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年（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留守京城的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就当时的局势进行商讨，在取得一致意见之后，上了一道《章程六条折》。这道奏折在晚晴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奠定了此后半个世纪清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和体制。
在此之后，大清专门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管理涉外事务，这个机构负责接收各国驻京公使呈递的国书，也可以使咸丰这位大清皇帝避免接见外国人，他对接见外国人一向即鄙视又惧怕。
在设立总理衙门的同时，又任命了南北通商大臣，规定了通商口岸的事务由通商大臣专理，总理衙门不便遥制，这造成了外交上的分权，影响极大。下面主要就南北洋大臣作一些介绍。
通商口岸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上海、宁波、厦门、福州为通商口岸。清廷派钦差大臣管理通商口岸的事务，称为“五口通商大臣”，通常是由两江总督或两广总督兼理（一度由江苏巡抚署理）。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又被迫开放营口。烟台、台南、淡水。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为通商口岸，这11个口岸中，北方3个，南方8个。清廷又规定南方各通商口岸均由五口通商口岸大臣管理，因其常驻上海，所以又称“上海通商大臣”。北方三口则设三口通商大臣，常驻天津。这就是南北洋通商大臣的来历。
起初，南洋大臣的地位比北洋大臣的地位重要得多，因为南洋大臣管理的范围广，通商口岸的事务也多，但是南洋大臣的职权大小却因人而异。
咸丰十一年（1861年）决定设立南北洋大臣后，南洋大臣由江苏巡抚薛焕兼理，不久免去了他的巡抚职务，命他专任南洋大臣。清廷的本意是要薛焕能够专心处理涉外事务，岂不知薛焕失去巡抚的职务后，处处感到困难。
他上奏说，他事权有限，经费困难，建议通商大臣的职务任由督抚兼任。同治二年（1863年），浙江巡抚李鸿章兼任南洋通商大臣，这是他正式涉足外交事务，南洋大臣的地位因他而提高了。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兼任通商大臣，同治十二年以后，两江总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成为定例。
北方三口通商大臣最初由崇厚担任，同治九年发生天津教案后，改由直隶总督李鸿章兼任，从此，北洋大臣的地位高于南洋大臣。北洋大臣的职权非常广泛，据《光绪会典》载，“掌北洋洋务、海防之政令，凡津海、东海、山海关各关政悉统治焉”。
其实，北洋大臣的职权远远要超过上面所记载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还直接处理重大的涉外事务，并代表清政府与外国人谈判、签约。
李鸿章从同治九年至光绪二十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因奔丧一度离任），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因代表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议和，再度担任直隶总督，前后30年，参与了一系列重要的中外约章的谈判和签订，实际上清政府的外交大臣。
除了南北洋大臣外，其他地方督抚也经常处理涉外事务。光绪二十四年清廷谕令沿江沿海将军督抚一律兼任总理衙门大臣，以提高他们对外交涉的地位。
由地方督抚处理涉外事务，这是清代外交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需要。
清代承袭明代的闭关政策，尽量避免与外国人打交道，在《南京条约》签订前，清政府与西方世界几乎没有国家间的关系，所谓涉外事务，大量的是发生在沿江沿海的中外纠纷，这些事务由地方直接处理就可以了。
有时，外国人也提出到京城面见皇上，但是天朝皇帝是不肯接见“外夷”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大门洞开，中外交涉多了，国家关系开始建立起来，但是清政府仍然是被动的，它并不主动发展多外关系，也很少关心中国以外的事情，所谓外交，大量的是列强侵略中国而引起的事端和发生在国内的中外纠纷，其中又以通商和教案为多。
所以，这样一些事务由地方督抚处理显然也是合适的。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