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怎样复礼［道德重建］

当我们了解了复礼的必要性之后，很自然会联想到应该如何复礼。在这里，我们还是用自然空间来类比一下人文空间。首先看一看，当对自己的环境有重建的需求时，我们是如何重建的。

对于我们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灾后重建会有两种选择。一是原址重建，即推倒、清理了废墟，而后再建新城；而另外一个选择是异地重建，灾害重创的城市可能不再适于居住，或是将灾害导致的废墟作为博物馆，而另找一个地方建设新城。

如果是平稳发展的社会，由于技术的更新，时代的进步，也会对街道、房屋、乃至城市提出重建的要求。此时，灾后重建的两种方法也照样适用。原址重建的含义就是拆了旧的建新的，如今中国的许多城市的现代化改造所采用的就是这样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比较直接，对旧城没有保护问题，可以将多年积累的问题一拆了事，因此被很多城市采纳。但是，由于没有自然灾害，旧城完全可以考虑保存下来，而使用了这种方式，旧城就一去不复返了。于是，在拆了很多旧城之后，大家自然会想到另外一种方式，即异地重建。

重新选择一块地方，建设适合现代化需求的城市，而将旧城保留可以用于旅游，可以作为博物馆。这样的选择固然不错，但也不是没有缺点，在新城建设之初，与老城的过度问题将变得极为突出，如何将城市的各种功能，以什么样的速度转移到新城区是一个非常精细的问题，如果做不好，新城的人气没有聚起来，老城的居民也搬不走。不仅如此，当城市顺利完成了过渡之后，旧城的翻修、保护和使用又成了问题。留下的旧城不是为了遗弃的，所以一定要进行改造，使其完成从居住到旅游的过渡。而旧城多年以来积累的问题，诸如危房、坏掉的下水、电力系统等等都还存在，必须要一一解决。可见，异地重建虽然保留的旧城，但增加了建设成本，与原址重建相比可以说是有利有弊。

与灾后重建不同的是，平稳社会的主动重建还存在第三种方式，那就是旧瓶新酒。这样的方式不仅是在原址，而且是在原来的建筑中重建。重建之前和之后，从外表看这个建筑没有任何区别，而里面的功能、设施已经完全现代化了。90年代德国柏林的国会大厦的重建就采用的是这种方式，其方法是将这个建筑的外墙维持不变，内部完全掏空，建设具备现代化功能的各种设施。这种方法可以很好地保存建筑的原貌，同时又能使其为现代社会服务，可谓一举两得。而这样做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重建的成本太高，重建的时间也很长，对外部的环境也有要求，即一定是和平环境。

对比以上三种重建方式，我们无法简单地判定哪一种更好，必须根据重建时的具体情况才能得出结论。例如，第三种旧瓶新酒的方式看上去很好，可是如果我们都按照这样的方式建设我们的城市，可能会由于成本太高而拖垮财政，同时，过长的建设周期也会影响效益。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对于遭受自然灾害的重建，我们可以选择的方式不多，基本上要采用第一种：清理废墟，原址重建。因为，我们不能将所有的废墟都保留下来。

为什么要如此详尽地了解建筑重建的方式呢？因为，人文空间礼的重建，也就是复礼，也有类似的三种方式。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原址重建，如同城市的重建一样，这样的方式是拆了旧的，重建新的，无论那个旧的是自己主动拆除的，还是被迫毁掉的，这种方式在人文环境中叫革命。相对于几百年前的旧体制，共和国是新生事物，如今世界上的共和国都是通过革命的方式建成的。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导致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建立，而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经过了自20世纪初开始的，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建立的。有所不同的是，法国革命是其社会发展的结果，相当于前面所说的平稳发展社会中的原址重建。而中国革命则是外力介入所导致的，由于自1840年开始的外族入侵，中华民族不得以被迫改变自己的生活模式，通过革命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中国革命类似于遭遇灾害后的灾后重建。通过革命的方式所建立的新秩序，完全去除了旧体制的影子，无论是法国的君主制，还是中国的君主制都在革命之后荡然无存了，只有当时的皇宫留了下来成为了共和国的博物馆。也许你觉得这只是体制变化，但绝不止如此，革命会改变一切，包括政治体制，意识形态，行为规范等等。因此，革命所重建的实际上是人文空间，也就礼。

