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富美林淑华抗父命执意嫁给穷小子徐惠民……一言难尽!
上世纪30年代,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显著提升,向来由男性文人把持风向的海派文坛,陆续走出了三位年龄相仿、风格迥异的女作家。然而,在三人各自精彩的作品背后,也藏着她们彼此坎坷的情感道路。
写下《倾城之恋》的张爱玲,对风流成性的胡兰成绝望后,远赴大洋彼岸,与年长近30岁的美国人赖雅相遇,开启了又一段不尽如人意的新恋情;苏青则在对悲剧般的婚姻失望透顶后,选择带四个女儿净身出户.此后,她又凭借《结婚十年》、《歧路佳人》等作品一炮而红,逆袭成为民国时期最富有的女作家;而第三位女作家,则用8年等待,以2年相守,借一生回忆,写下了凄婉动人的《生死恋》。她叫林淑华,自26岁那年徐惠民走之后,她封心锁爱,终此一生。1919年,林淑华出生于中医世家,父亲在政府任职,家境殷实。
作为那个年代少有的独生女,林淑华自幼便受尽宠爱,早早开始接受家庭教育,不到十岁,便已才华初现。“一·二八”事变后,14岁的林淑华还未初中毕业,却也只好中断学业,回到家中躲避。尽管如此,林淑华心中那颗好学的火种,却并未从此熄灭。除了自修学校的课业,她对文学和习字有着浓厚的兴趣,余下的时间,便跟着母亲学做一些刺绣、缝制之类的手工活。然而,就在不久之后,这份平静却被补习老师徐惠民打破了。徐惠民就读于上海著名的致格中学,比林淑华年长3岁,彼时正读高三。为了赚取学费,每天放学后,徐惠民都会应邀赶来林家,为林淑华辅导一个小时。三个多月之后,他们早已不像开始时那么拘谨,彼此间有了更多了解。徐惠民4岁丧父,跟着哥嫂生活,能上学已是不易,自然十分珍惜读书的机会,成绩向来名列前茅。不仅如此,他肯忍耐,肯吃亏,乐于助人,待人接物也落落大方,这让林淑华倾慕不已。某天他注意到,这个女孩眼底忽然添了几分忧伤,常在无意间紧锁着眉头,或轻声叹气。原来,林淑华的舅母不久前刚去世,而她也是在舅母弥留之际才知晓,自己其实是舅母所生的孩子,只因现在的父母无法生育,早年间才将她过继入门。亲生母亲在自己面前离世,自己却无能为力,这让林淑华久久难以自洽。
怜悯、欣赏,各种感觉交织在一起,徐惠民不愿再压抑自己的情感,决心向林淑华表白。终于有一天,当屋内只剩下他俩时,徐惠民握住林淑华的手,一字一句地说出了心里话:林淑华的心都快跳出了嗓子眼,面部、耳朵全是热辣辣的。就这样,一个是富家千金,一个是家贫少年,他们不顾身份的悬殊,礼教的禁锢,跌进了爱情的漩涡。本就思想顽固的林父,得知此事后,决意叫停女儿的补习,即便林淑华再哀求,都无济于事。别后的两人很难相见,所有思念,只能融化在字里行间,鸿雁传情。悬隔两地期间,他们聊学业,聊志愿,聊兴趣,更聊理想和人生。半年后,当林淑华再次展信时,她惊骇得几乎要喊出了声音。随信寄来一块手帕,帕子上染有血迹,那是一个用鲜红的血写成的“心”字。这是徐惠民跪在先父遗像前,咬破手指写出来的,他恳求父亲在天之灵能保佑自己与淑华成为伴侣。虽然他知道,环境不允许自己有此奢望,但他更牢记了林淑华说过,“爱是无论贫富的,爱是神圣伟大的。”不久后,徐惠民的大嫂到林家提亲,却被林父重重羞辱了一番。林淑华痛哭后大病一场,而这一顿羞辱,也恰好成了徐惠民生命的转折点。他原想高中毕业后出来谋生,经此羞辱,打定主意要继续升学。徐惠民很争气,被几所大学同时录取,最终咬了咬牙,决定入学医科最为著名的圣约翰大学。徐惠民觉得自己太自私,也担心林淑华为了等自己,要忍受太多的痛苦和压迫,受人歧视。果然,就在徐惠民进入圣约翰大学后不久,有人兴冲冲地来到林家提亲。对方家族在上海是数一数二的富户,林父一下就动了心。何曾想,向来文静乖巧、胆小听话的林淑华,竟然以绝食来抗婚。得知女儿执意下嫁徐惠民,父亲怒扇巴掌:养你还不如养条狗!
