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在《李健的歌-玛琳娜》中提到了民国时期的奇女子——潘素；这回来北京出差，正好住在了什刹海附近，离张伯驹与潘素的故居不远，便踱步去看了看。门口的大爷说，这里虽然是纪念馆，却不再对普通人开放了，偶尔才会给指定的人参观下，遂只能作罢而回。今天就聊聊这位传奇人物的轶事吧。
图：张伯驹与潘素故居纪念馆
潘素出生于1915年，苏州的望族潘家，潘家祖上潘世恩是清朝著名的状元宰相，他与堂兄潘世璜、孙潘祖荫合称为“苏州三杰”。同是1915年，张伯驹的养父直隶总督张镇芳听从袁世凯的调遣回到北平，主持官商合股的盐业银行，以抗外资。
虽然潘家祖上光耀，但到了其父亲潘智合这一代，家族已逐渐式微。潘智合是个富家浪荡子，靠着基业到处寻花问柳，不问正事。夫人沈桂香是当地有名的大家闺秀，她没有去管也管不了浪荡官人，全身心投入到了女儿的教育上来：请来当地的名师，从7岁起便教女儿琴棋书画，作诗学文，那是潘素叫做“潘白琴”。白琴从小便伶俐，学得很快，到13岁时，既能吟诗作画，更弹得一手好琵琶。
13岁，在那个年代，江浙一带民间，是要给女娃办成人礼的时节。可是白琴等来不是笄(jī)发大礼，却是噩耗——母亲沈桂香病逝。后举家搬往上海，而父亲继续挥霍无度，很快就将家产败光。15岁时，继母王氏以白琴擅弹琵琶为由，将她卖到上海花场，卖艺赚钱，贴补家用。
图：旧时江浙一带的少女成人礼
苹果日报的社长董桥是这么来形容下面这张老照片的：
前几年《老照片》封面上登过潘素一帧三十年代的肖像，亭亭然玉立在一瓶寒梅旁边，长长的黑旗袍和长长的耳坠子衬出温柔的民国风韵：流苏帐暖，春光宛转，园翁说难得拍得这样传神，几乎听得到她细声说着带点吴音的北京话。
图：潘素拍摄于1937年的老照片
富家之女潘白琴，摇身一变成了青楼卖艺女，据见证那段历史的友人孙曜东回忆：她在上海天香阁卖艺期间，来往的大多是十里洋场的青帮“白相流氓”，属于二等客人，而不是一等的高官显达。
潘素身上存在着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是位“大怪”之人。那时的“花界”似乎也有分工，像含香老五、吴嫣等人，接的客多为官场上的人，而潘妃的客人多为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红火的时候天天有人到她家“摆谱儿”，“吃花酒”，客人们正在打牌或者吃酒，她照样可以“出堂差”，且应接不暇。那时有些男人喜欢“文身”，多为黑社会的人，而潘妃的手臂上也剌有一朵花……
孙曜东还曾提到：白琴刚开始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路口“张帜迎客”。初来上海时大字认不了几个，但人出落得秀气，谈吐不俗，受“苏州片子”的影响，也能挥笔成画。——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新人是需要去路口揽客的，肯定不能随自己的意愿去选客人，难免受到挑剔和人情冷暖，做一些不想做的事，接一些不想接的人，这个过程免不了。
但是不论如何，白琴当时是接受现实的，干一行爱一行且精一行，里面有几个专有名词需要解释下，“摆谱儿”是金主来摆阔，谁要价高谁得陪，也分个先来后到；“吃花酒”则少不了吟诗作对弹琴敬酒，到什么程度要看她自己把握，乐不乐意为最紧要。“出堂差”可以理解为应邀而出，到别人府上作陪，外出一般都不是钱的事儿，是靠山的象征。堂上排队人多了干脆就一起凑一桌牌等她回来——说明她的受欢迎程度，也说明她应付自如。客人文身她手臂上纹着一朵花，可以想见她骨子里的侠傲之气，这种性格一般在江湖中都会获得几分敬意，三教九流各界大佬都以获得机会能听她弹一曲琵琶为荣，是吃得开的交际花。
