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知名汉学家李福清曾说,中国英雄史诗人物,多拥有特异相貌,这秉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逻辑,认为人的身高与容貌与超凡德行之间的必然联系。如果仔细盘点一下,除了关公的红脸与曹操的白脸,中国民间传说中最为标志性,能够与之并列的英雄相貌,就是包公那张漆黑的黑脸。
然而,正史叙事中的包拯,从事迹与外形,都与民间戏剧传说中的“包公”大相径庭,诸如包拯侦破断案,身为“东方福尔摩斯”的记载寥寥无几,只有在做端州知州时的“割牛舌”案,以及开封府尹任上的“匿金”案;而在形象上,则更是与民间叙事大相径庭,藏于故宫南薰殿的《历代圣贤像册》中,包公的形象是标准的白脸长须士大夫,江西南城《包氏宗谱》上包拯的绘像,更是洵洵儒雅,有名士之风;同样,安徽合肥包公祠内包拯的泥塑坐像和石刻立像,也是白脸长须,面目清秀。清代嘉庆年间,庐州知府张祥云前往参拜包公像时,颇有感慨地说“公肖像满天下,使人汗骇僵走,不敢仰视。今奉命守庐,拜公遗像于香花墩上,岳岳怀方,和蔼溢于眉睫,无外间妄塑非常状。甚矣!人之好怪也”。
包公为什么变黑了?这本身就是一件极有趣的历史悬案,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借用雷森斯菲尔德的“大小传统”论点指出,作为“小传统”的民间叙事大致上依据庙堂文化吹搓而成,却又在细微末节之间穿插交凿。这种非正式而带娱乐性的安排,使哲学家和大政治家的见解下达于一般民众,民间叙事既然要为正统思想的道德褒贬与判断做贡献,所以只能致力于浪漫夸张,使得黑者愈黑,白者愈白。
早在北宋时期,东京汴梁就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说法,称包拯的铁面无私使得“吏民畏服,远近称之”。阎罗,本是梵文的音译,意为古印度神话中管理阴间之王。佛教沿用其说,称为管理地狱的魔王。“阎罗”一词最早出现于初唐藏川《佛说十王经》中,可以看出佛教传入中土之后,为了扩大影响,开始逐步吸收中国民间神统谱系的倾向。在《十王经》中,首次提出冥间有十殿阎王,第五殿为“阎罗天子”。然而中国民间所谓“人之正直,死为冥官”,在宋庭南渡之际,开始有包拯即为第五殿阎罗王托市转生之说,而在其他的民间传说中,因居官清正而死后名列阴曹判官的四大名臣除了包拯还有韩擒虎、范仲淹与寇准。南宋宁波画家陆信忠曾绘制有《地藏十王图》,现藏于日本永源寺,在第五幅“阎罗大王”中,不过其绘像除了表情狰狞,环眼圆整外,依旧是白面长须。
胡适先生在《〈三侠五义〉序》中说:“大概包公断狱的种种故事,起于北宋,传于南宋;初盛于元人的杂剧,再盛于明清人的小说。”早期元代杂剧中的包公形象,似乎还未变成黑脸,而仅仅是以“正末”演员来扮演,着蟒袍,黑色髯口。第一次提出包公面庞肤色之“黑”,是在明钱塘散人安遇时编纂的《百家公案》中,第七十回《断王御使之赃》就说包公是一个“黑汉”。而在明代《新刊全相说唱包待制出身传》中,包公的长相更细化为“八分像鬼二分人,三拳三角眼”、“一双眉眼怪双轮。头发粗浓如云黑,两耳垂肩齿似银。鼻直口方天仓满,面有定邦安国纹”。到了清代经典公案小说《三侠五义》,包公不仅长着一张黑脸,浑身皮肤亦黝黑不堪,在第二回“奎星兆梦忠良降生雷部宣威狐狸避”里,包公之长兄包山前往锦屏山寻找被遗弃的幼年包拯时,即看到草地上“正爬着一个黑漆漆、亮油油、赤条条的小儿”。
为什么是黑色,而非红,白,黄等其他颜色。答案很可能要到传统儒家的五德终始观中寻找。五德中的“水德”,对应的颜色即为“黑”,特点是“阴……主刑杀,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即与司法刑罚相关,让铁面无私,执掌刑狱,兼为阴司阎罗王托生的包拯拥有一张黑脸,实在是“水德”的具体人格化。
到了清代京剧与地方戏,包公的黑脸又有所发展,变成画着月牙的黑色“铜锤花脸”与半白半黑的“阴阳脸”形象,这又预示着包公有穿越阴阳两界、日断阳间夜断阴间的特殊能力,在包公原籍安徽皖南的衍生民间传说中,包公的出生也符合英雄神话中的“诞生奇迹与诅咒”母题:包母在果园中食梨而有孕,因不堪流言诬其清白而自尽,下葬后兄长听闻棺中婴儿啼哭,遂开掘观看,发现躺在包母怀中的幼年包拯脸为黑白两色,借此说明他因此踏入黄泉冥府的经历,拥有一半人身,一半鬼身的特异体质。日本知名汉学家岩城秀夫在研究元代至清代戏剧中的包公形象后,进一步指出,包公这个人物,在明代以降,开始杂糅了唐代神怪传奇中的钟馗,驱鬼傩戏中的主巫“方向氏”等形象。直至今日,在皖南傩戏中的“街头傩”剧种里,钟馗和包公的全黑色面具通常可以互为换用,而元杂剧与明代公案小说中的包公传奇中,其受理与断案也不是依靠证据和推理,而大多是采取冤魂托梦的形式,无疑是民间祭祀活动中“解厄祛灾,和冤释对”环节的流变,使得包公与黑面的钟馗,方向氏形象开始融合,进一步人格化为出入阴阳两界,代鬼伸冤,镇魂祭祀,令人忌惮的黑脸判官。
故此,在诸如《判妒妇杀亲子之冤》、《访察除妖狐之怪》、《辨树叶判还银两》、《伸兰樱冤捉和尚》等包公公案题材中,包公变成了“白日伸冤,夜间断鬼”的超自然存在,他不仅拥有御赐的三口铜铡,还能够用斩妖剑等宝物降服妖魔,靠赴阴床上天入地,役使城隍阴兵为之所用,打击对象除了一般罪犯,亦延展到以身试法的皇亲国戚与试图危害人间的精怪,从而完成他集名探、忠臣、清官与神祗四位一体的丰富形象,亦成为中国民间传统中对于法制公平与政治清廉的最高人格化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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