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个角度来看，循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态异常深入下去，知道了脂质浸润、血栓、损伤、单克隆抗体等，但这是不是最后的答案呢？显然不是，还可以进一步地追问，血脂、血小板、单克隆抗体等的异常，由什么东西引起的？如此深入，无休止地追问下去，在什么地方找寻到可以本质化的证据？证据的证明发生了混乱，一种器质性改变，证明多种不同的病理生理机制；多种不同的病理生理机制，说明一种器质性改变，究竟该以哪个为治疗目标？
“辨症求机”思维也要形成是什么的判断，即临床病人当下的证候病机性质是什么。是什么的临床判断，需要“为什么”的思维分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疾病现象，这样的疾病现象与病人禀赋有什么样的联系，与外部环境有什么样的联系等，经过了所有相关的“为什么”的病机分析，疾病现象的病机性质就明朗了。
同一病人的疾病，气化活动的异常不是单纯的、线性的、机械的，不同医生的辨证论治水平是不同的。“辨症求机”的“为什么”的思维，可能形成差异性的证候病机判断，但无论谁的“为什么”的临床思维，都建立在就诊病人的客观基础上，都是三因制宜的求之、责之，因此，差异性的证候病机判断，在具有同等水平的中医，大多不是性质的区别，而是程度、多少等量的不同。
中医和西医都会面临诊断困难，西医解决诊断困难有外科方法-剖腹探查，中医则基本靠“药诊”观察。“药诊”是《伤寒论》对疑似病机用药探索、求证的“辨症求机”方法，不是随随便便地用药，而是辨证论治规范下的诊断性用药，服从理、法、方、药、护的临床原则，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在过度医疗普遍、各种污染严重的今天，“坏病”（《伤寒论条辨》：“坏，言历遍诸治而犹不愈，则反复杂误之余，血气以惫坏，难以正名名也。”指经过长时间、多方法治疗，没有好转，甚至加重，寒热虚实、表里浅深等病机错综复杂，“辨症求机”难，“随证治之”难的疾病。）成为十分普遍的临床疾病，“药诊”是临床需要重视的“辨症求机”方法。
许多病人经过多种医疗，临床症状复杂纷繁，证候病机十分复杂，有时很难做出确定性的判断。但再难“辨症求机”，临床都必须遵循病机的逻辑规则，“无失气宜”地思考分析，小心谨慎地“药诊”求之、责之。曾经看到一则古代医案，有个患儿浑身刺痒难耐，医生住在病人家里观察分析，总不能明确证候病机所在，三天后偶然看见患者家门前有一棵树，树叶上许多细小毛刺，突然联想到患儿的刺痒，返身询问患儿患病前的活动情况，果然刺痒出现前患儿爬树玩耍，于是，吩咐家人蒸数斤糯米饭，做成饭团在患儿身上来回滚动，刺痒就此获愈。没有明白皮肤为什么痒，就在皮肤上摸止痒药，这个患儿的病恐怕好不了。
疾病现象要转化上升为诊断证据，没有本质化的思维是不行的。“是什么”本质化的证据，实验室是主要方法；“为什么”的本质化，病机思维是根本。面对同一病人，走“是什么”的实验逻辑之路，形成“是什么”的证据，走“为什么”的病机逻辑之路，形成“为什么”的证据。
4.证候证据的形成
“辨症求机”承担着从“观其脉证”到“知犯何逆”的本质化任务。遵中医理论，循病机逻辑，依三因制宜，是“辨症求机”思维可靠性的保证。
中医理论是思维的规范，证候是思维的结果，脉色症征、指标、影像是思维的客观对象，环境因素是思维的临床资料。证候病机的判断和方药的决策，是一个利用证据、形成证据的不间断的思维活动过程。思维是很灵活的大脑活动，与主体的精神和身体状况密切相关，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其证据都很难有100%的可靠。上世纪80年代，有对夫妇准备怀孕，有一种隐性的遗传性疾病，男孩则要遗传，女孩就健康，先前已经有个男孩了，为了要一个健康的女孩，怀孕之初，找了三位很有名的B超权威，都判断为女孩，生下来却又是个男孩。
不同理论体系，具有不同的逻辑思维，证据意义大不相同。有的人习惯于自己认同的文化，对中医学的生命理论横挑鼻子竖挑眼。《批评中医》：奎宁能够杀死疟原虫，中医不知道疟原虫及其区别，“自然无一有效”；“对免疫、病毒一无所知，又如何做到'通过调理身体机能提升免疫力来抵抗病毒’？”
中医不知道疟原虫及其区别，不知道免疫、病毒，这又怎么样呢？疟原虫、免疫、病毒等，知道它，是伴随着活生生的人一起走到现在的，不知道它，也是伴随着活生生的人一起走到现在的。在有疟原虫、病毒的自然环境中，人类的免疫机制始终在发挥作用，都会因应自然中的生物因素、物理因素等，进行反应性调节，不断增强因应协调性。在二百万年中，无数次的瘟疫，无数次的疟疾，人口的数量不是越来越少了，而是越来越多了。
同在一片天地，为什么有些时候疟疾、病毒的疾病多，有些时候疟疾、病毒的疾病少？为什么有些人患病，有些人不病？为什么患病后有些很轻微，可以不药而愈，有些人多方治疗，终归不治？在生命医学的逻辑视野中，相因相应的协调平衡机制，是决定疾病健康的根本因素。自然中的致病性生物，不可能消灭得干干净净，正确的文化态度是遵循生命的自然和谐之道，“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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