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制义风格的嬗变1

制义是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又称制艺、八比、举业、经义、时文、时艺、四书文等，较为通行的称呼是八股。这种文体的特点，是围绕出自《四书》、《五经》中的题目，“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1]。关于制义的来源，明清以降一向众说纷纭，但多数人都同意，其直接源头是宋代的经义，至明代其体制粲然大备。清初学者戴名世曾评论说：“世之学者，从数千载之后而想像圣人之意，代为立言，而为之摹写其精神，仿佛其语气，发皇其义理，若是者谓之经义。其体为古文之所未有，发端于宋，至明而穷极变态，斯亦文章中之一奇也。”[2]尽管在内容和形式上，制义都有严格限制，颇似“带着镣铐跳舞”，但绝非没有发挥和变化的余地。事实上，随着文学观念的更新，哲学思潮的嬗递，以及社会风习的变迁，“明人制艺体凡屡变”[3]，而且越到后来，变化速度越快。清代有些学者从风格体式着眼对明代制义嬗变的脉络进行疏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将明代制义划分为四期。《明史·选举志》以唐诗分期相比拟，谓“国初比初唐，成、弘、正、嘉比盛唐，隆、万比中唐，启、祯比晚唐”[4]。这一概括，颇具典型性。下面就缀辑史料，对明代制义嬗变的轨迹及各个时期的特点予以简要评述。不妥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一

自洪武到天顺，是明代制义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的制义，基本上“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5]。明太祖朱元璋在制定科举规条时，沿袭元朝制度，主要以程朱一派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为考试标准，“《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6]。至永乐时，明成祖朱棣又令儒臣编纂《四书五经大全》以为科举考试的法定文本，“废注疏不用”，程朱理学在学术思想界的影响更加强大深刻。朝廷还再三诫谕“一宗朱子之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7]，用以端正士习，钳制人心。在这种思想氛围中，举国上下皆一禀宋人之成说，“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8]。希图发身功名、掇取禄位的士子们，碍于“功令严密”，自然是“匪程朱之言弗遵”[9]，“以其意铺叙为文，不敢稍渝分寸，以求合于有司”[10]，所作制义率皆“信经守传，要之不抵牾圣人”[11]。至于《四书五经大全》是否存有舛误，士子不敢轻疑，更不敢轻言。顾炎武曾愤激地指斥“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12]，批评《大全》之修“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而当时“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13]。

在制义的文体风格上，本时期“风气初开，文多简朴”[14]，“取书旨明晰而已，不尚华采也”[15]。这种风格的流行，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当时文学趣味的浸染是分不开的。明太祖朱元璋对深词艰语、骈俪绮靡的文风深恶痛绝，他曾诫谕翰林院官员说：“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诵之，使人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词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扬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16]基于这种指导思想，朱元璋尽管建立了通过考试选官的科举制度，但却明确表示不赞成考试文字徒炫文词。在《开科取士诏》中，他赞扬周代“取材于贡士，故贤者在职，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风俗淳美，国易为治，而教化彰显”，批评后世取士“但贵词章之学，而未求六艺之全”，宣布自己开设科举的目的是“以取怀才抱德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17]。为了“去浮华之习，以收实效”，他要求“义必以经，论必以礼乐，策必以时务”[18]，并规定经义“不拘旧格，惟务经旨通畅”，时务策“惟务直述，不尚文藻”[19]。他还特地“命宋濂、詹同等撰经义式，先期行礼部颁降”[20]，以为士子作文之式则。当为弥补科举之不足实行荐举时，他更是明确规定“必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21]。在这种科场规条和取士原则的掣制下，参加科举的考生们自然不敢铺叙艳词瑰语，所作制义率皆“质而不俚”[22]、“朴遬而无文”[23]。

明初文坛的领袖人物，也反对为文“组织绮丽，张浮驾诞”[24]，提倡以文章为明道经世之具。如一代文章宗师宋濂在年过五十后，对自己青壮年时期“溺于文辞，流荡忘返”深感愧恨[25]，他重新审视文章的功用，主张“明道之为文，立教之为文，可以辅俗化民之为文。斯文也，果谁之文也，圣贤之文也”[26]。宋濂的高足方孝孺以文章理学著称于时，有“小韩子”之称，深得朱元璋称许，他亦从教化与致用的角度看待文章的作用，认为“凡文之为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27]，批评近世作者“较奇丽之辞于毫末，自谓超乎形器之表矣，而浅陋浮薄，非果能为奇也”[28]。到永乐以后，“台阁体”成为文坛的主导流派。“台阁体”的代表人物是杨士奇、杨荣、杨溥，合称“三杨”。在从成祖到英宗的近40年的时间里，他们长期辅政，以台阁重臣兼为文坛领袖。在文学趣味上，他们“诗法唐，文法欧”[29]，崇尚宋代欧阳修、曾巩一类的纡徐平畅的文风，主张“以其和平易直之心，而为治世之音”[30]，大力提倡醇厚典雅、平正雍容的语言风格，并以此种风格为绳墨规矩衡量科试文字之高下优劣。如杨士奇担任会试主考官时，“务先典实之作，以洗浮腐之弊”[31]。士子们为求榜上有名，为文务求“措词淳雅”[32]，以合时好。由于上下好尚一致，衡文标准明确，士子皆知所依从，正如林材所说，“当是时也，学出于一，上以是取之，下以是习之，譬作车者不出门，而知适四方之合辙也”[33]。

