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喻嘉言（1585—1664）,名昌，号西昌老人，清代江西新建（今南昌）人。少治举子业，崇祯时以选贡入都，但无成就，不久值清兵入关，遂隐于禅学，有又出禅攻医，曾往来于新建、靖安一带，求治者甚众。生性好游历，以求师问道，后定居江苏常熟，以医术专精而冠绝一时。著有《寓意草》、《尚论篇》、《医门法律》等书。喻嘉言强调治病必先识病，强调病与药的相关性。他说：“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议药”，“病经议明，则有是病即有是药，病千变，药亦千变”。喻嘉言临床擅用经方。《寓意草》所载病案大部分为经方验案。如以理中汤治愈疟疾、痢疾、痞块、溺水，以桃核承气汤加附子、肉桂治愈伤寒坏症两腿偻废等。他创制的著名验方清燥救肺汤，也脱胎于仲景竹叶石膏汤。
2.舒驰运（）名诏，号慎斋学人，江西进贤人。活动于清代雍正年间。少好医方，但苦于难通其理，后获交喻嘉言的弟子罗子尚，得《尚论篇》，读后大有开悟，自此专以《伤寒论》为宗，主要著作为《伤寒集注》，舒氏尚著有《六经定法》、《痢门挈纲》、《女科要诀》、《痘疹真诠》及短论若干，均附于《伤寒集注》之后。舒氏临床每先辨六经，以仲景法活人。其著作中验案甚多，不便悉举，只看他以麻黄汤催生，白虎汤安胎，四逆汤调经，就可略见一二了。
3.柯韵伯（1662-1735），名琴，清代浙江慈溪人。著有《伤寒
来苏集》八卷，该书包括《伤寒论注》、《伤寒论翼》、《伤寒附翼》三个部分。柯氏强调仲景为百病立法，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节制。认为《伤寒论》立六经为提纲，是在“病根上讲求”，不是在“病名上分解”。又指出 “仲景之方因症而设，非因经而设，见此证便与此方，是仲景活法”（《伤寒论翼·阳明病解第二》）《伤寒论注》在编集方式上首次采用以方名证，以经类证的方法。
4.徐灵胎（1693—1771），名大椿，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江
苏吴江人，清代杰出的医学家。徐氏博学多才，对天文、历算、音律、地理、水利、兵法等均有研究。因家亲病故，而肆力于医。一生精勤不倦，博览群书，著作甚多。代表者有《医学源流论》、《伤寒论类方》、《难经今释》、《兰台轨范》、《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医贯砭》、《慎疾刍言》等。
在徐灵胎看来,《伤寒论》原是一本“救误之书”，而误治之后变证多端，临床根本不可能有象疾病那样有初、中、末的传变过程，所以仲景《伤寒论》也是“随证立方，本无一定之次序”。他说：“病变万端，传经无定，古人因病以施方，无编方以待病”。那么，如何才能正确地反映《伤寒论》的基本精神呢？徐灵胎选择了“类方法”。他说：“余始亦疑其有错乱，乃探求三十年，而后悟其所以然之故，于是不类经而类方。盖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此从流溯源之法，病无遁形矣！”。《伤寒论类方》共分12类，计桂枝汤类19方，麻黄汤类6方，葛根汤类3方，柴胡汤类6方，栀子汤类7方，承气汤类12方，泻心汤类11方，白虎汤类3方，五苓汤类4方，四逆汤类11方，理中汤类9方，杂方22方。以上十一类，都以主方冠名，主方之下，列述论中有关方剂证治条文。方以类从，证随方列，成为《伤寒论类方》的编著特色。
徐氏学术上推崇汉唐医学，对仲景方、千金外台方应用较多。如以小续命汤治疗中风，用小青龙汤治疗痰喘，用大承气汤治疗伤寒失下，用竹皮大丸治疗产后风热，用大黄肉桂人参五灵脂等治疗血臌等。
