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银饰文化2

4、苗族银饰中可以透视出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最为缺乏的平等观念。

苗族银饰产生于明代以后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明、清时代人们的衣着首饰都是有一定等级规则的。这从明朝末年的重要画家陈洪绶的《夔龙补衮图》中可以看出。画面共三个仕女，前面一个年事稍大的是穿着华丽的贵妇，另外两上年龄幼小，为宫女身份。贵妇的发髻之上还插有簪钗头饰，宫女的据打扮则一眼可见出差别。至了清朝，宫廷中上至皇太后，下至贵妇的正式官样服装的具体规定和配套的各种珠宝饰物，在《大清会典》图卷和《大清通礼》卷中都有记载，任何人不得逾越。但同样生活在明、清时代的苗族，在银饰的佩戴上却与服饰一样，无等级区分的。不论你是寨老，理老，土司、鼓藏头及其家属还是普通百姓，只要在一个社区生活，人人都可穿着佩戴一样的银饰。比如前文提到的黄平苗族姑娘出嫁时的盛装头饰，极其雍容华贵，但它却并非贵妇人的专有，那一带的苗家姑娘出嫁时都可佩戴。西江苗族姑娘出嫁时必须佩戴银角，如果家里没有，可以去向亲朋借用，人们都乐于相借。这也体现了古代苗族社会传承下来的原始平等的民族精神。

5、苗族银饰具有一种展示性。

汉族的首饰只是一种点缀，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愈更简化。大多数妇女在现代日常生活中已经不再佩戴首饰，更少佩戴银饰。而苗族在过节或婚嫁等人生的重要时刻，都要把银饰佩戴起来盛装相配，而且是以多为美。苗族民谚说：“无银无花，不成姑娘。”有些人家在女儿年幼的时候就开始为她逐年打造银饰，一年积一点，存放在专门的木箱里珍藏。等女儿长到十多岁了，在盛大节日和出嫁的喜日，姑娘就会装扮起来，向同胞们展示。西江苗族要在全套银饰备齐之后，才能制作银角，而在节日期间有无银角展示，则能折射出姑娘的社会地位，没有佩戴银角的姑娘，跳芦笙舞时只能排在佩戴银角者的后面。雷山丹江的苗族银花头围，要使佩戴者的整个额头都有银花环绕。施洞姑娘的一种藤形银饰圈常常戴得把嘴都遮掩了，耳环也挂三四只的，最重的一只就有4两。一件镂空的银衣由44枚银片缝缀在衣裳的前身后背。黄平的一副银凤冠重达2公斤多。从江西山的一副13件银排圈将近2公斤重。好些地方苗族女子全身的盛装银饰加起来有二三百两重。这是一种美的展示、力量的展示、财富的展示。这种展示导致了银饰艺术的交流，使得苗族的艺术审美能力不断提高，从而促进银饰艺术的不断繁荣。

6、苗族银饰特别注重与服饰的搭配。

节日里和人生重大喜庆日子里着盛装服饰，并搭配全套盛装银饰，有一种珠联璧合的效果，更显得雍容华贵，烘托了欢快热烈的节日喜庆气氛。日常生活中着便装服饰搭配便装银饰，这样方便、简洁、大方，便于日常劳作。西江和丹江的苗族便装，头饰只用一支焊有四粒小银珠的银簪，既作装饰也作固定发髻用。只要梳苗族发髻的以上两地女子，都必用这种银髻。还有围腰牌和围腰链，都不仅有装饰作用，还用于固定围腰。耳柱过去也配便装，但现在日常佩戴耳柱的年轻女子比较少。在农业生产相对发达的施洞地区还有次盛装，于一些礼仪场合穿着，并搭配相应的银饰，这样既庄重得体，又方便行动。另外，在银饰自身的图案搭配上，一般讲究对称。例如背部银衣的银片，各种动物图样都是一边一只，小孩银帽上的神像，也是左右对称的。但在发簪上，也常常有不对称的造型出现，这种不对称使银饰显得更加灵动、更加呈现出生命的自然状态。

以上仅对苗族银饰作了大致的介绍，不同的苗族分支银饰的样式又各有不同。苗族历史悠久，族源可上溯到黄帝时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苗族自北而南，辗转迁徒，形成众多分支，在清代即有百苗之称。苗族摄影师吴仕忠先生二十年来足迹遍历苗疆，拍摄到的各类苗族服饰多达一百七十余种。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同一分支苗族的男装、妇装、童装、盛装、便装等。苗族俗以服饰作为分支依据，以不同服饰不开亲作为氏族内婚制的范围界定。服饰不同，银饰也有差异。即使是同一分支内，银饰的款式亦有不同，纹样更是千差万别。

