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以其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从本地实际出发，率先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家庭经营为基础、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为支柱、专业市场为依托、购销员为骨干的具有鲜明市场经济特色的“温州模式”，并在上世纪９０年代末期超越了“苏南模式”，成为各地学习的模式，在全国遍地开花结果。而“温州模式”的精髓是温州精神，温州精神则是其特有的区域文化“瓯越文化”孕育的结果。探寻“瓯越文化”的源头，我们就追寻到了８００年前的叶适。
温州模式的主要特征
“温州模式”自在温州一带诞生以来，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其间经历了艰难的发展道路，也经受了不少挫折。同时，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自身发展的需要，它随之不断发展、变化。
最初“温州模式”的基本内涵是，千千万万的农民自己投资、自己创业，组建遍布农村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作坊式的生产、销售或其他中介服务的业主制企业，它们完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些业主制企业按照市场的需求，彼此分工协作制造各种低品质的劳动密集产品；通过千万供销员在全国各地推销产品或采购原材料，以及在本地建立各种专业市场，形成市场网络，以市场为媒介，借助市场配置资源与各地的消费者（包括客户）建立密切的市场联系。随着发展，前期那种遍地开花创建农村非农产业的状况已经改变，正逐渐向一些小城镇集中，或者使一些村庄发展成为小城镇，且促进小城镇建设和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企业也日益上规模，出现了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在技术水平、产品品质、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上有相当大提高，形成了一批名牌产品，兴起了一些以往没有的或很少有的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经营和管理更为规范，市场营销方式也有了很大变化，主要不是靠大量的供销人员到各地销售本地的产品、采购原材料，而是在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建立了专营店等营销网络，有些产品甚至在靠近市场的地点生产等。
“温州模式”作为一种成功的区域工业化发展模式，其特点值得特别予以关注。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之前，这种区域工业化模式大体呈现四个较为鲜明的特点。一是从微观产业组织（企业）的产权结构上看，具有明晰的产权制度；二是表现在资本形成结构上，温州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具有鲜明的内源性；三是表现在市场结构上，突出的特点是贸易流动的区际性以及对于国内市场极高的依存度；四是表现在工业化的产业选择上与技术选择上，产业选择集中于回收期限较短、风险相对小的传统制造业，产业技术选择上，则基本局限于低技术行业。
至本世纪初期，“温州模式”已经形成了一些推动工业化持续扩展的内在因素。在所有因素中，有三个因素更为突出。一是资本形成的基础较为扎实，其重要标志之一是急剧增长的私人储蓄，以及私人投资回报，在区域资本形成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二是投资决策的分散化，大众参与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微观经济决策的民间主体化，由此使经济增长动力内生化；三是市场分布与要素吸纳的区际化，因而使经济发展可以最大限度地免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基于上述三个因素，作为区域工业化范式的“温州模式”，迄今为止的发展动力仍在持续增长，其进一步推进的势头也不可逆转，在未来若干年内，将呈现二大趋势，一是从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变化来判断，即由“二产化”向“三产化”的过渡；二是从工业化进程中的市场结构变化来判断，即由贸易区际化向国际化的拓展。
“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各种成分一起上，各个轮子一起转，不惟成分看实践，不抠比例看发展。三天一小样，七天成批量；天天有新样，家家不一样。”这生动的温州新民谚是“温州模式”的经验概括，又是其真实写照。
温州精神的基本内涵
温州人创造了“温州模式”，其核心是温州精神。两者是“形”与“神”的关系，“温州模式”是温州精神的载体和体现，温州精神则是温州经济发展的不竭内驱力。