5.尤在泾（？—1749），名怡，清代长洲人（现江苏吴县人），师从与喻嘉言的弟子马元仪。著作有《金匮要略心典》、《伤寒贯珠集》、《医学读书记》、《静香楼医案》等。擅用古方，他说：“治病者必知前哲察病之机宜与治疗之方法，而后合之气体，辨之方土，而从而损益之。盖未有事不师古而有济于今者，亦未有言之无文而能行之远者”。如以金匮肾气丸治痰饮、肾虚齿痛、遗精、漏汗、失血、肿胀等，以麦门冬汤治胃阴虚咳嗽，以麻杏苡甘汤治气壅浮肿，以半夏秫米汤加橘红、茯苓、麦冬治风痰相搏的昏眩体痛，以四君子汤加干姜、益智仁治“胸中聚集之残火，腹内积久之沉寒”的冷泻齿衄；以半夏厚朴汤加旋覆花、枇杷叶治疗梅核气，均能通常达变，得古人调治杂病的心法。（《医学读书记》）
6.陈修园（1753-1823），名念祖，福建长乐县人。著有《金匮要
略浅注》、《伤寒论浅注》、《长沙方歌括》、《医学三字经》等。蒋庆龄在《神农本草经读》序中说：“陈修园老友精于歧黄之术，自负长沙后身，世医环而笑之。及遇危证。缰断桅横，万手齐束，修园往，脱冠几上，探手举脉，目霍霍然上耸，良久干笑曰：'候本不奇，治之者扰之耳”。主人曰：'某名医’。曰：'误矣’。曰：'法本朱、张、王、李’。曰：'更误矣！天下岂有朱、张、王、李而能愈疾者乎？’口吃吃然骂，手然书。方具，则又自批自赞自解，自起调刀圭、火齐，促服之。服之如其言”。
陈氏尚著《景岳新方砭》，尽讥讽批驳之事。谓左右归二丸是“
寻常服食之剂”，“若真正肾虚病服之必增痰多气壅、食少、神昏、心下悸、吐血等病”，景岳为“厨中一好手，医中一坏手”（《景岳新方砭》）。评李东垣“竖论以脾胃为主，立方以补中为先，循其名而亡其实，燥烈劫阴，毫无法度”。又以“杂”字论李时珍、王肯堂，以“浅”字论李士材，以“庸”字论薛立斋，以“妄”字论赵献可，以“浮夸”论张景岳、冯楚瞻、陈远公（《长沙方歌括》）。大抵不满宋元以后崇尚臆想、各创新说之风，而欲返仲景实学之道。他指出：《伤寒论》“是书虽论伤寒，而百病皆在其中 ”“若读《灵》、《素》、《难经》不于此求其实用，恐坠入张景岳一流以阴阳二字说到《周易》，说到音律，并及仙释，毫无下手工夫”。（《伤寒论浅注》）他说： “长沙当日必非泛泛而求，大抵入手工夫，即以伊圣之方为据，有此病必用此方，用此方必用此药，其义精，其法严，毫厘千里之判，无一不了然于心，而后从心变化而不穷。论中桂枝证、麻黄证、柴胡证、承气证等，以方名证，明明提出大眼目，读者弗悟也。然而可以谓之方者，非圣人不能作，非明者不能达。其药品察五运六气而取其专长，其分两因上克制化而神其妙用，宜汤，宜散，宜丸，一剂分为三服、两服、顿服、停后服、温服、少冷服、少少咽之，服后啜粥、不啜粥、多饮水暖水之类，而且久煮、微煮、分合煮、去滓再煮、渍取清汁、或用水，或用酒及浆水、潦水、甘澜水之不同。宋元后诸书多略之，而不知古圣人之心法在此”（《长沙方歌括》）又说：“其用药本于《神农本草经》，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药不能成此方，所投必效，如桴鼓之相应。”（《医学三字经》）他说：“经方效如桴鼓，非若后世以地黄补阴，以人参补阳，以香砂调气，与归芎调血，笼统浮泛，待病气衰而自愈也。《内经》云一剂知，二剂已。又云病休而卧。《伤寒论》云一服愈，不必尽剂，可知古人用药，除宿病痼病外，其效只在半剂、一二剂之间。”
7.余听鸿（1847—1907），名景和，江苏宜兴人。童年在孟河当药店学徒，而后入孟河名医费兰泉门下，业成后悬壶家乡，中年后寓居常熟，时有“余仙人”之美誉。余氏十分强调《伤寒论》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他说：“余读仲景原序曰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知非仲圣杜撰，是集上古经方也。