还有一点也需要说明：1935年还是旧中国时代，彼时的国民党在忙于围剿运动，卢沟桥事件还在两年之后。旧时的妓和娼是有明确区别的，类似白琴这类有一技之长的，吹拉弹唱声色艺俱全，被称为才女且只卖艺，这一类人通常是被当做精神伴侣来看待的，要价高非普通人消费的起。而且妓的生活是比较自由的，最终往往还可以嫁个好人家。能称得上名妓在旧时可以说是一个相对让人尊重的人群，她们有大家闺秀没有的自由，想要寻找的是知己，而并非只是有钱人。所以文人纳娶妓女回家不丢人，如果是名妓，还会传为佳话。如果想换一个视角去看这个花花世界，可以欣赏下侯孝贤候导的《海上花》，非常真实的还原那个时期上海欢场的角角落落，方方面面。
图：《海上花》剧照，觥筹交错间尽显奢靡之极
这样才能理解，当时的国民党中将臧卓为什么会和她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为什么“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非要把她娶回家，是有这个文化背景的，把旧时的名妓比作当代的歌星影星是比较恰当的，只是那时的媒体远没如今这么发达，提供的都是现场一对一表演，只能靠口口相传来声名远播。
从15岁到20岁，在十里洋场她算是出道了，可以理解为一个新手演员一开始接的都是二三线的导演班子和剧本角色，但因为其容颜不俗，演技了得成为耀眼的明星，票房大卖；一线导演便纷纷过来抛橄榄枝。久而久之，还获得了“潘妃”的美誉，为名震一时的欢场花魁。
图：步步生莲的潘贵妃
何谓『潘妃』名号，步步生莲的典故就是从南齐的宠妃潘玉儿来的，虽然是被东昏这类打入昏君一类的国君宠幸，但也足见历史上的潘妃其盛色姿容。白琴在上海滩能获得如此殊荣，便是摇身一变成为顶流，一等一的达官显贵都各自主动寻上门来，大红大紫，身价倍涨。
此时的她，虽然迫于权贵的压力需要有一些妥协，但她的内心还在等一个人的出现，这个人就是她心目中的蓝颜知己，而他的出现，又引发了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故事，这个单列再述。
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北京的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秋雨，而耳边放着的是李健的《梅雨》，这首歌里的美人，像极了她当时家道中落的时节吧。繁华逝去，变成寻常人家，虽已长成美女，说着动听的吴侬软语，却买不起心爱的衣料，还要被卖去欢场赚家用，而那个清秀男子，还需要等几年才遇到。
图：陆小曼《蝶恋花》
爱情的对象，大都离不开我们的想象。
所谓的梦中情人——每个人的心里，或多或少都有过一个理想的画像，不管这个画像多精细，TA一定是经过了我们加工的，综合了非常多的因素：相貌，性格，品味，职业等等。有时候我们爱上一个人，只是因为TA和这个预期，看起来很吻合，甚至哪怕不是那么吻合，荷尔蒙也会修饰掉那些棱角而变得完美。
上篇《潘素轶事其一，欢场花魁》中提到，潘白琴已经由新手摇身一变成为海上花魁的潘妃，欢场上也都应付自如。但她的内心，是带着那份桀骜，像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不管尘世喧嚣，她依旧在等那个人的出现，她一定要等到这个人——想必她心目中的他，必是一位文采奕奕，才情俱佳的风流倜傥之子。
“他”出现的第一个版本，叫臧卓。
臧卓，不是一般人，早年曾是“三次反蒋”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唐生智的倚重伙伴，后来他又混迹在蒋汪身边鞍前马后。抗战胜利后，臧卓潜居香港，以教书为生。
以下是一些关于他的资料，选摘自蔡登山《臧卓和他的回忆录》
1930年（民国十九年），唐生智组织「护党救国军」进行第二次武装反蒋失败后，臧卓隐寓于上海，时常在《新闻日报》上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蒋阅后颇有赞赏，特地召见，意在笼络。问其是否与唐生智脱离关系，臧卓答以「关系脱离，感情还在」，为蒋所忌，未予重用。
其间，臧卓就个人戎马生涯作了笔忆，着成《万里征骖录》，「辞含珠玑，时誉甚隆」。后来唐生智就任陆军训练总监，臧卓应唐生智之招，就任中将训练所长。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西迁，唐生智留守南京，臧卓在城防设施方面多所建言，并为唐生智所倚重。
