柴禾，在左邻右舍间很是耀武扬威了一番。后来，我二舅卢振华在志广公社八道岗屯夺权成功，当上了生产队长，有指挥和调动生产队马车的权利，故我家开始沾光。我二舅曾创造过一次调动四挂马车帮助我家上山拉柴禾的纪录。而我那个自幼立志要赶车的二叔韩喜奎，不但赶上了马车，并且在志广公社孙家油坊还当上了生产队长。他虽不是党员却大公无私，在其执政其间，非但没有派马车给我家干过私活儿，还把我家准备盖房用的洋草拉去替他还了欠生产队的“三角债”。同是当生产队长，差距咋就这么大呢！二叔的所作所为，令父亲在母亲面前很没面子，争辩中也显得底气不足。这也就成了母亲时常念叨让我们感激二舅的最有说服力的佐证。那个年代所谓雇用马车和帮工实际上是不付佣金的，最多是管中午和晩上的两顿饭。一般情况下中午都是自带馒头或窝头外加咸菜，生火热烤一下，胡乱吃上一口即打马归程。最为引人期盼的是晚上这顿饭，可吃上热饭热菜，条件好一点的家庭还能提供烧酒喝上几口。而我家之所以选择去西山拉柴禾，只因为我父亲与那李国志父亲李宪臣早已结为了至交，而李父是在东局子生产队执政多年的老党员，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农村基层干部，在该村屯颇具影响力。此刻遭遇我家拉柴禾，李家与我们虽非亲非故，但慷慨解囊，倾其所有提供方便。中午不需再带干粮，所有帮忙人员可在其家中盘腿上炕、慢条斯理地吃上一口热菜热饭，甚至喝上一口烧酒。看着碗里热气腾腾的大米饭，白生生的炖大豆腐管够造，这个特殊待遇的确是这些帮工者轻易享受不到的。
记得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雪下得也出奇的大，整个大地村庄被白雪覆盖，树梢上挂满了有如喷出的蒸气一样的“树挂（雾凇）”，但区别于现在流行的官称语言“雾霾”。我们是在下半夜两三点钟时，也就是俗称的“狗呲牙”的时辰动身的。试想一下，狗都被冻得直呲牙，这天该有多冷。我们坐着二舅亲自指挥的八道岗屯的四挂马车，每挂车配备两个帮工，加上车老板子一行约有十几个人，冒着刺骨的寒风，伴随着马蹄声和车轮声，一路紧赶慢跑，在天快亮时来到了东局子屯。在李家稍亊停留后我们继续向山里进发。晨雾中发现一身手敏捷的少年也随着跳上了马车，此少年就是李国志。父亲指着我对该少年说道：“囯志，这是我家的二小子，和你一般大，别看他个头长得憨，打小儿从未上过山，不认识树木的湿和干，一会儿到了山上，容易遇林就钻，见树就砍，你要严格把好关，否则归途中会被林业站的老范把全车掀得溜溜干，咱们这一天的辛苦算是白干！”父亲好似说绕口令般的把我隆重推介给了李国志。看着身单体薄的李国志，我心下自然有些不服。可一进入山里干起活来，我的体力明显不支，单是在没膝深的积雪中行走已是气喘吁吁了，再从山坡下拖着几十斤重的树干往坡上爬，不到三个回合，我已然累得有些爬不动了。可那李国志果然是身手不凡，坡上坡下的不停地搬运着柴禾，尽管是头上身上冒着热气，但丝毫没有疲惫的迹象，见状我只能是自叹不如。交谈中，当得知站在面前的李囯志正是那个说快板儿书的英俊后生时，不觉得大喜过望，双方都有相见恨晚之感。
而接钠李国志正式入伙儿的时间已是上高中的一九七四年了。这一年的初春，我们与散居在公社周边村屯的初中生一起步入了高中的教室。而李囯志恰好与我们（石、程、韩、刘）分到了一个班，而又与刘亮同坐一个课桌，思来真乃天意。此时的李国志虽然来自乡下村屯，但衣着整洁得体，眉宇间透着聪颖和灵气，举止不凡。从踏入班级的第一天起，那颇有心计的李国志就将目光投向了我们这个既与众不同、又可得到庇护的“小团伙儿”的头领身上。见到父亲的“得意门生”我自喜不待言，当即召了结义众兄弟，急不可耐的声称要接纳李国志入伙儿。而此时的石国富、程旭与刘亮对李国志了解甚少，对我的提议心存疑虑，均以审慎的目光在观望，尤其是刘亮，脑袋摇的好似拨浪鼓，并连声质问：“不是早已定下‘山规’了吗！吾等四人甘愿非同生但共死，从此再不招降纳叛，你怎好带头坏了规矩？”那石、程二人也齐声响应。我被问得一时语塞，一时间没了主意，心下自是懊恼不已。恰逢有一天，时任语文课老师战新元点名李国志解析一篇课文，那李国志从容不迫地从课文的中心思想到段落大意、以及写作手法等，清晰明了地进行了一番精确解读，直说得那战新元老师高兴的连声夸赞了三遍：“恰如其分”！从此，李国志名声大噪，不由得令石、程、刘等人刮目相看，我借势力排众议，当机立断接纳李囯志入伙儿。自此，李国志以他的聪明才智和谦虚好学，加上功于心计和谨小慎微，终于成了我们自结拜以来唯一破格的、也是最后一个招安入伙儿的结义兄弟。
作者简介
韩光，男，汉族，1958年1月30日出生于黑龙江省五常市光辉乡（现龙凤山镇）。1975年3月参加工作，1992年8月入党，1984年函授（文秘专业）大专毕业。1975年至1999年，先后在黑龙江省林区、大庆油田，河南省中原油田等县（处）级单位从事文秘和党务行政管理工作。2000年返回黑龙江故乡成为自由职业者。作者自幼热爱文学，阅历丰富，涉猎广泛，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着，对名人传记等纪实类作品尤为情有独钟。该作品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纪实小说。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