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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岭南心学

编者按:由明代大儒陈献章开篇、湛若水集大成的岭南心学,是岭南文化的深层内涵。当今时代,岭南心学在道德建设、心理建设、社会文明建设方面都有着积极作用。因此,加强岭南心学的解读、研究与发扬,实属必要。

岭南心学特征及影响

刘兴邦

岭南心学是明代思想家陈白沙开创、湛甘泉集大成的岭南地区的心学学术派别。

建构“心学法门”思想体系

陈白沙创立了江门学派,建构了“为学当求诸心” 的“心学法门”思想体系。他提倡,“为学当求诸心必得。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庶能有所契合,不为影响依附,以陷于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学法门也。”所谓“心学法门”是指其思想体系是心学思想体系,其为学方法也是心学的方法,“虚明静一者为之主”是以心为主的心学思想体系。“为学当求诸心”是反省内求的心学方法。

白沙心学的方法不仅仅是反省内求的方法,也注重“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的向外求索方法,因此可以说白沙心学的为学方法是“求诸心”与“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的内外合一的方法。白沙心学内外合一的为学方法是在克服程朱理学与陆九渊心学为学方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白沙心学“求诸心”与“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是内外合一的方法,这是白沙心学之法门。

白沙心学“虚明静一者为之主”表明“心”具有主体、主宰的意义。心的主体、主宰意义表现在心与身、心与事、心与理等的关系中。在心与身的关系中,“心寓于形而为主”。心寓于人的形体之中而主宰人的形体。在心与事的关系中,“事物虽多,莫非在我”。天下万事万物都不离我(心)而存在,表明心对万事万物具有决定性的价值,突出心对万事万物的主宰意义。

在心与理的关系中,“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万理具于一心,表明心对理的主宰意义。“虚明静一之心”也是道德之心(本心),它是天地万物的本体。“仁,人心也。充是心也,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保妻子。”心是仁义之心,即人的道德本心。它可以超越人的形体乃至天地万物而存在。“身居万物中,心在万物上。”超越天地万物之上的心就是天地万物的本体。“古人今人无不同也。同其心不同其迹可也,同其归不同其入可也。入者,门也;归者,其本也。”心虽然是身、物、理的主宰,但心与理、心与物、心与身是合一的。“君子一心,万理完具。”理存在心中,心与理合一。心与事是合一的,“人(心)不能外事,事不能外理。”心不能离开事物而存在。心与形,即人的精神与人的形体是合一的。“此身一到,精神具随。”心与事合,心与理合,形成了心无内外、理无内外的内与外合一关系。“(心)终日乾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此理干涉至大,无内外,无终始,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此理包罗上下,贯彻终始,滚作一片,都无分别,无尽藏故也。”心与理滚作一片,融为一体,没有分别,没有终始,这就是心与理的合一关系。

心与理、心与事、心与形虽然是合一的,但心对于理、事、形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具有核心价值。天地万事万物因心而存在,因心而具有价值。“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矣。”所以说白沙之学是心学。

具备内外合一之学的特征

湛甘泉是陈白沙的衣钵传人、岭南心学的集大成者。湛甘泉心学是对白沙心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湛甘泉的“万事万物,莫非心也”是对陈白沙“事物虽多,莫非在我”的直接继承,从“事物虽多,莫非在我”到“万事万物,莫非心也”是一脉相承的。在此基础上,湛甘泉把“随处体认天理”核心命题归之于心学。“吾所谓天理者,体认于心,即心学也。”湛甘泉“随处体认天理”与陈白沙“为学当求诸心”的心学法门是一脉相承的。湛甘泉把“随处体认天理”归入于“体认于心”,并不认为“随处体认天理”仅仅是内在的方法,它也包含了外在的方法,是内外合一的方法。“吾之所谓随处云者,随心、随意、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盖随其所寂、所感时耳。”湛甘泉“随处体认天理”的心学思想是内外合一之学,它体现了从陈白沙心学到湛甘泉心学的岭南心学内外合一之学的特征。

心在甘泉哲学思想体系中有主体和本体的两层含义。“气之精灵中正处即心。”“气之精灵”指的心是知觉之心,它是主宰意义的心。“气之中正”指的心是道德之心,它是本体意义的心。心的知觉作用具有主宰的含义,它就是主宰意义的心,它对于人的形体具有主宰的作用。“今夫人之一身,主之惟心思。”它对天地万物也具有主宰、主导作用。“何谓心学?万事万物莫非心也。”心也是具有道德理性的本心。“仁,人心也,天理也。”仁义礼智的道德本心是超越宇宙时空而存在的,它是宇宙万物的本体之心。“故心也者,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夫天地万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无内外,心亦无内外,极言之耳矣。”湛甘泉“心无内外”的内外合一的心学思想体现了岭南心学“内外合一”之学的理论特色,从而与程朱理学“偏于外”和陆王心学“偏于内”的内外割裂的支离之学相区别。“夫所谓支离者,二之之谓也。非徒逐外而忘内,谓之支离也;是内而非外者,亦谓之支离也,过犹不及耳,必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一以贯之,斯可以免也夫!”在湛甘泉哲学思想体系中,心与理、心与物、心与身的关系如何呢?在心与形的关系中,“夫天地之生人,与是心,所以御是形也,非以御于形也”。心驾御形、主宰人的形体。在心与物(事)的关系中,心与事是合一的。“心包乎事物之外,事物行乎心之中,内外合矣。”在心与理的关系中,心与理是合一的。“盖物我一体,理无内外,万物皆备于我之说尽之矣。然谓之在物为理则不可,此理毕竟在心,通贯乎万事万物。”在湛甘泉哲学思想中,心是无内无外、内外合一的。“夫道无内外,内外一道也;心无动静,动静一心也。故知动静之皆心,则内外一。内外一,又何往而非道?合内外,混动静,则澄然无事而后能止。”心是内外合一之心,理是内外合一之理,它体现了内外合一的岭南心学特征。

