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李太云《减肥为什么这么难？》）
更正：本文所有“辩”均为“辨”的笔误。经常看我的文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我经常反复强调，中医的灵魂在辨证，中医最大的优势在辩证，中医最大的难点也在辩证。
一些对中医不太了解的朋友一定会问，中医最难的不是把脉吗？不，事实并不是如此。可以这么说吧，把脉这事看起来很玄，其实它一点都不神秘，只要心够静、手指指腹的感觉神经没有障碍，有人（包括古人写的书）告诉你“秘诀”，很快你就能学会。
但是辩证则不同，除了全面扎实的中医理论基础与广博的文化知识和生活常识，你还需要对事物强有力的逻辑思维能力、分析能力、归纳总结能力、在纷繁的症状中抓住主要矛盾、将复杂的临床症状快速提炼再提炼成几个简单的“虚词”（证型）、通过疾病伪装的表象看透事物的本质与根源，并且根据这几个简单的“虚词”确定治则（治则是中医治疗疾病的法则，包括治疗原则和方法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论治”。
可见辩证真的是个“技术活”，既需要大量理论知识，又需要丰富的临床经验，这也是为什么“老中医”更吃香的原因之一。
（上图：李太云长篇小说《新中医（未完）》第3章）
那么，可不可以不辩证，直接施治？答案是否定的。辩证是施治的前提，没有辩证就没法施治；所有不通过辩证即施治的行为，都是违背中医基本原理与要求的耍流氓；无论外治还是内治，无论针灸推拿还是中药方剂，无论小病轻症还是危急重症、疑难杂症，都需要辩证才能施治。
一般来说，辩证准确了，治则就出来了，治则出来了，治疗方案（治疗方案包括但不仅限于方药）就出来了，这个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相反，如果辩证出了偏差，甚至分析总结错了，或者没有抓住主要矛盾，那么这个时候的治则肯定就会相应的出现偏差，最后的疗效也肯定会不甚理想。
辨证论治的过程，是认识疾病和解决疾病的过程。辨证和论治，是诊治疾病过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理法方药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是指导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
辩证的问题，三千多年来一直在不断被研究、总结。《黄帝内经》的基本思想是“八纲辩证”和“脏腑辩证”；东汉张仲景《伤寒论》主要以“六经辩证”为主；清代吴鞠通主张“三焦辩证”；清代叶天士提出“卫气营血辩证”；……
针对今天普遍出现的一个病因病机，我建议可以提出并完善“痰瘀浊毒辩证”。很多常见病都与痰瘀浊毒有关，它们既是很多现代常见病（且大多是疑难病）的病因或病机产物，也是很多病证分型的参考依据和立法处方的重要依据。
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中医应该与时俱进，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考虑在传统的诊断手段里，加入影像学、甚至包括实验诊断、器械检查内容。所以，在传统的辩证内容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加入“中西互参辩证”。
（上图：李太云《审视中医》）
说到这个问题，肯定又会有人要说，只有对自己医术不够自信的人，才会借助西医诊断方法。我的观点还是那句话，现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不是西医所特有，中医也可以加以利用；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并认识到，中医的“四诊”诊断法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并不能百分之百准确诊断所有问题，即使再高明的国家泰斗级老中医也不例外。所以，固步自封、甚至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的态度非常不可取！
我在《审视中医》一文中曾讨论过这个问题，至今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始终认为，我们中医人应该有一个自信的底气、开放的心态、宽广的胸怀，不断学习、引进和使用现代科学的成果，以促使中医不断守正创新发展。
我们需要坚持的是中医的辩证论治思维，而不是纠结于诊断治疗手段；手段是为思想服务的，只要你有正确的传统中医思维，世间一切医学方法手段皆可为你使用！
所以在我看来，过度的排斥现代科学，反而是一种过于盲目自信的自负、或对中医缺乏信心的自卑。
从纯医学的角度来看，往小了说，感冒、咳嗽需要辩证，胃痛、腰痛也需要辩证；往大了说，新冠肺炎需要辩证，糖尿病、高血压也需要辩证，癌病、白血病更需要辩证。
但是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一句话，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孙思邈语）。对于治病防病需要辩证，医人救命也需要“辩证”，治国医世更需要“辩证”。
2018年初，本人曾写下一篇《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常宁——我给一位叫“常宁”的姑娘看病》，为我的家乡常宁市“把脉看诊”并根据实际情况“辩证论治”，后来这篇文章被打印出来，拿到市委常务会议上讨论。
国家每年一次的“两会”，我们可以看成是对我们的国家进行“会诊”，并且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来“辩证施治”。《论治国理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看成是对一个国家“辨证论治”的“医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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