又云为《伤寒杂病论》一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疾，庶可见症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知非是拘经、拘法、拘方之书，即伤寒杂病可概而变化治之矣”。他认为，仲景之方，只有表里寒热虚实之不同，作为医者，能将此六字分清，自然能够变化无穷，而且“仲景原文分桂枝症、麻黄症、葛根症、柴胡症、栀子症、白虎症、泻心症、承气症、五苓症、四逆症、理中症，汗、吐、下、温、清、补六法俱在其中。一百一十三方，方方有法，《内经》七方十剂无所不备，即杂病亦岂外？ ”他还在医案《诊余集》中发出这样的感叹：“人云仲景之法能治伤寒，不能治调理者，门外汉也”。
临床上，余氏能灵活运用《伤寒论》方调治杂病。他说：“仲景
之方人皆畏难不用，然病至危险，非仲景方不能挽回耳”。如以黄连汤治疗噎膈反胃呕吐，真武汤治肾虚痰升气喘，乌梅丸治肝气厥逆、久痢、呕吐，桂枝加龙骨牡蛎治疗久疟寒热往来和自汗盗汗，白虎汤、竹叶石膏汤、猪苓汤治疗消渴，猪肤汤治久咳、失音下利，黄连阿胶汤治风热下利便血，五苓散治湿疝脚气、炙甘草汤治肺痿、秋燥，附子理中汤治大便阴结冷秘，理中汤治中虚单腹胀，旋复代赭汤治噫嗳等。
8.丁甘仁(1866-1926)，字泽周，江苏省武进县通江乡孟河镇
人。幼年聪颖，下笔成章。先从业于圩塘之马仲清及其兄丁松溪，后又从业于一代宗匠马培之先生。丁甘仁刻苦学习，勤学深研不问寒暑，积累甚丰，对马氏内外两科之长（包括喉科）能兼收并蓄，尽得其真传。学成之后，初行医于孟河及苏州，后至沪上，道乃大行，名震大江南北。1917年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两年后又创办女子中医专门学校，培养中医人才，成绩卓著。最早主张伤寒、温病学说统一；于临床，打破常规，经方、时方并用治疗急症热病，开中医学术界伤寒、温病统一论之先河。
在学术上，丁甘仁推崇张仲景《伤寒论》，临证处方以六经辨证为纲。他认为把握六经分治准则是分析病情、辨证用药的关键。曾谓，临证有两大法门：一为《伤寒论》之六经病，一为《金匮要略》之杂病，此二书为中医辨证施治的主要依据，二者不可缺一。丁甘仁于临床内、外、妇、幼、喉科及疑难杂症无一不精，而在医治外感热病方面更卓有成效。丁甘仁云：“温病用参、附、龙、牡等，是治其变证，非常法也。盖人之禀赋各异，病之虚实寒热不一，伤寒可以化热，温病亦能化寒，皆随邪势的传变而转化。此证初在肺胃，继传少阴，阳素亏，故阳热变为阴寒，迨阳既回而真阴又伤，故前后方法各殊。若犹拘执温邪不能投温剂，势必不起矣。”
9.曹颖甫（1867-1937），名家达，别号拙巢老人。江苏江阴人
。读书于南菁书院，1902年中举人，科举废，遂绝意进取而肆力于医学，时丁甘仁创办中医专门学校于上海，聘曹任教，并主持上海慈善团体同仁辅元堂的医务，出入于门下者数百人。学生中以秦伯未、丁仲英、章次公、姜佐景、黄汉栋等为著名。抗战爆发，曹氏归里，惨遭日寇杀害。生平著有《伤寒发微》《金匮发微》以及门人整理的《经方实验录》《曹颖甫先生医案》等。曹氏早年读张志聪《伤寒论注》，并见屡用经方救疾之效，便笃嗜仲景方。在上海期间， “用经方取效者十常八九”（《经方实验录·自序》），时人有“曹派”之称。曹氏尝谓门第子曰：“医虽小道，生死之所出入，苟不悉心研究，焉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今之所谓宗仲景者名而已矣，实则因陋就简，胆识不足以知病，毅力不足以处方，真能宗仲景之说，用仲景之方者，曾几人哉？ ”（《伤寒发微·丁仲英序》）。
曹氏研究仲景学说，主张以“考验实用为主要”，故重视临床应用以及视其验否。如《伤寒发微·凡例》说：“著述之家辄有二病，一为沿袭旧说，一谬为逞新奇。鄙人以考验实用为主要，间附治验一二则，以为怔信，非以自炫，特为表明仲师之法，今古咸宜，以破古方不治今病之惑”。曹氏在《伤寒论》的注释方面并无多大建树，但他的《经方实验录》所反映的重视实证、重视实验的思想，是从应用的角度反映了他对《伤寒论》深层次的看法，代表了当时中医学术界的一种思潮。
