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乡村多是老幼病残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村落，在我的记忆里，老家曾经是人口繁盛，百业兴旺，老有所养，幼有所乐，虽然物质生活还是很艰苦，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刚刚实行责任制，大家都满怀希望，认为好日子就在眼前。
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希望使人精神焕发，做起事来，劲头十足，认为前途光明，幸福感也就大大提高。
现在村子里所感受到的，似乎并没有这种充满希望的朝气，倒是处处显出暮气沉沉，虽然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幸福感并不强烈，尤其是展望未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多是不确定的阴霾。
回忆了三十多年前的人口，也就是1985年左右，刚分产到户不久的时候，我寨脚垸子里的人口，一共是98人，这些人中，老中青搭配合理，尤其是青年一代人，所占比例差不多是半壁江山，所以，那时感觉未来光明无限。
而目前的人口，按照在垸子里有田地的老户来算，是123人，但长期居住在村子里的，只有35人，而这35人中，基本以老幼为主，那么在村子里的所有人的成年人的平均年龄，几乎超过60岁。
老幼相守的村子，人们谈不上有什么希望所寄，老一辈，即使无可奈何，也是习惯了自己的故土，幼的一辈，不过是暂时寄托在这里罢了，待到十五六岁，也就开始东南飞了。
乡下，确实已经是《西门豹治邺》，田地荒芜，人烟稀少。
2、荒芜的乡村土地
因为劳力限制，村庄里的耕种方式，这些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是大量水田荒废
我原来在家耕种的大量水田都荒芜了，田里长满了權木、荆棘、野草。看上去真是“绿柳成荫”，哪有田地的活力
二是水田改做旱地种。
插秧割稻，没有几个劳力是难以完成的，请人帮助犁水田，或者插秧，一天要150元以上的人工费，还不大容易请到合适的人，于是逐步都改为种油菜和花生。我看到我原来生产小队的水田，插秧的面积不到十分之一。
谈到吃饭的问题，普遍认为种水稻除去种子、肥料、人工的确划不来，不如去买大米吃。显然，人口的减少，吃饭问题已经更容易解决了。
三是土地耕种已经全靠除草剂和农药了。
过去都是犁地，锄草，现在都不用了，但这样连续多年种植下去，田地退化，土质板结，种上的庄稼更容易发生自然死亡之类的疾病，产量大减。
老人们都自我解嘲：这哪里是种地啊。他们也深知这种方式不可持续，但没有劳力，又有什么办法呢？
四是改种意杨或者果树。
采取简单的方法种旱地，也已经力不从心，就采取一种更省力的方法，种上意杨或果树，表示这田地还有主人，不可变为大家的牛马场。
至于意杨今后的市场需求，以及水果的市场需求，都没有来得及考虑，与其说是种植经济作物，不如说是因为种不了，又不愿意弄荒了，采取的一种暂时占田的办法。
五是田地周围的树木淹没了地田。
因为人口越来越少，加上现在饲养猪的方式就是吃饲料，不需要柴火，甚至烧饭也都用上了煤气，而建筑用材也基本停止，因为盖房子的高潮已经过去。
于是田地周围的树木肆意生长，农田往往成为一个个的林中沼泽，结果是庄稼的光照不足，林中各种大小动物开始与人争夺粮食，小则松鼠、鸟雀慢慢的侵占，大则有野猪成片的蹂躏。
目前还有老一辈的村民苦苦支撑，往后的发展，基本可以断定，年轻人不会种地了，自然和人争夺田地的较量，将会以自然的胜利而告终。
当然，人退林进，也未必不是好事，飞禽走兽增多了，生态发展了，但村庄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3、逐渐安息老一辈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实行责任制初期的一代人，当时基本都是三十几、四十几岁，到如今，都已经是七十开外的人了。
像我们垸我的叔叔胡泰友，今年快八十了，每天基本菀头扁担不离肩，像这一代人，早期经历了大集体时代，辛苦操劳还无所获，半饥半饱地过日子，他和老伴一生省吃俭用，勤勤恳恳度日，后期经历了改革与分田到户的责任制，感觉自己的劳动回报很直接，很有保障，就胼手砥足，起早贪黑，为自己的那个富裕梦想而竭尽全力，所以，这一代人是最辛苦、勤劳的一代人。
劳动惯了，也就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生活，长期习惯的生活，是难以短时间内改变的。村子里六七十多岁的老人，很少坐在家里享福，只要有最后一点力气，都是坚持劳作，认为白日闲过，就是一种罪过。
子女辈将孙辈留在家里，爷爷奶奶辈再次充当一次父母辈，一把屎一把尿地带两三岁的小孩。
接着就是上幼儿园，像我们晏店村，到浮桥河上大班，小班要送到彭畈和中一，来回十几里或几十里，不择寒暑，每天跑两次。待到大一点，到本村上小学，也有五六里。如果读四年级以上，奶奶又会在集市租一个小房子，算是陪读，并且，把孩子一送进学校，马上去找各种副业来做，只要能够赚几个钱，什么都愿意做。
