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的农历五月,关中的气候和夏忙的气氛一样热火极了。长安城太安宫里高大的屋脊没能为李渊抵挡得住节气的炎热,他患上风疾。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李渊不想过多地麻烦儿子们,弥留之际他下了一道诏书:“陵园制度,务从简约。”一个月后,风疾毫不留情地淹没了他的性命。
当年农历十一月的庚寅日,渭北高原的风变得冷硬起来,猎猎幡旗引导着大唐国葬的队伍北出长安,通过渭河。李世民依照东汉光武帝原陵的规格和形制,已经在长安以北四十公里处的京兆三原(今陕西省三原县)徐木原上,为父皇修好了献陵。
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用渭北黄土堆积起来的覆斗型陵墓,长方形的陵园夯筑了规整的城垣,四面开着神门。
李世民安排在神门外列置了一对石虎,一对华表(石望柱),一对石犀牛和几对翁仲(石刻的文武官佣)等。“虎为山兽之君臣”,自己的先人一定要威震天下。华表擎举着昂首挺胸、披鬣阔口的石狮子,他要把李唐王朝的气势传递下去。犀牛灵敏祥瑞,可以佑护以后的日子。翁仲列陈在司马道,父亲身后的日子里,臣子爱将也要像先前那样忠心侍君。不久,后人们又把李渊的近七十位功臣密戚陪葬献陵。献陵开了以后唐陵立石和陪葬的风气。
一千三百多年的风雨洗礼里,野草自是随心地枯荣在君王的坟茔墓冢上,而生硬的石刻依旧透射出帝国的威势。献陵被盗贼的铁器刺探过多少回,历史的记载有些暧昧。可我们能够知道的是,温韬翻腾渭北唐陵的时候,实在对陵园地面的石刻不屑一顾,那时候,他没有更好的办法弄走那些一尊重达几吨甚至几十吨的石刻,就是有办法弄走那些玩意儿,他也实在不知道庞大的石刻对自己有些什么用处。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开始惦记起唐代帝陵前的石刻。1959年在有关方面同意后,陕西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由献陵挪走一只石虎(身长2.5米、高1.7米、胸宽0.85米,重约20吨),第二年,又拉走了一只走动姿态的石犀牛(身长3.3米、高2.1米、宽1.2米,重约3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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