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思维高度认识中医

党和国家的新医改方针，明确提出“中医与西医并重”。怎样把党和国家的方针落在实处，在中医存亡危机日渐加深的情况下，从文化和思维的高度，理解中医，还中医学独立自主的学科地位，很有现实意义。

中医是最具自主意识的医疗体系，她完全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创造发明形成的一门自然时空生命医学，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中医存亡危局，主要原因还在于我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问题，把西方思维模式当成科学，把唯物质的实在当成先进，热衷于“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对生命的时空联系，对生命及其与外界环境的“和”、“平”、“顺”、“应”、“适”的一般规律和个别特殊，总是嗤之以鼻，忽视了中医自己的本体理论，抛弃了中医自己的逻辑方法，没有找寻到适合中医自身发展的管理模式。这种局面不改变，中医不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

证中医危机，候本质研究关系最大，尤其对循证医学、基因蛋白组学的追捧，临床证据的西医化标准，临床疗效的统计学处理，从思维层面，对辨证论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以至于学生不相信中医，不清楚理法方药护的对应逻辑，甚至否定辨证论治。

中医极需从思维深处，从文化高度，认识中医理论的生命真实性，肯定辨证论治临床合法地位，不再用西医的东西，作为中医进入临床的门槛，真正在管理、教育和临床，恢复中医自主的学科本体地位。

中医理论的核心理念，在一个“和”字。“和”的生命形式多种多样，始终处于动态、联系的变化之中，以阴阳五行为根本。

生命不是实验室中的标本，其“和”集中体现在“阴阳神气”、生克制化、开合枢调节，是内在“神机”和外在“气立”相统一的“和”，是自然时空关联性的“和”，是人文社会密切关系的“和”，是个体生命自控适应调节的“和”，无论养生防病，还是辨证论治，衡量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保持或者重树生命内外的和谐状态，实现“形与神具，尽终其天年”。

辨证论治把具体生命之“和”作为疗效的评价标准，不“和”则治，能“和”则勿治。生命是多样的，“和”的具体状态，没有模具化的规范要求，没有物质化的形态标准，“营卫和”、“津液和”、“胃气和”、“阴阳和”等等，在个体生命的反应性，不在统计学处理的概率里。

中医是生命医学，是自然时空、社会环境关联性的生命医学，认识疾病，通过活生生的疾病现象，深入病机本质。

疾病现象是自然客观存在，是中医和西医共同的客观基础，但从疾病现象，上升为临床症状，再上升到疾病本质，无论理论结构，还是本质特征，无论逻辑方法，还是临床思维，中医和西医天壤之别，我们不能因为面对的都是疾病现象，就否认中医和西医本体理论的差异，就主观地认为只有循证医学形成的证据才是可靠的，只有实验室获得的证据才是科学的，就按照西医的方法来管理中医。

症状在中医属于疾病现象范畴，包括了所有通过感官感知的实验室指标和影像学结果，而疾病本质的把握，需要结合就诊病人的生命禀赋、时空环境、生活状况等因素，“无失气宜”地进行病机逻辑分析。病机是中医关于疾病本质的概括，临床通过辨症求机的逻辑思维，形成具有个体化特征的证候病机判断，为论治提供依据。

中医是时空生命医学，把时空社会自然存在的生命，作为自己的客体基础，确立了三因制宜、因势利导等生命干预原则。辨证论治的临床手段，必须是从理论一般到临床个别，以“形与神俱，尽终其天年”为终点目标。因此，中医从理论到临床的思维逻辑，反对“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的墨守成规，反对从症状到症状的按图索骥，要求随着变化了的时空条件，把握证候病机，恰当地立法处方，用明代李中梓的话说，就是要“与时皆行”（《医宗必读.古今元气不同论》）。

我们需要从文化的高度，思维的深度，理解中医，认识中医，认识中医理论的生命真理，确立辨证论治合法的临床地位，不应该唯物质化地贬低中医，否则，在西方思维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弱势的中医，必将继续衰败下去，使最具生命真实性的中医学，断送在我们这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