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方相对论”3

记者：刚才两位老师提到了关于经方的派别，那能不能给我们梳理一下经方的派别与趋势，以及它发展的历史大脉络？

高：当伤寒学从张仲景时代传承到明清的时候，中国人和日本人各自走了一条道，确实这一点很明显，后来中国人又从日本人那里学习、参考了他们的东西。我们中国人不屑于形而下的东西，特别是明清儒家们，他们眼睛翘的高高的，总是盯着那些形而上的东西。而日本人是很谦虚的，他们不去搞那些形而上的东西，什么天啊地啊的，他们很实在，只说这个方子怎么用，在临床上怎么才能治得了病，治啥病。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关于这方面日本人写的很精彩的内容。当然你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看这些书会特别兴奋特别激动，觉得学到了很多知识。当你看的多了，你会发现，就这么多了，觉得没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进步的话，你还必须回归到形而上的内容。可能因为传统的问题，中国人和日本人做事的思维真的不一样，应该说各有长处。

张：我认为可以把学习经方的这些流派笼统的分两类：一类由难到易，一类由易到难。由难到易就是说先学习的理论，然后再理、法、方、药一步一步下来。由易到难呢，方子治什么证，什么病，药治什么证，什么病，由此入门，再去找里面蕴含的机理。我认为我们学者这两种方法都应该学，对于方证、药证这种日本人的学习方法，我觉得很踏实。但是如果没有与人结合紧密的理（中医的生理病理），只立足于方证的话，可以治一些小病，但只是一些别人论述过的病，因为你更多的是做一个总结的工作。但是有理的话，你就可以做一些推演，别人没论述过的病，你也可以推理出来。所以我认为，症状有症状的道理，方药有方药的道理。方、药与证、症之间应该有一个桥梁，就是理。初学可以暂时对理的关注少一些，但是要登堂入室，绝对不能忽略理。

记者：之前我们中医药论坛在“傅山国医大讲堂”的时候采访过黄煌教授，当我问到经方在中医教育中没有被放在一个应有的位置上，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回答说：他志在编一本《中医各家学说》，那么我想问二位老师：假如现在我们中医界要编一本各家学说，您认为有哪些大家可以名列一二？

高：是当代的吗？

记者：所有时代的吧。

高：咱们国内的伤寒大家咱们都熟悉。其实从流派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不妨把日本的也说一说，可以作为补充。实际上我们更需要梳理当代的伤寒界，这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当然已经有一部分人开始整理，但是由于几个方面因素，这个整理工作不是那么好做。如果你分量不够，做的不好的时候，怕被别人说你不厚道。去年在北京开过一个中日韩的经方会议，实际上，它的名字是叫 “国际经方会议”。而主要是中、日、韩这三个国家组织的，日韩都组团参加了。在这个会议之前，有人曾经想做过这个工作。因为日本人组团来参会的时候，日本人比较严谨，他要组团来北京参会，他就提前邮件发过一样东西来，问我们这次参会我们想解决几个问题，就给中国全发过来了。你看，其中就有这么一个问题：中国现在伤寒界有哪几个流派？有哪些代表人物？他们就是想了解，毕竟我们组团来你们这开会，我们就要对你们这块经方研究的现状有个了解。当时就有人做这方面工作了，但是实在是不好往出说。到底从哪个角度来说，就有人说分个全派或者其他？我就记得有好几种提法。还有人邮箱发过来让我发表一些意见。反正到最后说来说去给我有点记忆的就是，你比如说，有的是方证辨证，有的是病机辨证，这是不一样的。而且方证辨证和病机辨证都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了。你想我们学校里学的，学院传承的都是病机辨证，一拿桂枝汤证我们马上就想到风寒表虚证，就这一类的。而另一派就是方证辨证，我就不管病机，典型的就是冯世伦老师，你跟冯老师出诊，你就会发现冯老师不说病机，什么脾虚肾虚了，他压根就不提。有人见到冯老，问： “我脾虚不虚，肾虚不虚？”冯老说：“啊，我们不说这些。”是真不说，心肝脾肺肾他就不说，也就是说他不说五行，只说阴阳。然后他治病的时候只说方证。那你说恶寒，无汗，发热，头身疼痛，脉浮紧，好了，就用麻黄汤。他就是跨过病机这个环节，不用病机。大家实习的时候很少见到这样的老师，就是经方在我们中医界传承的还不是太热闹。从另一个角度说，有一部分学者坚守伤寒的理论指导经方的应用，还有一部分是参合现代的理论指导经方的应用。其中就提到我，我是把张仲景和李东垣的东西合到一起来用经方。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分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确实我们伤寒界应该梳理了。究竟有多少人在做经方，而在这群人里面，究竟他们差距有多大，他们的同在哪，异在哪，这个工作现在做的好像不是很成熟，有待大家将来去做。