除了原址重建的方式，复礼还可以通过其它两种方式完成，我们先看一看旧瓶新酒。如同德国国会大厦的重建一样，这样的方式会保留原来体制，但对其执政方式进行现代化改造。欧洲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英国以及许多北欧国家都保留着国王。现在我们看上去，这些国家还保留着当年君主制的影子。如今这些国家内的王宫不像共和国那样已经变成了博物馆，因为国王还住在里面。尽管如此，其运行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将这种制度称之为君主立宪制，被保留的国王只负责立宪，而国家的运作由政府负责，政府并不是由君王指定的。由君主制转变为君主立宪制不是通过革命来完成的，而是君主制内部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对自身所作的变革。可见，旧瓶新酒的方式在人文环境中叫改革，或是维新。在中国，清朝末年由康有为、梁启超伙同光绪皇帝发起的戊戌变法就属于这一类重建。试想一下，如果当时的变法成功，中国很可能会同日本一样至今依然保有皇室。日本就是通过明治维新才得以使用旧瓶新酒，而不是原址重建的方式实现了现代化。但问题是，清末的变法是注定会失败的，因为这种重建方式对外部环境有很高的要求。如同德国国会大厦那样，它要求外部环境相对稳定，不能在我掏空了旧建筑时发生什么诸如地震、火山之类的灾害。可是，自从1840年外敌入侵后，中国的人文环境相当于发生了灾害，当我们的家园被践踏之后，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能去走改革之路了。此外，如同自然空间的重建一样，这种礼的重建方式由于要保留旧的体制并使其为新体制服务，因此，重建成本会很高，时间也会很长。但是由于这种复礼的方式避免了社会过于激烈的震荡，因此，在没有充分的理由打碎旧体制的时候，应该尽量选择这种方式。

除了以上两种方式以外，还有一种方式，即异地重建。在前面关于城市的异地重建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方式与其它两种方式最大的不同，就是对旧城进行完整的保存，而不是以任何形式对旧城进行改造。因此，在人文环境中这种改造方式并不多见，很少有这样的情形，人们将以前的人文体制、行为规范保存下来，供后世的人们参观，在中国历史上基本看不到这种复礼的方式。清朝刚刚灭亡的民国初期，清朝的皇室并没有被请出紫禁城，当时的执政者可能有意想保留皇室，但保留下来做什么并没有想好。最后，失去的功能的清朝皇室完全变成了瓦砾被清除掉了。就如同城市的异地重建一样，如果没有设计好如何将城市功能从旧城向新城转移，没有对旧城未来的发展有一个可行性的规划，那么，异地重建的方式有可能会变相地演变为拆了旧的、建新的。尽管中国没有这样成功的方式，但西方历史上确存在一个非常成功的异地重建的例子。西方社会在文艺复兴之前曾经有1000多年的宗教统治时期，自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将基督教立为国教，至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欧洲一直是政教合一的，基督教、或天主教不仅是一个宗教系统，还是治理国家的核心。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各国逐渐摆脱了宗教的统治，以不同的进程建立了共和国、或君主立宪制国家，而原本有着政治统治地位的宗教失去了它的政治功能。但是，它并没有瓦解，也没有被改造以适应新的政治体制。宗教基本上被原样保存下来，只是它已经退出了世界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发展核心。宗教就如同异地重建后的旧城，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并具备在主流生活之外的一些特定的功能。

总之，复礼如同城市的重建一样，有着以上三种不同的方式。但是，无论使用哪一种方式，复礼的本质是一样的，也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建立与之相匹配的人文空间、或是行为规范。由于在建立新的人文空间—礼［道德］之前，已经有原来的礼存在。因此为适应新时代所做的礼的建设就以“复”、也就是重建的形式出现。可见，在我们讨论复礼［道德重建］这个话题的时候，不应该有任何恢复旧体制的概念，需要恢复的是社会秩序。由于时代的发展，新技术的出现，社会的变革等等因素，会导致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混乱。就如同脚和鞋的关系一样，在试图恢复秩序的过程中，应该建设新规范、也就是新的礼去适应社会发展，而不是阻碍社会发展去适应旧的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