林淑华捂脸冲回房间,一动不动地躺着,饭也不吃,流了一整夜的泪,不久便病倒住进了医院。
学校里课业紧张,自己出身贫苦,时常受人冷眼和嘲讽。而且,自上次提亲被林父羞辱后,兄长就反对他再和林家姑娘有往来。如果林淑华和徐惠民的爱情就此止步,那么后来的故事,也就不会那般令人唏嘘。林父托人再次打听那门亲事,这才知道,对方是个花花公子,吃喝嫖赌来者不拒。林父当然也不愿意将女儿推入虎口,但他那被传统礼教禁锢的思想,哪那么容易改变呢。他严格限制了女儿的行动自由,致使林淑华连大门都没法迈出一步。随着全面抗战的发动,上海很快成了不安之地,林淑华和徐惠民的联系也再次中断。即使内心非常想念、忧急,完全打听不到彼此的情况,却又无可奈何,只好默默地等待。终于,在上海沦陷后的第三年秋天,徐惠民进入医学院实习,事业开始步入正轨。林父见状,也逐渐对这个小伙子态度改观,慢慢对女儿放松了管制,不再像从前那般固执,两人可以每周见上两次。毕业典礼那天,两人已经相爱七年,她们第一次看了场电影,第一次到饭馆吃了顿饭。母亲留给自己的那块手表,林淑华把它戴在了惠民腕上。她知道,这块表对惠民来说,既无力购买,又不得不备。只要再等上一年,徐惠民过了实习期,他们就可以开始崭新的生活。他们攒下每一分钱,想办法租了间房,添置了几件简单的家俱,举行了婚礼。婚后的生活清贫拮据,但苦尽甘来的他俩,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在惠民的要求下,林淑华辞掉了工作,一心帮他开诊所打下手,以便于惠民能随时出诊。因为随时有出诊,遇上风和日丽的日子,惠民常常不能陪妻子外出走走,林淑华也从未有过任何埋怨。他们咬了咬牙,把所有积蓄凑在一起,定下了一套稍大点的房子,共同期待孩子的成长。然而,就在搬进新家的第三天,徐惠民突发高烧,咳得很凶,住进了医院。胸片上显示,他的肺部有铜元大小的空洞,诊断后确诊,是急性粟粒性肺结核。从医院回来当晚,林淑华就破了羊水,孩子早产没有奶水,只能靠米汤和奶粉维持着,瘦瘦小小的。这个孩子的到来,再没有了当初迎接第一个小生命那般的喜悦。丈夫住在医院,病情凶险,800元一天的住院费,对于本就捉襟见肘的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林淑华把能借到的钱都借了,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办法保住丈夫的命。她等了丈夫八年,在一起才不过两年,幸福生活刚刚开始,怎么就突然要被老天爷夺走呢?生下孩子刚半个月,林淑华不顾自己还在月子中,就把孩子交给了婆婆,白天守在医院,晚上回家带孩子。徐惠民的身体,还是一天不如一天,最后只剩下一层皮连着几根骨头。一个原本高大结实的青年,就那么一点一点不见了半点生气。屋漏偏逢连夜雨,发电厂被炸,全市用电受到严格控制,医院的用电也陷入了困境。这样一来,惠民的病不能再作X光透视和拍片,致使病情雪上加霜。作为医生,徐惠民对自己的情况再清楚不过,他开始消极起来。每当有朋友同学来看望时,他已说不出心头的悲痛,只有眼角的泪水,顺着未干的泪痕,轻车熟路地流下。林淑华整日整夜地陪着惠民,寸步不离,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他,唯恐霎时间他就会离开自己。老天爷许是贪玩溜达去了,听不到她的哭喊,看不到这个家庭的悲伤。1944年12月2日,是林淑华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天。房间里,徐惠民紧握着林淑华的手,眼里满是依恋和不舍:惠民走后,林淑华将房子卖了还账,余款分了一部分给婆婆和惠民的长兄,剩下一点作为自己和孩子的生活费、房租费。两个孩子,一个一岁多,另一个才四个月,她想找份工作养活自己和孩子。很长一段时间,她靠着帮人缝制衣服,赚些微薄的工钱,来应付柴米油盐。夜深后,她总是缝着缝着,眼睛就模糊起来,看见惠民的眼睛、鼻子、嘴巴,在每一个针线脚上跳跃。当针刺在手指上一阵痛时,才又把她的思想抓回到现实里。她侧过头去,看看熟睡中的孩子,为了孩子,该生活得硬朗一点才是。她想起十年前,自己曾写过一些小短篇投稿,还挣到了稿费。投稿既不用外出,时间也可以自由安排,劳逸可以自己调度,何不再试着走这条路呢。徐惠民去世一年后,她将自己和惠民的故事写成了小说《生死恋》连载,发表在月刊上,受到了读者的热烈追捧。此后数十年,《生死恋》被一版再版,徐惠民林淑华的爱情,也被人们一提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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