张：谈到各家，我想给大家介绍三个人，我认为他们的学习方法值得大家去思考，去借鉴。第一个人是我刚才讲的《中医外感热病学史》的作者，这本书是研究史的，作者是曹东义教授。读史可以明智，就是你把历史的脉络弄清楚以后，你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另一个就是黄煌教授，黄煌教授本身是学各家学说的，遍参百家，成一家心法。黄煌教授目前表面看来走的是日本经方的路子，他讲的是方、证、人，但同时，黄煌教授还讲了这么一句话：中医里面可以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因为你学不过来，所以很多人先从这一点入门，很多人的共识是以方证或药证，以日本这个系统来入门是可以的。但以黄煌教授学习各家的这种出身，是不会以这个为终极目标的。黄煌教授刚开始出的一本书是《中医临床流派》，后来就是《中医病案学》，这是他刚开始的东西，然后现在火是火到普及类的东西里。普及类里面不讲理，但我认为黄煌教授也在努力找这个理。还有一个我比较推崇何裕民教授，何裕民教授本身是一个中医教授，但是他在全国西医学会里做主委。我认为何裕民教授的成功之点在于他对哲学非常感兴趣。哲学是所有科学的科学，指导所有科学发展的一门学问。何裕民教授对于西医，对于很多其他东西，对于当代科学很多的前沿东西都不排斥。在临床上他主要是搞肿瘤，但他对于心身疾病，对于哲学都讲得很多。这三个人，一个从史来说，一个从各家来讲，一个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大家从这三个成功的个例中足可以借鉴到怎么样去思考中医，怎么样去学习中医。

记者：那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张老师，刚才高老师说到经方的流派的时候用到“形而下”来形容日本人研究经方，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刚才实际上已经讲到了，我觉得“形而下”的层次只是一个梯子，我们可以踩在日本人的肩膀上来做我们求理的工作。

记者：谢谢老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后面的大屏幕，上面有老师的著作和简介。那我想问一下在场的有哪位看过或听说过高老师的书？能不能举手示意一下。我不知道大家看高老师的书有什么感觉，我个人看高老师的书，觉得最大的特色就是高老师用药比较清灵，有时候用到1克，3克、5克都有，分量都很轻，可以说是惜药如金。那么高老师，在临床上怎么把握这么清灵的方子来达到想要的效果？

高：读我书的人这么少啊，太可怜了。我很认真的写了么，为什么大家都不看。（哄堂大笑…）当时就是一开始，我的第一本书交到出版社的时候，当时出版社就有人担心卖不动。为啥呢？本来嘛，这写专业的书，学专业的是有限的，它不像小说，而学专业的人里面喜欢读书的人又是很有限，在喜欢读书的人里面买书的人更少。但是出来两年了，5000册基本销了，在专业书里面还算可以的。我的方子相对来说，仅仅是相对来说小一些，剂量小一些。但是，我相对古人来说已经很大了。我们看看明清几大家的著作，看看他们的医案就会发现他们用药特别轻。经方的用药我们可以剂量稍大一些，但它的药味大部分是很少的。我始终认为我们中医界应该提倡一种风气，就是说我们能少用一味药就少用一味，能少用一克我们就少用一克，毕竟它是药，每一味药都有它的偏性，每一张方子都有它的偏性。我们谁闲着没事吃药，只有病人才吃药，尽量少吃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药材资源是很有限的，那最后挖着挖着就都没了，我们以后吃啥？（又是一阵哄堂笑…）为啥现在药这么贵呢，与大家不珍惜药材有关。

记者：老师，您能说一下您临床上经常用哪些药吗？能更直白地跟大家说一下吗？

高：在我的第一本书里能看到一篇文字：如果我们能把所有治法归为三类，不外乎就是：补、泻以及补泻之外的调。如果我们见到明显的虚，用补，没问题。见到明显的实，用泻，那也是没问题的。但我们在临床上见到很多病人好像又有虚证又有实证，或者既不像实证又不像虚证，治疗上好像补也不行，泻也不行。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调这个治法。也许我在临床上调法用得比较多，并不是我喜欢用这个治法，是因为现在我们的病人纯虚的，纯实的，大虚的，大实的不多。你说他虚，他好像真的虚，虚的整天少气无力，但是通过你试着治以后发现你又补不进去，他每天吃补药,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阿胶、人参、黄芪、冬虫夏草之类的大补之药，还有人经常把六味地黄丸当补药来吃。给大家举个例子，一位老人带着他的小孙子来看病时说：她每天炖菜时都会往里放一根人参，为什么她的孙子还经常生病？还有人问我：高老师你说冬虫夏草能不能在炖菜时放一些进去？所以说现在大家已经服用很多补药了，我们医生有时候根本不需要再去给他们补了，很多时候都需要调理。所以我在临床调理的方子用的比较多。我现在自己有个感觉，就是我用方剂没有固定的规律和模式，比较乱。比如说：小柴胡汤、四逆散、柴胡桂枝汤、柴胡加龙牡汤、温胆汤、血府逐瘀汤、平胃散、二陈汤等等。我开方子很多时候不是单纯的补和泻，可能与病人的病情和体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