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理论形成之后，为活生生的人保驾护航已经数千年，几千年的生命历史，是多维联系、动态变化的气化活动史，不是标本统一、模型规范、实证可重复的历史。生命内在的气化活动，十分复杂、相互影响；外在的环境条件，随机变化、彼此相关，在这样的生命事实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医药理论，服从自然客观的生命规律，临床医疗以活生生的人为实际对象，没有自以为是的解剖实验，没有机械僵化的标准规范，“效不更方”或“药随证转”，皆以证候病机为对应。一成不变的诊断标准，墨守成规的治疗规范，医治活生生的人的疾病，弊端是难以避免的。辨证论治没有僵化机械，即有圆机活法的灵活性，又有“方证对应”的原则性，“随证治之”总以活生生的人的证候病机为依据。“随证治之”不是随心所欲，而是随自然客观的生命气化活动，随个体真实的证候病机，在药物和病机性质的互补对应原则规范之下的“随证治之”。
人是活的，病是变的，运用得当，砒霜可以活命，反之，人参可以要命。实验文化的严谨性在个体生命的差异性及其动态变化的疾病之间，存在生命的鸿沟，临床无法跨越，毒副作用难以避免。中医学是多维时空动态关联性的生命医学，无论有毒中药还是无毒中药，临床“随证治之”，当用乌头细辛就用乌头细辛，当用大黄芒硝就用大黄芒硝，当用人参黄芪就用人参黄芪，君臣佐使、相杀相畏，必须以活生生的人的证候病机为对应，否则山药莲米亦有害。
中医药理论是十分成熟的生命理论，早在理论层面就认清了中药之毒，并解决了化毒为治的问题，实验里再来用小白鼠研究，纯属多此一举。真正的中医绝不能用药理成分取代中药的四气五味，而是在如何将经典理论运用到临床疾病上下功夫，争取在辨证论治的逻辑规范下，不断提高“随证治之”的准确性，做到既病防变，杜绝中药的毒副作用。
中药之毒影响最大的，要算2003年的关木通事件了。事件起因，是有病人因为口苦，三年时间，自己到药店购买服用了数百袋含有关木通的龙胆泻肝丸，出现了肾功能损害，打官司中医药输了，药厂给予了经济赔偿。病人自己购买龙胆泻肝丸，一服就是三年，姑且不论这样服药是否符合辨证论治，与中医药理论有没有关系，我们就从龙胆泻肝丸用关木通来说，也会发现用实验方法确定中药及其临床运用，在中医行不通。
关木通原本不是中药，数千年中医临床用的是白木通，那么关木通如何混进中药队伍里来的呢？据有关资料，关木通是在东北的日伪时期，通过实验发现成分类似白木通，就作为白木通的替代品进入中医临床，后来，中医也不加区别，堂而皇之让关木通地进入了药典。关木通事件之后，中医没有认真研究其文化根源、临床原因，盲从舆论界奉行的实验文化观点，大肆开展了中药之毒的实验研究，后来还把中药毒性的实验研究文章，放到中医继续教育网站上，作为继续教育的内容，给中医临床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药典作为法规性文件，对中药都作出了计量规定，超过计量就是违法，出了问题医生承担全部责任。在这样的法规下，许多人不敢越雷池一步，疗效很差，中医在病人中的声誉每况愈下。活生生的人的病情有轻重缓急之别，体质有刚柔勇怯之异，寒热虚实多少微盛，药量遵循药典规定，大小多少对应太差，君臣佐使没有区别，医生没有了法律责任，但临床疗效也没有了。
中药用量的大小，有没有毒副作用，出现什么样的毒副作用，必须建立在中医文化基础上，以活生生的人的证候病机为依据，以“随证治之”为原则。评价中药之毒，必须在还原中医的临床事实，还原“方证对应”的客观实际的基础上才是可靠的，唯实验文化的马首是瞻，对中医事业有害无益。中医学经过大浪淘沙、去伪存真，在活生生的人的医疗实践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以实验文化为逻辑，形态物质为依据，评判中药之毒，出发点错了，客观基础错了，结论自然也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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