臧卓的一生，先后效力过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再至汪伪政府，终究如他所言“半生择主，一世无成”。
在民族大义面前，一失足就是千古恨，不论你是何学识才情，都翻不得身，这是定论，也是后话。
刚刚出现在潘素面前的臧卓，还没沦落到汉奸行列，正处于事业的埋伏期。从资料来看，其家世背景本来就好，加上中将训练所长这个闲职，便是有身份又有闲时的军官了；更何况这个陆军军官，还不是一副武人相，文采还特别好，这已经是一个民国时期“公子”画像的勉强标配版本了——能被潘妃接受，应该也是意料中事。
她想：他离画像中的TA还有距离，但好歹，生命中还是碰到了一个不是吗？
图：《臧卓回忆录》编纂本
“我从前在上海长三堂子，捧过一个姑娘，也有三年多的时间，我的朋友所赠她的诗词，及我所制的嵌字对联多副，皆由荣宝斋装璜悬挂，艳名甚盛。虽未论娶嫁，而往来甚密……将这位豪客，绑到浦东，于是北京银行界，有以为是我主使的。我竟不知有此谣言，后来还是由大陆银行总经理许汉卿告知我，他并为我辩诬，说我是侠义之士，岂肯出此？”
——《臧卓回忆录》
这段回忆录的前半段，其实看不出来这位姑娘就是潘妃，但是后半段——绑到浦东的豪客，又震动北京银行界，就是后来著名的张伯驹被挟持事件，就此一一对应上了。
我们已经无法想象那三年里，臧卓和潘妃的故事了，历史上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载。不过正好《海上花》有一段情节是非常类似的，移花接木，但且借用过来无妨：
图：《海上花》王莲生与沈小红
从《海上花列传》里，可以大概了解几个名词：在长三书寓中，有姿色有才艺，能够独树门面的妓叫做“先生”，与先生配套的角色有：老鸨、娘姨、大姐、相帮、跟班等，属于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而有头有脸，官吏富商世家子弟的嫖客就叫“客人”，一般口头被称作“老爷”，被这些客人包养的妓就叫做“倌人”，客人包养倌人这个行为就叫“做”，也就是专门捧。
所谓的捧，无非是经常来光顾，也只来这一处光顾：带着她参加各种应酬局面，各种酒席划拳；客人出现的时间大抵都在傍晚或晚上，煤气灯熏出的黄晕画面，情情爱爱，吟诗作对，弹琴唱段，自然都是少不了的——而这些被“贩卖”的爱情背后，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比如王莲生做了沈小红四五年，在她一个人身上花了上万大洋。
图：《海上花》剧照，四五年的花费，自然不是一笔小数目
上万大洋，具体折合今天的购买力多少钱呢？从百度上搜到一个帖子，说一个大洋（墨西哥鹰洋、大头、一两银子、一枚银元）的购买力，在各个时期不同，仅做参考：
在民国以前（1912年以前）
一块大洋=800元人民币
在民国时期（1912年至1949年9月30日）
一块大洋=400元人民币
在解放后（1949年10月1日之后）
一块大洋=200元人民币
图：墨西哥鹰洋正面与背面
《海上花列传》成书于1894年，折中一下，沈小红的所有家当首饰，四五年的花销，家中用度，全部算下来，应该400-500万人民币是有的。
套用到当时的潘妃“先生”，一直被臧卓“捧”的这一段时间，从时间线上来看，正好是前文提到的“唐生智就任陆军训练总监，臧卓应唐生智之招，就任中将训练所长”期间的事情。
再来仔细看一下臧卓自己的陈述中的几个关键词：
关键词之一“三年多”，对照下花费，至少200万本钱下下去了——“我的朋友所赠她的诗词，及我所制的嵌字对联多副，皆由荣宝斋装璜悬挂，艳名甚盛”。而之所以花这么多本，肯定是有感情寄托在里面的，要么继续接着“做”下去，要么就娶回家做姨太太。那时的孙曜东就娶了长三公寓的另一个花魁吴嫣，这都是那个历史背景下的正常路径。
第二个关键词——“虽未论娶嫁，而往来甚密”，作者自己的回忆录，又在香港出版无其他压力，为什么要在这里强调一下未论娶嫁呢？——想来这便是情之痛处吧，因为潘妃确实最后选择的不是他，既然如此，不如就说成是风月场上的逢场作戏花花世界罢了。
