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一生：大清帝国末路时到底有多穷？

摘自郝一生《日出日落：解密中日百年较量后的资本逻辑》（去当当网购买），东方出版社。

当年，奕等人因国库空虚提出要暂停颐和园工程时，慈禧太后的一句“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成了后人谴责她挪用北洋水师军费修颐和园的证据。然而，却很少有人发问：大清帝国怎么穷到这份上了？

其实，当时日本皇室经费每年300万日元（相当于218万两），清廷皇室经费即便按照日本的2倍436万两计算（乾隆三十一年为82万两）；辛亥革命后清廷皇室岁出待遇400万元，日本的国民人均皇室费用0.06两，也是清末人均皇室费用0.01两的6倍。即便慈禧从德国银行的500万两借款中花了白银200万两修颐和园，也不到财政岁入的1%，怎么会惹来如此猛烈的指责？大清帝国怎么会穷成这份上了呢？

中国清末工业投资资源的流失，存在“三大黑洞”：第一，常年内战和农民暴动造成的破坏；第二，超频繁的大型自然灾害；第三，巨额对外战争赔款。

在太平天国的十年动乱期间，清政府的南方半壁河山和主要粮食产区和纳税大省，几乎“颗粒无收”。即便有能力纳税的南方各省，也会以“戡乱经费”为由拒缴税赋，使清朝政府本来相当有限的财政岁入折损“过半”、元气大伤。这也成为清朝政府从中央强权转向中央弱权的一大原因。误认为农民暴动是因税赋过重的清廷，就愈发没人再敢提高税率，结果中央政府的财力越来越捉襟见肘。

以财政税收“平均不足旧额的十分之四、五”粗略估算，1850至1863年清廷每年因太平天国净损失财政收入2500～3000万两，14年间财政岁入合计减少约3.5～4.2亿两白银，仅此一项收入的缩水，就可以构建营造价值6000万两的北洋水师6～7只。

清廷表面“仁慈”的超低税率，就像一剂泻药，最终拖垮了国家财政，到头来让国家穷得连税制改革的财力都没有。

在1840年至1894年的半个世纪中，中国共发生旱灾、水灾、霜灾、雪灾、雹灾、冻害、蝗灾、海啸、瘟疫等，各种载入历史文献的大型自然灾害约2000次。1876年至1879年间发生在黄河流域的特大旱灾，即“丁戊奇荒”，饿死病死1300余万人。灾情之残酷，不仅清代，就是在人类几千年的灾害史上也极为罕见。

1840到1912年，中国共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14次、死亡千人以上的地震11次、死亡万人以上的地震2次。

中国自然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几乎无法定量计量，但是仅以丧生的1700万人口占全国4亿人口的4.3%粗计，直接经济损失不应当少于每年GDP的3%（1843年至1894年GDP合计1500亿两），那么在甲午战前的半个世纪中，中国自然灾害造成的财富损失应当有45亿两，是1894年中国清廷财政总收入0.8亿两的约56倍。

有比战争赔款更让中国人窝火的了——损兵折将、输了面子，还要支付对方的战争费用和无理要求。

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05年庚子赔款、1906年拉萨赔款总计8次，总金额约7.36亿两。赔款总计库平银9.56亿两，合13.26亿两银元，相当于1901年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1倍，相当于平均每个中国人3.3两。

其中，最伤筋动骨的还是《马关条约》的2.3亿两赔款。此笔巨额赔款，将中国的财政拖入了深渊，财政本来就揭不开锅的清朝政府，翁同龢等人还为了提前付清赔款而大举向外国银行借贷，最后形成了利滚利后的巨大亏空。甲午战争借款0.28亿两；1895年向俄法借款计4亿法郎，合银0.99亿两，年息4厘，分36年还清；1896年再向英德借款计1600万英镑，合银0.98亿两，年息5厘，分36年还清；1898年英德续借款计1600万英镑，合银1.13亿两，年息4.5厘，分45年还清。以上3笔债款，相当于甲午战争前中国所借外债总和的7倍。庚子赔款实际支付的关平银6.68亿两，其中除日、俄两国外，美英法等国的款项，多有支付文化交流等项下的还款。

如果按照马关条约以后的赔款总额6.8亿两，中国在甲午战争以前的战争赔款实际支付按照1.3亿两计算，这笔钱也至少可以组建两支“北洋水师”。

三大“黑洞”，一共吞噬了清末多少财富呢？

战争赔款13亿两；国内战争（农民暴动等）损失大约相当于1851—1864年的13年间清廷岁入8000万两的35%，即约3.6亿两；天灾人祸45亿两；以上3项合计49.9亿两，相当于1840年至1894年中国实际工业化投资总量0.88亿两的56倍。

在此之上，由于超低税率清廷1868年以后的30年间税收流失约110.9亿两。按照1868年至1894年的30年间，中国GDP总量831亿两，且清末税率可以提高到相当于日本同期30%税率的一半的15%，实际税收138亿两计算。就是说，仅病态税率造成的税收流失一项，就是3大出血口的财富损失总量的2.2倍。难怪清末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的黄遵宪先生，在走遍海外诸国后感叹：“四海之外未有如我大清之轻赋者。”

故，也许可以说：超级人口大国逼出来的超低税率，是中国甲午惨败和近代百年积弱的主因。

如此规模巨大的财富和税赋流逝，让中国和清廷变成了一个严重失血的病人。财政规模、扩充军备、救济灾民还是保鲜国防力量，处处捉襟见肘。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袁世凯等洋务运动的重臣如何精英也无力补天，因为他们没有女娲手中的石头。

近代中国，就一直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跌宕起伏、灾上加灾、难中叠难、螺旋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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