10.范文虎(1870-1936)，名赓治，字文甫，晚年得汉虎印一方，乃易字文虎，自号古狂生，浙江鄞县人，家世业医。范氏先攻儒学，弱冠而为县学贡生，后肆力于医。《鄞县县志》载：“先生初擅疡伤，继专精内科。主古方，好用峻剂，患者至门，望见之，即知其病所在，投药无不愈……”。
范氏对《伤寒论》、《金匮要略》最为推崇，并认为柯韵伯《伤寒来苏集》能阐发经旨而有纲目，曾为之注释。临床屡用仲景方取验。如治一船老大乘饥恣食，解衣捕虱，次日发热而自汗，胸膈不利，前医以伤食而下之，中风而汗之，渐觉昏困，上喘息高。先生谓：“太阳病，下之，表未解，渐喘者，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佳，此仲景法也”，竟一剂喘止，再剂微汗，至晚身凉而脉和，诚如先生所言，“其神捷竟如此；《伤寒论》可不熟读乎哉”!又治一伤寒，发热、烦渴、头痛；脉浮紧无力，尺以下迟而弱，乡医皆以麻黄汤。先生曰：尺脉迟弱，仲景云：尺中迟者，营不足也，不可发汗。遂用小建中汤，先调营分，至五日后，尺部方应，乃投麻黄汤二服，得汗而愈。他还用麻杏石甘汤治肺火上蒸的双目红赤，以炙甘草汤治虚阳上越的目赤肿痛，以桂枝汤加当归、川芎治痛经，以小青龙汤治失音，以四逆散加薤白治痢疾，以附子理中汤治吐血，以麻附细辛汤和调胃承气汤加减治寒包火的乳蛾，总之，不拘于病名，悉以辨证论治为准绳。尝告诫门人：“为医首要认清了证，方能治得好病，病名可不必强求，若必要先具病名而后言治，则当病情模糊时，岂将置之不医乎”!
范氏用经方，其药味之变更与否，均视病情而定。方证完全相合的，悉遵原方原量，如用小柴胡汤，有量一仍其旧，必嘱去渣重煎者。用四逆散，有诸药均等量，煎服方法均依《伤寒论》者。但若证情复杂加减在所必需。如桂枝汤为范氏所擅用者，凡太阳病头痛、发热、恶风，不论有汗无汗，皆以桂枝汤为主，如有脉浮紧者，加麻黄；咳而微喘者，加杏仁，或与厚朴同用；桂枝汤证见舌质微红、口干者，加花粉或合栀子豉汤；邪欲传少阳者，加柴胡；呕吐加半夏；里实腹满便秘加大黄，即桂枝大黄汤；恶寒有汗，苔白或脉沉细等兼阳虚者，加附子；偏于虚寒者，加党参、白术；妊娠初期试胎合佛手散等。
范氏说：“处方用药，灵活应用，应重则重，应轻则轻”，如以越婢汤治风水、黄疸，麻黄常用至18克，而治小儿麻疹闭证麻黄竟用至24克，见者吐舌，闻者骇然。但用小青龙汤治风寒失音，麻、桂仅用 0.9克泡服，谓风寒之邪客于肺卫，取《内经》因其轻而扬之之义。当然，他运用古方是十分慎重的，他说：“医之运用古方，如将之使用重兵，用药得当其效立见，若不对证，祸不堪矣!临证处方，胆欲其大，而辨证审因，务须细心”。
范氏临证善于望诊，察色望舌而不废切按，医案不尚空论、朴实无华，亦见古方家之风格。
11.祝味菊（1884—1951），浙江绍兴人。先祖世代业医，弱冠进蜀，先随宿儒刘雨笙授读医经，1917年四川招收军医，祝氏投考入学，攻读二年，后赴日本考察医学，翌年回国。1926年赴上海，初未行医，考察近年，深感时医缺少良法，遂开诊。1929年秋，祝氏治愈某医断为“误投辛燥，法按不救”的危笃病人，从此医名大噪。祝氏在上海曾任新中国医学院实习导师及附设新中国医学研究院院长、新中国医院院长。著作有《祝氏医学丛书十种》，其中付梓行世的有《伤寒新义》、《金匮新义》、《诊断纲要》三种。 1948年，由祝氏口述，陈苏生笔录，整理成《伤寒质难》一书，影响甚大。祝氏擅长辛温法，尤以使用大量附子为特点，一般12-18克，多则30-45克。时有“祝附子”之雅号。其用附子每与磁石、牡蛎、枣仁、远志、茯苓等潜阳安神药并用，经验独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