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发展简史2
唐代医家孙思邈(公元581~682)集毕生之精力,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其中,《千金要方》分为30卷,合方论5,300首;《千金翼方》亦30卷,载方2,571首。二书还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尤其在营养缺乏性疾病防治方面,成就突出。如认为瘿病(指甲状腺肿类疾病)是因人们久居山区,长期饮用一种不好的水所致,劝告人们不要久居这些地方;对夜盲病人,采用动物肝脏治疗等。公元752年,王焘著成《外台秘要》,全书共40卷,1,104门(据今核实为1,048门),载方6,000余首,可谓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
宋代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宋政府设立“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材的最高机构。学生所学课程包括《素问》、《难经》、《伤寒论》和《诸病源候论》等。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如针灸医官王惟一曾设计铸造铜人两具(公元1026年),精细刻制了十二经脉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
公元十二至十四世纪的金元时代,中医学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四大家、即:刘完素(公元1120~1200),认为伤寒(泛指发热性疾病)的各处症状多与“火热”有关,因而在治疗上多用寒凉药物,被后世称之为“寒凉派”:张从正(约公元1156~1228),认为病由外邪侵入人体所生,一经致病,就应祛邪,故治疗多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被后世称之为“攻下派”;李东垣(公元1180~1251),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治疗时重在温补脾胃,因脾在五行学说中属“土”故被后世称之为“补土派”,朱震亨(公元1281~1358),认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即认为人体常常阳气过盛,阴气不足),治疗疾病应以养阴降火为主,被后世称之为“养阴派”。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亲自上山采药,广泛地到各地调查,搞清了许多药用植物的生长形态,并对某些动物药进行解剖或追踪观察,对药用矿物进行比较和炼制,参考文献800余种,历时27年之久,写成了《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0,000多个,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大约在公元十一世纪,中医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公元十七至十九世纪,由于传染病的不断流行,人们在同传染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了温病学派。如明代吴有性认为传染病的发生,“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称之为“戾气”。他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自口鼻而入,无论体质强弱,触之皆病。这就突破了中医学历来认为的病邪是由体表进入人体的传统理论,在细菌学尚未出现的十七世纪中叶,这无疑是一伟大创举。到了清代,中医在治疗温病(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发热性疾病)方面成就的代表著作有叶桂的《温热论》、薛雪的《湿热条辨》、吴瑭的《温病条辨》及王士雄的《温热经纬》等。
清代医家王清任(1968~1831)根据尸体解剖和临床经验写成《医林改错》,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的一些错误,强调了解剖知识对医生的重要性,并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与治疗方法。
近百年来,随着西医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形成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并存的局面。一些医家逐渐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因此试图把两种学术加以汇通,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学派。其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是:唐宗海(1862~1918)之《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朱沛文约19世纪中叶)之《华洋脏腑图像合纂》;张锡纯(1860~1933)之《医学衷中参西录》等。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以显著的疗效、浓郁的民族特色、独特的诊疗方法、系统的理论体系、浩瀚的文献史料,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成为人类医学宝库的共同财富。中医药学历数千年而不衰,显示了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它与现代医药共同构成了我国卫生事业,是中国医药卫生事业所具有的特色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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