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制度下的“汉人满化”现象

摘 要：八旗制度是满族社会的根本制度，是清朝二百六十余年统治政策得以实施的重要手段。这一集军事、政治为一体，包纳满、汉、蒙多族的政治制度不仅确定了其成员的个人身份，更改变了他们的民族属性。使得被纳入八旗制度下的汉人，其社会身份发生变化，民族属性也随之更改。这些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生活习惯、语言、信仰发生变化，使八旗整体

意识逐渐加强，从而形成了共同的民族心理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自1635年皇太极宣布废除诸申（女真）旧称，定族名为满洲起，满族作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八旗制度是满族的军事、社会组织形式，由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组成。这一制度自形成起，经过不断完善，一部分汉人被纳入满族这一民族共同体之中，民族属性发生改变，不断向满洲靠拢，为民族融合打下了基础。

一、汉人满化现象的产生

八旗制度下的“汉人满化”现象，主要存在于八旗汉军和汉姓包衣之中。他们均以汉人身份加入旗籍，却隶于不同旗属，地位也不尽相同，故在此进行分别论述。

(一)汉军八旗

八旗内汉军旗的建立始于1631年（清天聪五年），此时汉军仅有一旗，招抚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汉族上层的降官降将上。皇太极时期开始大量收编辽东往投的官兵，借助汉族军队在军事上的优势，以配合对明战争中红夷大炮的使用[1]。1633年皇太极下令，在八旗满洲佐领内分出汉人1580户，“每户十丁授编甲一”，编汉军为一旗。1637年（清崇德二年），“分汉军为两旗” [2]。 1639年（清崇德四年），“分二旗官属兵丁为四旗” [3]。1642年（清崇德七年）编为八旗，“旗色官制与满洲、蒙古八旗同”，①至此，八旗汉军最终形成。据现居于辽宁省本溪县王氏家族的家谱记载：“本贯山东蓬莱县人，村落居址莫可考矣”，先迁至辽阳，后迁至沈阳“授田入册，旗分镶红旗第一佐领”[4]。在此期间，汉军佐领人数不断增加，由1615年的16名，扩充到1639年的72名，至1644年汉军佐领增至157个，又半分佐领5个。②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以前“三顺王”的汉兵军队，并未纳入汉军旗。直到康熙平定三藩后，才将尚可喜、耿精忠等旧部正式编入八旗汉军。对归附的降民，“仿照明国故例，隶于八旗之下”。 ③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上谕：“向来定例，满洲杀死满洲，例文本末妥协自应以旗人杀死旗人载入例条，则蒙古、汉军皆可包括。……试思八旗俱有蒙古、汉军，岂蒙古、汉军独非旗人？”④

八旗汉军与八旗蒙古、八旗满洲一样，隶属于八旗制度之下，所谓“太祖……肇建八旗，以统满洲、蒙古、汉军之众”[5]，被编入八旗的各族人口均称之为 “旗人”。清统治者利用八旗制度，突出旗人身份，强调八旗整体性，力图 “以旗统人，以旗统兵”⑤，消除八旗内部的民族差异，充分发挥汉军在军事上的作用，用这种独特的军政共同体来构建民族共同体。

（二）汉姓包衣

所谓汉姓包衣是指本为汉人出身，隶属于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中并无包衣组织）的人。这些包衣汉姓人，原为满洲家内奴隶，八旗制度建立后，随其主一同被编入满洲中，受组织管辖，具有平民权利[6]。包衣与汉军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所具有的双重身份，既是奴仆，又是旗人。而包衣内部又存在不同等级：隶属于皇帝、皇室的包衣旗人，编入内务府三旗（镶黄、正黄、正白）[7]。下五旗则由五旗王公府属。

在对明战争中，后金攻占辽沈地区后掠获的人口多为汉人军民，其中一些就变成了旗人的包衣。据统计：1618年努尔哈赤率军攻下抚顺、马垠丹、东州等城堡五百余处，俘获人畜30万⑥。1635年多尔衮攻入山西“俘获人口、牲畜七万六千二百有奇”[8]。1636年阿济格率军攻取昌平、安州等十二城俘获人口、牲畜18万[9]。1639年多尔衮、杜度分兵攻明，取城61，俘获人口46万余[10]。 1643年阿巴泰领兵深入明地，取94城，俘获人口36.9万名[11]。

这些汉姓包衣，尤其是上三旗包衣，由于是皇室家奴，往往职位显赫、权势较大。声名显赫一时的曹雪芹家族，其祖就是曾任江南织造的曹锡远，是出身于内务府正白旗的包衣。

部分包衣身居高职，但仍脱离不了奴仆身份。“虽尊位于大家，而名仍隶于私室，方得其位之时，非赫然贵族，一遇其主，则俯首帖耳，执役之不暇，举人世可卑可贱之事恒视为固然，而不敢稍有抵牾。”①

二、汉人满化的表现

被编入八旗的满洲、蒙古、汉军和包衣都是满族的成员②，八旗制度下的汉人无论在服饰、语言文字，还是在信仰、心理状态上都受到不同程度上的“满化”。

在服装、发式上他们与“满人”一样剃去四周边缘，中间保留长发三绺编成长辫一条，置于脑后。妇女不缠脚而为“天足”，耳穿三孔。在婚俗习惯上，汉军一改汉人指腹为婚、看重贫富的习惯，讲求门第，不闹洞房。在汉军旗人的婚配上，内部通婚现象较多，但其中也有与满洲旗人通婚的现象。康熙与乾隆帝的母亲均为汉军旗人之后。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后家（母家）佟氏，本汉军上命改佟佳氏，入满洲。后族抬旗自此始”③；孝仪纯皇后，魏佳氏，“后家魏氏，本汉军。抬入满洲旗，改魏佳氏”④。