村子里的庄稼，也就是这些六十多岁老人们种出来的，单独一对六七十岁的老爷爷老太太，种上几亩的油菜和花生，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精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接二连三地，这一辈人开始凋零，大多都是劳动到最后，也就撒手西去。
一座座新坟的出现，直观见证了一代人成为过去，他们在此劳碌了一辈子，最终发现后继无人，自己辛勤开垦出来的田地，正被繁茂的树木逐渐吞噬，他们心中的理想家园，不再是后辈们眷顾的处所，死后儿女们只是在回家过年时才祭扫一次，甚至有的坟头，一年也难得有人来烧一炷香了。
4、即将老去返乡打工者
像我们晏店村五、六十岁的老人，每年过完年就不想出去打工了，但在家忙过一阵后，发现还是难得找到钱，于是又勉强出去找事做，还是去武汉、江苏、广东、深圳……，但是发现工作不好找，年纪渐长，技术有限，于是只能找到又苦又累，工资还少的事情，前些天太热了，有很多又匆匆回家了，说不想再出去了。
这是一个处于临界状态的人，正在回家还是继续打工之间徘徊，两边都感觉是鸡肋，都没有多少好事情了。
其实，这正是上一代打工者的最终结局，他们北上去做建筑工、煤矿工，南下进工厂，有的人为了谋生将自己的生命都抛弃了。他们年轻时候的精力与聪明才智，已经奉献给了城市，像一根甘蔗一样，被城市咀嚼过一遍后，汁水留在了城市，这个渣滓，最终难以在城市停留，大部分都还得回到生养他的这片土地上来。
当然，大部分都还是做了些准备的。利用在外打工的一点积蓄，差不多都回乡盖了个房子，虽然一律都是用水泥和砖加少量钢筋直接搭成，没有柱子，但只要不发生地震之类的地质灾害，这样的房子大概还是可以住上几十年的。
田地虽不少，但对这一辈人已经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
他们的上一辈，把田地视为珍宝，甚至为了田地的划分不惜与邻人大动干戈，到他们这一辈，只把田地当鸡肋，他们的下一辈，更是没把眼睛往这里瞅了。
想象一下，老一辈已经凋谢，这一辈回归乡村，对种田缺乏激情，下一辈不会做回归打算，将是一幅什么样的乡村景象？
5、第二代打工者他们的出路将如何？
我们总是宗教式地把希望寄托在后辈身上，对于已经开始陆续外出打工的年青一代，是否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其实这取决于他们的教育状况与自己的精神状态，当然还有大环境的机遇。从村子里的一些小青年来看（九十年代及其后出生），虽然个体有差别，但毕竟靠读书成才的只是少数，多数还是苦力打工。
首先是所受教育程度不一。
大部分青年，都是父母在外打工，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大，隔代教育，虽然物质上得到了基本的保证，但学业多荒疏，爷爷辈与学校没有较好联系，更谈不上家庭与学校的有机配合了，于是只有少数考取大学，多数只是初中毕业，进职业技术学校去“度金”。
孩子进职校，俨然是另一个世界，就只知道玩耍，唯有与在外在打工的父母联系，索取生活费，手脚也开始大了起来，当越来越不能满足其铺张的生活时，就辍学了事，或者到处混，或者到外面的城市打工。
这代人缺乏父母吃苦耐劳精神。
如果说上一代打工者还有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一面，可在下一代打工者身上，已经难以发现这些良好的品质，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傻，毕竟，他们并未经历他们祖父以及父辈曾经经历过的苦日子。
但他们的教育与阅历，决定了并不能轻松赚钱，开支与收入相抵，并不能有所积累。有些年轻的打工者一年回家空空两手，两年回家两手空空，买个手机还写上父亲的电话让其还款。他们又对乡下的生活，横竖不习惯，回家不会种地，事实上也已经全然没了种地的经验，于是以谈朋友、结婚为名，裹胁父母甚至爷爷辈，倾其积蓄，在镇上甚至县城买得一套小房子，以为这样就成了城里人。在我们晏店村有这样一家人，儿子谈了媳妇在武汉，在武汉买房子，可苦了他的父母，父母快六十岁了，二老还在外为儿子买房子拼死拼活。有一次其母亲叫我带去上班，和我谈及家庭情况，我说：“这样的生活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奉劝年轻人要“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将父母仅有的一点资源，悉数拿去买房子，自己又没丰厚有经济来源，即使住上城市楼以后，将何以为生？
6、良好的乡风民俗被遗失
在传统乡村社会，人口几乎没有流动性，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形成了礼仪乡土社会，虽然物质不够丰富，但社会有序，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虽然也起干戈，但绝大多数时候，都处于运转良好的状态。
毕竟，同乡之间都是熟人，在一个熟人的社会里，坏人并没有多少便宜可得，名声不佳，也往往不受人待见，难以生存。
但当前的农村，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良风美俗，若不是还有一些古朴的老人支撑，可能就已经荡涤干净了。
孝道不存。