费孝通在论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时说: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灭，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去你来，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银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历史上曾被许多民族青踩，成为多元文化交流的载体之一。在这一载体中，融合有来自南方少数民族的耳档，起源于北方少数民族的跳脱，以及从古代饰物中沿袭而来的 步摇、五兵佩和中国传统的龙、凤、鳞纹样等等。进入苗族社会的银饰决不单纯表现为某个民族专有的艺术形态， 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混合体。

应该看到，在明代以后的数百年里，苗族银饰经历了一个为服从民族审美定势需要，而演绎、组合、变异的民族化过程。其一，所有的银饰原有品种在苗族审美标准的取舍下，有的根本末被接纳，有的引入后即被淘汰，有的屡经改造而面目全非，当然，也有的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特征。其实，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加深认识和理解的过程。其二，苗族银饰的民族化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创新的过程。毋庸置疑，人类的需要是艺术创作的第一源泉，群体的审美观念是艺术创造的规范。苗族银饰的创新正是遵循这一逻辑而发生、发展的。由于对银饰的需求，苗族对服装的审美意识逐渐同实用意识分离开来，由物质需要的依存关系衍化成审美的主客体关系。由于群体审美观念的规范，在艺术创新的过程中，苗族银饰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

影响和规定苗族银饰造型的审美观点很多，那么，其中最根本的是什么呢？苗族从古至今都有以钱为饰的习俗， 史料也显示，钱饰与银饰是同时步入苗族服饰领域的。这种通过以饯为饰所流露出来的夸富心态，对于苗族银饰的审美价值取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形成了苗族银饰最基本的三大艺术特征，即以大为美，以重为美，以多为美。

苗族银饰以大为美的艺术特征是不言而喻的，苗族大银角几乎为佩戴者身高的一半便是令人信服的例证。堆大为山，呈现出巍峨之美;水大为海，呈现出浩渺之美。苗族银饰以大为美的独特见识，用美学的观点来看是很有道理的。再看以重为美，贵州施洞苗族妇女自幼穿耳后，即用渐次加粗的圆棍扩大穿孔，以确保能戴上流行当地的圆轮形耳环，利用耳环的重量拉长耳垂。有些妇女因耳环过重，耳垂被拉豁。当地耳环单只最重达200克。黎平苗族妇女的篓花银排圈讲究愈重愈好，重者逾八斤。苗族银饰上呈现出的多的艺术特征，也是十分惊人的。很多苗族地区佩戴 银饰讲究以多为美的。耳环挂三四只，叠至垂肩;项圈戴三四件，没颈掩额;腑饰、腰饰倾其所有，悉数佩戴。特别是清水江流域的银衣，组合部件即有数百之多，重叠繁复，呈现出一种繁缚之美。这种炫耀意识的物化在其他民族也不难见到。傣族男子的纹身习俗讲究纹身部位愈宽、图案愈复杂愈美;求偶期的哈尼族少女浑身上下戴着密密的珠饰、贝饰;青海牧区藏族妇女的加龙背饰充分体现了追求大和多的审美原则;德昂族的腰箍多达三四十圈，可谓追求饰品数量的典型。足见追求繁缚的以多为美，不止苗族一家。值得一提的是，从贵州省博物馆所藏不同时期的银饰比较情况看，苗族银饰追求大、重、多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止。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苗族银饰的发展速度更为空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苗族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银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历史上曾被许多民族青睐，成为多元文化交流的载体之一。在这一载体中，融合有来自南方少数民族的耳档，起源于北方少数民族的“跳脱”，以及从古代饰物中沿袭而来的 “步摇”、“五兵佩”和中国传统的龙、凤、鳞纹样等等。进入苗族社会的银饰决不单纯表现为某个民族专有的艺术形态， 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混合体。苗族银饰可分头饰、颈饰、胸饰、手饰、盛装饰和童帽饰等，都是由苗族男性银铁匠精心做成，据说已有400多年历史。苗族银饰以其多样的品种、奇美的造型和精巧的工艺，不仅向人们呈现了一个瑰丽多彩的艺术世界，而且也展示出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精神世界。苗族银饰的种类较多，从头到脚，无处不饰。除头饰、胸颈饰、手饰、衣饰、背饰、腰坠饰外，个别地方还有脚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