何谓温州精神？形象地说就是，“温州人头发都是空心的，里面藏着智慧。跑千山万水，说千言万语，想千方百计，尝千辛万苦，挣千金万银。有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不找市长找市场，不说下岗言转岗。”理性地提炼，就是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新精神。再具体说就是，温州人有很强的致富欲望和创业精神，只要尊重、鼓励、保护广大群众的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群众自己会找到致富之路；为了致富，为了创业，不断追求，不断开拓，不断前进，永不满足；为了致富，异常勤奋，敢于冒风险，勇于闯天下，工作不挑拣，没有职业高低贵贱的考虑，努力学习本领，善于适应环境，即使极偏远、极艰苦的地方，都有温州人在奋斗、在创业，他们无论到哪里都能够生根、发展；为了生存发展，温州人之间既彼此竞争，又团结互助。
源头活水的天然释放
一位有声望的经济学家从北京风尘仆仆赶到温州，放言要写一本精辟剖析温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宏篇巨作。半个月后，老先生离开这片土地的时候，对温州人和林林总总的温州经济现象只丢下意味深长的寥寥四个字：浑然天成。他进一步解释说，温州人价值理念及所谓经济模式的选择，与其说是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后的给予和再造，不如说是本源性发展冲动的天然释放，是一种渊源的自由流向。
既然是渊源，我们就有必要从社会历史“基因图谱”和“文化基因”的角度去寻其根，探其源。于是就触摸到温州区域文化“瓯越文化”及其代表学派永嘉学派，抵达永嘉学派的领军人物叶适营造的思想世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任何地方一种精神的形成，都离不开它的历史和现实条件。温州精神是温州特殊的区域文化传统、特殊的社会人群、特殊的生存环境孕育出来的。
历史上，温州地域文化受“浙东学派”影响较大。在宋代，温州人创立了起于北宋，形成于南宋的“浙东学派”分支“永嘉学派”，它的集大成者是南宋的叶适。叶适构筑了自己博大的理论体系，这其中最为后人侧目的是他的经济思想。他提倡功利之学，讲究经世致用：“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叶适《学习记言序目·汉书三》）。他提出不应“以义抑利”，而应“以利和义”，主张“以利与人……故道义光明。”这与千年以来早已深入中国人骨髓的“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以及“谋道不谋食”的正统儒学大相径庭。他反对崇本（农业）抑末（工商业）。更确切地说，并不是反对崇本，只是反对为崇本而抑末，主张把国力的培育建立在繁荣工商业的基础上：“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夫四民交致其用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在经济发展上，他反对重官（政府）抑私（民营），国家不应对经济生活作过多的限制性干预，主张实行比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他认为“使民自养于中”，就能“法简而易周，力少而用博”。私营工商业应该拥有“开阖、轻重之权”以“自利”，政府切不可与民相争，“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因这种“义利双行”的理论而形成的独特区域文化“瓯越文化”，悠久的重商习俗塑造了温州人注重功利、讲求实利的心理和行为特征，长期影响了温州人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无疑，叶适的思想是温州精神的源头，是根。
当然，温州地处沿海，历史上属于荒僻之地，人烟稀少。三国时期和南宋时期的战乱，导致中原地区的人民大量逃亡南迁，他们历经周折迁徙到温州一带。移民居无定所的动荡生活，自然形成了无拘无束、独立思考、敢冒风险和不满足现状的性格。温州八山一水一分田，人均不足３分地，而且是贫瘠土地。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致使温州人不能“固守田园”。他们又始终背负求生存、求温饱的压力，贫穷培养了他们冒险、创新、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和特别能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些，也是形成温州精神的重要因素。
这些“历史基因”和“文化基因”，遇到改革开放的东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定环境便成为其发育成长的“温床”。在这张“温床”上，温州人干事业所具有的先发性、开放性、灵活性的天资，善于发现商机、捕捉商机的天资快速生长。当人们对温州经济发展模式姓“社”姓“资”还在争论不休的时候，温州人却埋头苦干，在不争论中发展了自己；当人们对于发展个体民营经济还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时候，温州人已经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跳出当地到全国各地，到国外去创业了。最终创造了成功的“温州模式”，凝聚了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温州精神。
（作者注：本文写作时间为2003年10-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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