老人们为儿女在家苦苦支撑，谈及子女们的孝顺，不禁潸然泪下，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种了又收，一年难挣两万元，又买饲料喂猪，把几个钱都存在儿子那里，儿子用父母的钱都还了债，还说父母没有尽力。更有甚者，媳妇说公婆不平心，钱都顾了女儿，叫你女儿去赡养你，
在农村，老一辈和他们的下一辈之间，确实有着空间上的隔离，要尽孝道，基本谈不上，老年人都是自食其力，哪怕八十多岁了。
能够相忘于江湖，对于老人来说，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惜的是，子女辈还是念念不忘父母的那一点点财产，总认为自己从中分到的一份是最少的，而不问自己为老人做了什么。
婚姻关系时刻紧张
过去的乡土社会，男女有别，夫妻之间虽然没有多少浪漫的爱情可言，但相敬如宾，互相有底线，倒是很平常的。但现在的晏店村里年轻人，男女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开放。
中青年男女，因为人口流动关系，夫妻天各一方的，已经很普遍，但留守的一部分人，虽然有乡村人言之畏，还是不愿意难为自己，两两凑对的不在少数，更有甚者，部分稍有姿色的中青年妇女，还把那有限的残山剩水当作资源，使得一些男人们围绕着团团转。
而在外打工的一部分人，少了乡土社会中的人言之畏，更是随便。
而小青年们，自小因为父母外出，教育失调，在两性关系上，亦难健全，于是有十六七岁就私奔，过几天在外混不下去又回来的，有十六七岁就开始堕胎，甚至三番五次而无休止的，而男人则又是不同的男人。
在我们晏店村，有人今年和这个女人同居，明年又换一个，婚姻就像换衣服，太随便了。大夫人生了一个女儿，二夫人生了一个儿子……而且几个小孩都不是同一个母亲。前几年我在学校时，有很多七、八岁的小孩都不知道自己的妈妈。
7、现代化之路有很多令人耽忧
货币是开路先锋
现代化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毋庸多言。在土葬习俗未改的情况下，过去周围的人一齐到场，热热闹闹、轻轻松松的就组成了抬柩队伍，现在因为一垸人东分西离，南来北往，除了过年，很难聚拢。哪家如果有丧事，总担心是否能够把个笨重的棺材抬上山，甚至职业化的抬柩人员已经出现，给钱办事，买卖而已。
当一切都货币化，也就失去了往昔的人情与社区认同。
传统手艺的消失。
农村过去在应付物质匮乏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的技艺，这些技艺既是对物质的极大节约，又塑造了大量生活中的艺术品。但在工业产品充斥的时代，这些都不存在了，或者至少是濒临消失。
过去精巧的竹篾器具，古朴实用的石磨、古老的榨油机、不用任何铁钉胶水的桌椅，别致的蓑衣、斗笠等等，都渐渐被一些周围的农庄搜集去了，为的是给食客们看一看，意思是已经进入博物馆了。
取而代之的，一律都是粗糙的、无法自然化解的铁质、塑料制品，甚至很多家庭的餐桌，直接以一块大的地面砖作为桌面，取其光滑易擦。
各种方便袋，食品包装，快递包装……随地乱抛，既影响了卫生，又污染了环境。
8、乡村是否还能恢复？
发展中，城乡关系到底是相辅相承，还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农村专家费孝通早年就一再讨论过，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并且这样最终导致乡村的衰败、溃烂，以致城市的繁荣终将走不远。
所以，城乡发展的相辅相成，城乡的共生，应该还是发展的基本方向。
当人与物一并流向了城市，正应了费孝通那句话，“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不仅大学生不会再回来，就是目前在乡村教书的教师，乡村医生，也想尽办法到县城，甚至更大的城市。
我们村晏店小学，办学最兴旺时，有三、四百学生，现在只有三、四十个学生。最萧条与最兴旺时相比，只是当年的十分之一。
在这样的洪水冲刷下，乡村能不越来越贫瘠吗？
重视地方是留住乡村人才的关键。演变到今天这个局面，似乎都是市场的作用，确实，不能否认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巨大作用，也不能否认其合理性。
直白的说，就是乡村没有机会，没有地位，没有希望，而这不仅仅是市场决定的。虽然用人为干预的方式来挽救乡村，未必是很好的办法，希望研究农村的专家以及各级领导者都要重视乡村，让城乡并重发展，最低限度，不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将是必要的。
这就要求乡村医生、教师乃至一切乡村人口，都要爱护乡村，注重乡村，让乡村也和城市一样共同发展。
而机会来自制度的安排，一方面，要让人各类才愿意下基层，一方面，要有一种机制，让在大城市里工作的优秀人才，有机会为家乡做贡献，有些地方的乡贤委员会的组织(像我们晏店村聘请了四位名誉书记)，是值得借鉴的。
只有人们将眼光盯在地方，从地方就可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而不必一定到中心（镇里、县城、省城、北上广等）才能得到认可，人才的分布才会趋于相对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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