二

自成化到嘉靖，明代制义进入成熟期。这一时期的制义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沿续了前一时期的趋向，但在写作技巧上大有提高，更加精纯雅致。晚明文人李乐曾评论说：“本朝成、弘、正德、嘉靖初，文字和平雅淡，不求文而文自不可掩，正如美人生相不待簪花而后佳也。”[34]清人普遍认为，成、弘、正、嘉“四朝文者，制艺之鼻祖，读此方知体格之源流也”[35]，把此期制义视为学习模仿之典范。如果进一步观察，此期制义又可分为成、弘和正、嘉两个阶段。本节先评述成、弘制义，正、嘉制义留待下节申论。

明末清初学者计东曾纵论有明一代会元之文，他对成、弘会元制义的评价是“稍见法度，然未离乎朴也”[36]。这一评论，可以视为是对成、弘制义之特点的总体概括。所谓“稍见法度”，是指制义的结构体式更加谨严完整；所谓“未离乎朴”，是指制义的内容依然恪守传注，语言依然醇正朴实。不过，与前一时期相比，成、弘制义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迹象，其最显著者，是随着风靡文坛数十年的“台阁体”的衰落，文学复古主义思潮开始兴起，并对制义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开启复古思潮的关键人物，是“操文柄四十余年”的李东阳，他是杨士奇之后又一位“以文章领袖缙绅”的宰臣[37]，“虽遐陬荒壤，无不窃模其词规字体，以鸣于世”[38]。李东阳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和诗论方面，其制义并没有什么新气象，但他的门人中却出现了不少制义高手，较受后人推重者，有邵宝、钱福、顾清等。这些人文学旨趣比较相近，都主张师古、复古，对两汉之文特别推崇，对韩愈之文也甚为欣赏。其中钱福尤为制义大家，李乐将他视为弘治间制义的代表人物[39]，后人则常将他与王鏊并举，号称“钱王”。与李东阳同时代的章懋、吴宽，也是复古思潮初兴期的重要人物，从不同角度提出复古主张；两人也都是名躁一时的制义大家，计东曾评论说，在成、弘14名会元中，当以“章枫山、吴匏庵为冠”[40]。其中吴宽曾对制义文字提出严厉批评，谓“今之世号为时文者，拘之以格律，限之以对偶，率腐烂浅陋可厌之言”，“文之敝已极”，他企盼出现像宋朝欧阳修、苏轼、曾巩式的人物，“一振其陋习”，“还文于古”[41]。可见，吴宽痛感时文之弊已极，希望用古文济时文之穷。

在这些处于文学风尚转变期的人物中，对制义风格之嬗变影响最大的，非王鏊莫属。在后人眼里，王鏊是明代制义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人物。晚明学者李乐曾评论说：“本朝举业文字，自永乐、天顺间非无佳者，然开创首功，惟文恪王公鏊为正宗。”[42]清人李光地对王鏊的制义甚加称许，“或问王守溪时文笔气似不能高于明初人”，他回答说：“唐初诗亦有高于工部者，然不如工部之集大成，以体不备也。”对制义深有研究的梁章钜十分赞成李氏之言，谓“制义至守溪而体大备”，“其体制朴实，书理纯密”，“裁对整齐，是制义正法”[43]。近人商衍鎏更称誉说：“前此风会未开，守溪无所不有；后此时流屡变，守溪无所不包。理至守溪而实，气至守溪而舒，神至守溪而完，法至守溪而备。”[44]王鏊与吴宽皆为苏州人，他们官高望显，在当时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一代文风影响甚巨，钱谦益曾评论说：“弘治间，文体舂容，士习醇厚，端人正士，居文学侍从之列，如金钟大镛之在东序，而中吴二公为之眉目，何其盛也”[45]。王鏊的制义不仅在当时很受崇重，后世也一直奉为圭臬。《儒林外史》中有一处描述说，鲁小姐“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46]。此虽小说家言，然颇能反映明代后期以至清代科举教育之实况。

明代制义的体式，在成化、弘治年间趋于定型，最终固定为被称为“八股”的文体。《明史·选举志》在概述科举时，谓专以《四书》、《五经》“命题试士”之法“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并称其文“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很容易使人误以为八股始于明初。实际上，“成化以后，始有八股之号”[47]，也就是说，明代在开科取士百年后，制义与八股之间方可划上等号。顾炎武对制义格式进行过专门考察，指出：“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将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48]必须说明的是，所谓八股始于成化以后，是指成化以后八股始成为格式固定的科举考试文体，并非是说此前无人做过八股文。事实上，早在宋朝，个别经义就已有四股、六股、八股之体，明代成化以前，亦不乏“八股体”之制义[49]。只是成化以前，在科举考试中，士子试文或对或散，并无定格，考官在评阅试卷时只关注文章优劣，而并不关注文章格式；成化以后，尽管并无明确的法令规定，但约定俗成，士子试文必须按八股格式撰写，否则必遭摈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