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和理论互为存在，观念都没有，怎么叫理论？从理论体系看，没有基本观念，便没有支撑理论大厦的基石；没有逻辑方法，便没有理论的统一性和思维的有序性；没有逻辑一致性的概念内涵，思维活动空泛而无实践意义。中医是十分成熟的理论体系，中西医结合只是一种实践方式，如果要称之为理论或学科，差距还很遥远。我们把尚在探索的东西，提高到不必要的程度，凌驾于本来就十分成熟的学科之上，结果是有害无益的。中西医结合现在就凌驾于中医学之上，它取代了中医学的学科独立性：中西医结合成了中医现代化的代名词，中西医结合科在不少医院取代了中医科，中西医结合教育主导了中医自身的教育，中西医结合研究取代了中医自身的学术研究，等等。“证”概念是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内容，而且基本上是和西医内容对号入座，以西医新的发现为“证”概念研究的方向。理论认识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西医学的发展不断有新的内容出现，因此，不同时期“证”概念具有不同内涵，先是内分泌，接着是循证医学，再下来又变成了基因组学等等，不确定而且多样化，始终没有一个确定性的西化了的本质内涵。“证”概念成为了捉摸不定的东西。
三、学科层面的中医学危机
邓铁涛先生明确指出：“中西医对号入座，不是现代化；以西医解释中医学，也不是现代化；阉割中医更不是现代化，现代化不是目的，不能为现代化而现代化。……从理论高度看，正是西医逐步向中医靠拢，而不是中医西医化。”[2]学科具有相对独立性，具有自己的基本观念、逻辑特征，只有遵循自己的逻辑理路，通过实践，才能不断发展。我们不能按中医逻辑，去研究西医的病的本质；也不能用西医逻辑，去研究中医的“证”概念；更不能用正在探索、开创的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取代中医学的学科方法。学科独立性的丧失，就意味着学科的消失。
随着中西医结合的开展，中医学已经被彻底的边缘化了，不仅学术研究、学校教育如此，就是管理中医药的政策法规也如此－临床实践必须经过包含了西医内容的考试才合法，病历的书写没有西医的诊断就不合格。辨证论治举步惟艰，中医思维孤掌难鸣，学术研究几近消失。有人把这样的现状归结到中医本身，说什么理论太陈旧了，思维太僵化了，缺乏自我更新的活力。有人就认为，中医是“收敛性、维护传统、封闭性”的“求同思维”，是在经典理论中“天马行空”地“画圆圈”。[3]真的这样吗？
中医学是关于生命和疾病自然客观的动态时空关联性的医学体系，它从宇宙自然、社会人文的环境联系中，去认识生命疾病的规律，没有规范过具体生命存在和疾病存在，没有形成过以现象-症状为内容的诊断标准，从不用过去的证候去和就诊病人对号入座，治疗疾病也是在保证其自然自在的客观真实性的前提下，去思考“实际存在”的“为什么”，作出就诊病人的证候病机性质判断，从而确立个体化的法方药护。
生命个体的差异存在，决定理论思维必须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灵活性，因此，临床辨证论治在“审察病机，无失气宜”、“谨守病机，各司其属”、“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等等逻辑规范下，给临床“辨症求机”的能动性思维以充分自由，使中医对证候病机具体性质的把握，能够最大限度走近时空真实。《内经》、《伤寒论》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各种各样标准构成的“知识”，而是关于认识自然生命的方法论，是把握疾病本质的逻辑学。
几千年来，中医在《内经》、《伤寒论》的方法论和逻辑规则指导下，与时皆行，不断创新发展。无论张仲景对“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的批判，还是吴又可“时邪在夹脊之前，胃肠之后，虽有头身疼痛，此邪热浮越于经，不可认为伤寒表证，辙用麻黄桂枝之类强发其汗”对按症状机械套用伤寒方药的否定，都说明中医具有保持时空客观一致性的内在活力，对疾病本质的认识，根据自然生命的时空特点，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各家学说枝繁叶茂。明代李中梓明确指出，中医临床思维必须随客体疾病的变化而不断进步，必须根据当时当地生命疾病的“实际存在”，恰如其分地辨证论治，不能照搬前人经验，不能机械地照搬书本，他在《医宗必读》专门论述“古今元气不同”，说：“古人有言，'用古方疗今病，譬之拆旧料改新房，不再经匠氏之手，其可用乎？’是有察于古今元气之不同也。……天地初开，气化密浓，则受气常强；及其久也，气化渐薄，则受气常弱。故东汉之世，仲景处方，辙以两计；宋元而后，东垣、丹溪不过钱计而已。岂非深明造化，与时皆行[/B]者欤？今去朱李之世，又五百年，元气转薄，乃必然之理，所以抵挡承气，日就减削，补中归脾，日就增多。临证施治，多事调养，专防攻伐；多事温补，痛戒寒凉，此今时治法之变通也。”“与时皆行[/B]”四字，道出了中医学的先进性和现实性特征，道出了中医现代化的时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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