在语言文字方面，清统治者一直把“国语骑射”看做“满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务”[12]，作为八旗之内的汉军子弟也自然被要求与满洲八旗人员一样，学满文，练骑射。包衣旗人、八旗汉军知晓满语，与政府的重视与督导是密不可分的。八旗佐领下幼童， 10岁以上，均可入学，“其满洲、汉军旗幼童，教习清书、清语，习马步箭。”⑤“八旗汉军都统办理事务，多用清书，汉军子弟学习清书，甚属紧要”⑥，清政府明令要求各地设立清文义学。统治者也要求其，“口奏清语履历，毋得再有违误”[13]。并对不通晓满语的官员降级罚俸。雍正十一年（1733年），谕令汉军“不能清语，概不拣练”[14]。

这些入旗籍的汉人不仅在语言文字上通晓满语，更将姓氏改为满姓，并且效仿满洲，“称名不举姓”⑦的习惯：明朝开国重臣常遇春的后代因其祖降清编入汉军，从常氏第13世祖名字起皆用满语化词汇：13世祖名阿虎达、14世祖名扎勒彬，18世祖起成为正身旗人，隶属于正白旗[15]。

在祭祀形式上，旗籍汉军深受满族文化的影响，出现了“烧旗香”的仪式。即以萨满所谓人神附体，戴神衣神帽，祭祀动物神、天地神，手持单鼓，并敲打单鼓鼓点。这是一种汉军八旗所特有的祭祀体制。它兼具了满、汉两种文化的特点。作为满族萨满跳神的分支，它又渗入了汉族祭祀的文化因素，具有鲜明的满族文化特点[16]。

这些加入旗籍的汉人，与满族长期生活在一起，且共同隶属于同一政治体制之下，在生活习惯、信仰等方面逐渐满化，与满族日益贴近，真正地融入到其中，成为其一员。

三、“汉人满化”的影响

（一）满化汉人得到优待

纳入旗籍后，旗人成为区别于“民人”的社会集团，所谓旗民不交产、不通婚、不同刑，对旗民界限有着严格的划分。这些汉人的身份发生变化，经济上依靠八旗制度供养，法律、军事上，也享有种种优待。

政治上，汉军地位高于汉族官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由于汉人的独特身份，受过良好的儒家文化教育，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仕途上往往有所作为，出任地方总督、巡抚。在对国家政权的巩固和政治体制的完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满洲名臣传》中立专传者635人，其中满洲461人，蒙古36人，汉军136人。

法律上，旗民有别，在量刑定罪时，旗人受到优待。例如，汉民犯法，应笞杖者笞杖，应充军者充军、徒刑，而旗人则否。在军事上，往往受到重用，顺治年间佐领张从善“升授京口固山大”⑧。

在经济上，汉军与八旗满洲一样，均按计丁授田。除固定粮饷（坐粮）外，临时打仗时，还可以领取一份数额略约相等的“行粮”。汉军自备军装战马，从征出战；耕种份地，缴纳官赋，与满洲八旗无异。

（二）有力促进满族人口的增加

清代八旗制度与满族人口的发展有密切关系。至清代中期后，其中汉军旗人增长迅速，使得满族人口大量增加（顺治即位时仅30万，到清中期已达300万之多）。以至于乾隆时期，政府迫于旗人供养压力，不得不采取京旗回屯、允许汉军出旗政策。

据《满洲地方志》草案卷载：清朝民政部门在宣统元年（1909年）进行的奉天省人口调查中在旗人口占全省人口的22.5%,其中满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4.75%，汉军（汉八旗）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17.8%[37]。满族人口的增长，有利于清朝的封建统治，对于巩固中央集权有重大作用。

(三)民族关系的融合

被纳入到八旗制度下的汉人（汉军、包衣），由于政治原因其个人的身份发生变化，民族属性发生变更。值得注意的是，八旗制度解体后，其政治隶属关系虽已瓦解，但仍自报为满族。这说明在与满族长期生活的过程中，他们已经不自觉地向满洲靠拢，在各个方面与满族日益贴近，成为了满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可见民族的融合并非是单向的，而是一个双向而动的过程。在满人汉化的大背景下，一部分汉人经过近300年的民族融合，逐渐满化，成为满族的一员，融入到这一共同体之中。在中华民族不断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清朝历史上的满人汉化还是汉人满化现象，都是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流整合的一个缩影。通过长期的共处，各民族交流频繁，生活与政治上的一致性，将他们逐渐纳入同一整体之中，从而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统一体。

参考文献：

[1]黄一农.红夷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J].历史研究，2004，(4).

[2]清太宗实录：卷37[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3]清太宗实录：卷47[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4]王明霞，张佳生.“汉人满化”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08，(4).

[5]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序[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6]张玉兴.包衣汉姓与汉军简论――八旗制度兴衰的一个历史见证[J].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4）.

[7]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281.

[8]清太宗实录：卷24[M]北京：中华书局 ， 1985.

[9]清太宗实录：卷31，中华书局[M]北京：1985.

[10]清太宗实录：卷45，中华书局[M]北京：1985.

[11]清太宗实录：卷64，中华书局[M]北京：1985.

[12]刘锦藻：《清朝文献通考》卷192《兵十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13]清德宗实录[M]北京：239，中华书局，1987.

[14]清世祖实录[M]北京：卷138，中华书局，1986.

[15]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卷8[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16]曹丽娟.汉军八旗祭祀歌舞辨析――兼论满、汉民族间文化的融合[J].满族研究，1993，（1）.

[17]刘庆相.略谈满族人口的历史演进及其特征[J].人口学刊，1995，（5）.

如果您喜欢本文，喜欢满洲文化、老北京文化、满族文化、热爱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