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多维联系，要求临床医疗尊重“天地合气”、“万物并至”的客观事实，思维具备五行关联性的生命觉悟。“虚者实之，满者泄之”，医道并不神秘，医生都知道。但要获得“随应而动，和之者若响，随之者若影”，“独来独往”——得心应手的临床疗效，必须“法天则地”，尊重活生生的人的生存关系，做到三因制宜。
活着的人，形态结构都一样，皮毛脉筋骨，肉体脏器。生命之应却不同，刚柔强弱，快慢缓急。生命是生存环境中的生命，人是社会中的人，生活习惯、人事劳逸，地理环境是导致疾病的基本因素，临床医疗“谨度病端，与时相应”（《黄帝内经灵枢·寿夭刚柔第六》），才可能治愈疾病，使病人康复。
天行健，地势坤，天地气交气化，寒热胜复盛衰，每天有变化，每年有差异。活生生的人的生命，如同一条流淌前行的河流，随风霜雨雪而调节，因社会状态而变化。
没有活生生的人，医学理论是虚假的；没有传统的支撑，创新是空中楼阁。《黄帝内经》确立三因制宜原则，就保证了中医把人当人的理论路线，保证了临床医疗“与时偕行”的先进性，保证了临床医疗的人文关怀。
阴阳五行、藏腑气血等中医理论，病邪、病性、病位和病种、病形、病势等病机的逻辑规范，在临床发挥医疗作用，不是靠标准规范，靠的是尊重人——“观其脉证”，尊重自然——“无失气宜”；靠的是以活生生的人的疾病现象、生存环境为客观依据的“审察病机”。
在西方文化的文化生存环境里，人们依从物理法则、依从市场经济，信肉体之形，不信活着之命，依从实验室的病理生理，依从诊断标准治疗规范，对“观其脉证”的“辨症求机”疑惑不解。
在现世之人的观念里，寒热虚实不真实，标准规范才真实；临床事实不客观，统计学才客观；活生生的人不可靠，双盲对照才可靠。西医治不了的病，中医治好了，是个案，没有统计学意义，也就是说没有理论价值。一个统计学，把中医数千年的临床医案，全部否决了。
如今医院看病，不用病家开口，一大堆的检查单，仪器过一遍，就有了病没病、什么病的结果。习惯仪器，忽略生命之应的医疗，冷冰冰的仪器取代了病人的生命体验。病人普遍不会看中医了，讲不出自己的痛苦和不适感；医生不会问、触、扣、听了，就看化验单、报告单，看片子、看数据。
没有仪器，如今的医生还能看病吗？没有指标影像，病人知道自己有病还是无病吗？
中医不排除实验室检查，望闻问切四诊，有仪器帮助可以获得更多、更精细的临床资料。但中医对实验室检查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论定位，是疾病本质还是疾病现象，定位不准确，临床医疗就会偏离天人相应的临床之道，把疾病现象当成疾病本质。
实验室或仪器检查的结果，纳入中医理论，有什么样的理论属性呢？疾病现象，即属于“观其脉证”——四诊的内容，不是疾病本质，不是治疗目标。实验室的任何结论，进入辨证论治的临床，必须经过“辨症求机”，把握其内在的病机性质之后，才能转化为“随证治之”的治疗目标。
“观其脉证”是收集疾病现象，不是临床诊断。中医临床诊断是证候病机。
证候病机在临床是差异的存在，是动态变化的存在。差异是多样的，动态变化是复杂的，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同样疾病，证候有差异，如外感疾病有风寒、风热、湿热、燥热等的不同。同样病机要素构成的证候，病机要素关系有差异，标本缓急、主次盛衰、先后多少等各有不同。如同样的风热外感，上焦肺卫，但风热的轻重不同，有适宜平剂的银翘散证，有适宜轻剂的桑菊饮证。再如伤寒表证，风寒在表，缓急盛衰不同，气化影响不同，有桂枝汤证、麻黄汤证、葛根汤证、大青龙汤证、小青龙汤证等等的区别。
相同证候存在病机的差异性，《伤寒论》、《温病条辨》等，不少处方都有加减，如辛温发散的小青龙汤有加石膏之变，苦辛清解的栀子豉汤有加生姜之异。
病机有差异，处方应加减，药量需变化，煎服有不同。如《金匮要略》厚朴三物汤、厚朴大黄汤人、小承气汤，药物相同，都是厚朴、大黄、枳实，但“腹满寒疝宿食”篇的厚朴三物汤，治“痛而闭者”；“痰饮咳嗽病”篇的厚朴大黄汤，治“支饮胸满者”；“呕吐哕下利病”篇的小承气汤，治“下利谵语者”，三方的药物用量不同，煎服方法不同。
辨证论治的临床法则是三因制宜，辨证论治的最高境界是理（证候病机）、法、方、药、护的病机对应丝丝入扣。丝丝入扣的病机对应，一般中医很难做到。但“辨症求机”同中求异，病机要素的定性和定量分析，“随证治之”的法、方、药、量及其煎服方法，以就诊病人的证候病机为本，是所有中医都必须遵循的临床之道。
证候病机不是“辨”，而是标准；法、方、药、量及其煎服不是“论”，而是统一的规范，就不是中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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