但是我们知道，在孙曜东等人的描述中，他们俩都是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了。而这一切，也只能怪老天爷的安排，谁叫张伯驹在这个时候从天而降了呢？！
图：民国时期位于北京路的盐业银行上海分行
时间来到1935年，张伯驹正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挂职而已，具体事情自然有人办无需他真的操心。张公子所有的兴趣都在他的书画鉴赏、古物收藏和京剧研究、写诗作词上。这份差事每年需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当然工作上的事情并非他的主要目标，“寻宝”才是。
图：一品香旅社后改建为多层洋房，现为来福士广场
几乎每次一到上海，张伯驹都喜欢住在“一品香旅社”——算是民国时的高级五星级酒店了。安顿好住处，接下来就是联系朋友兄弟过来吃饭喝酒应酬，孙曜东则是他在上海的至交好友——两个风流倜傥的富家子弟，行程中也自然会要莺莺燕燕寻觅一番，一来二去，结果就遇上了弹得一手好琵琶的花魁潘妃。
图：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青年时期英俊外貌
这下好了，潘素见到了民国“真公子“，从画像的匹配度来看，张伯驹明显更是意中人，这已经不是标配而是加强版的配置了：
世家子弟（多金且闲）
清新大叔（人帅且贵）
精通音律（懂行且深）
出口成诗（有才且真）
一个怀着赤子之心的富贵才子摆在了面前。潘妃此时见过多少江湖上的人了，又是格外有主见之人。眼前这位“真公子”，与之前的勉强标配版的“假公子”，甚至连可比性都没有——她几乎一眼就认准了，他就是这辈子跟定了的人。
图：《海上花》剧照，李嘉欣扮演的黄翠凤
回过头比照下，彼时的潘妃，像极了《海上花》中的黄翠凤：她们都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还能够勇敢地去追求和争取。黄翠凤最后成功地让罗老爷为她凑了钱，赎了身；而潘妃则已暗自拨动了那根心弦。
在《张伯驹和潘素》（作者任凤霞）这本书里，以及很多谈及张或潘的正式出版的书里，都把这一段经历要么写得模模糊糊（直接写成只是去那儿弹个琴，或者干脆否认这段是文人杜撰的），要么写得柔柔弱弱，要么写得苦大仇深，这是非常没有必要的。不论是历史人物好友孙曜东的口述，还是臧卓自己的回忆录，还是张伯驹诗词日记里面记录的，都能大概还原那段历史，又何必否认。
如此生动立体、感情丰富、果敢独立、追求爱情的一位奇女子，何必晦涩避言之。
孙曜东说：“两人英雄识英雄，怪人爱怪人，一发而不可收，双双坠入爱河。”
图：三十年代时的张伯驹，摄于上海
时年，张伯驹37岁，臧卓45岁，而潘妃才20岁；不得不说，那时候的潘妃是有些大叔情缘的，至少能去她那儿的，多半有所成就；如果是年纪轻轻的又大多是浮夸小哥，难入其法眼；自然这个恋人画像，会更倾向于成熟稳重的文艺大叔了。不偏不倚，张伯驹的时间也正正好，所谓缘分，可见一斑，所谓一见钟情，这就是实证。
图：张伯驹与潘素合作的《五清图》之一
有一阙词，恰似这个场景再现，便是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
鹊桥仙·纤云弄巧
（宋）秦观
纤云弄巧，
飞星传恨，
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
佳期如梦，
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金风遇到了玉露，一切都自然而然的发生了。而这一遇，确是长久情，不在朝朝暮暮，这是一辈子的事，是火星撞地球的事，这个下回再表。
可怜的臧卓啊，他不知道自己被抛弃的时候，潘妃内心是一分钟犹豫都没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