陈白沙开创的岭南心学实现了儒学岭南化向岭南化儒学、明代程朱理学向明代心学的两个转变,开启了明代心学。湛甘泉继承和发展了陈白沙的心学思想,形成了与王阳明“致良知”不同的另一条明代心学思想路线。“先生(湛甘泉)与阳明分主教事,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学者遂以良知之学,各立门户。”湛甘泉认为王阳明的推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之中的工夫是“支离”之学。“是故支离之弊生,是内而非外也,重心而略事也,犹然不悟,反谓立本,误矣。千百年来,道学不明,非此之故乎!故学者必内外本末心事合一也,乃为孔孟之正脉。”它又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岭南心学的特色和特征。

■陈白沙遗迹已成为江门市首屈一指的历史文化品牌。

1985年,江门市政府拨款大修陈白沙祠并辟为陈白沙纪念馆,成为知名的旅游景点。

岭南心学的人格涵养境界

宁新昌

岭南心学以陈白沙、湛甘泉师徒为代表,它不同于陆王心学。虽然两者有相通之处,但也有明显差异。就其人格涵养境界而言,它有自己的特点。

心学的特点是高扬人的主体性,陈湛也不例外。白沙说:“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这和象山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并无二致,突出的是“我”的自在、“我”的自由,以及“我”所具有的本体意义。

白沙:静中养出端倪

白沙提倡“知疑”,注重对以往学说的批判思考,应该说,这是一种理性自觉,也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正是这样一种方法使得他的学问不同于以往的理论,从而开启了有明一代心学的先河。他“学宗自然,而要归于自得。”(黄宗羲语)“自然”本是道家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而甘泉的“自然”范畴则是儒化了的,虽说“自然”有自在、自是、自由的意涵,但他的“自然”是儒者的一种生活方式,反映的是儒者的理想和追求。他要在崇尚“自然”中承负起儒者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他认为的“自然之乐”才是人生真正的乐趣,“自然之乐,乃真乐也。宇宙间复有何事”。“自然”是“道”,“自然”是理想,走在“道”上,实现理想,就是最大的“乐”。当然,紧要的是“自得”,“自得”不是一般的获得,而是对于自己精神家园的寻找,也是对于“道”的真正认知和切实践行,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即通过对“道”的履行而达到自得。《中庸》说:“君子无入而不自得。”说明君子人格的自由和自在。白沙的说法就更具体:“忘我而我大,不求胜物而物莫能挠。孟子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变一也,富贵贫贱威武一也,而无以动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于外物,不累于耳目,不累于造次颠沛,鸢飞鱼跃,其机在我。”大致意思是,忘记小我,成就大我;不求物欲,何其烦扰?鸢飞鱼跃,各得其所;其关键皆在于我的觉悟,如果真的觉悟了,那就是自得,这就是白沙的人格涵养境界。在修养工夫上,白沙主张“静中养出端倪”,“静”是他的工夫的入手,他看重“静”的工夫,因为“静”至少含有消极自由的意义,即不累于物,不溺于俗。“静”可以去扰,“静”能平心气,“静”中有思,“静”中有悟,“静”中能养出“端倪”。何谓端倪?“心可得而拟,口不可得而言。”这“端倪”能意会到,但还真不好说出来,它实际是对“道”的一种体验式的理解,这是一种直觉思维,虽然有些神秘,但确实是一种事实,也是一种道德实践的体验。

甘泉:继承静 看重敬

甘泉是白沙的衣钵传人,但他们的思想有差异,不过,这也很正常。白沙“主静”,他继承之,但需要有“敬”。他说:“善学者,必令动静一于敬,敬立而动静浑矣。此合内外之道也。”什么是内外之道,内就是道德律令、道德理性,外就是道德实践,道德理性很好地落实在道德实践中就是合内外之道。如果说“静”是一种消极自由,是不累于物,那么,“敬”就是一种积极自由,它要求儒者对于道德律令的真诚履行,亦即先哲所说的“执事敬”,“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实际上,这也就是甘泉所理解的“自得”。在他看来,人们只要按照古之圣贤的说法去做,就能达到“自得”境界。他说:“若仆之愚见,则于圣贤常格内寻下手,庶有自得处。”当然,甘泉哲学更有创见,即著名的“随处体认天理”, 什么叫“随处体认天理”?即“吾之所谓随处云者,随心,随意,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盖随其所寂所感时耳”。“随处”之“处”包括了人之心、意、身,也包括家、国和天下。人有“所寂”,也有“所感”,“寂”“感”指的是人的作止语默。所谓“体认”,就是体验、体悟和体知。人对于“天理”的“体认”就存在于人的“寂”“感”当中。即“吾所谓体认者,非分已发未发,未分动静”。“体认”不是只在情感之“已发”,也不是只在于“动”。“随处体认天理”,就是要求人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状态下把“天理”呈现出来,通过自己的道德实践把“天理”的意义表达出来。湛甘泉的这一理论曾受到同时的王阳明的批评,尽管他们是好朋友,但批评照旧,毫不留情。王阳明讲“致良知”,批评甘泉的学问是求之于外,是“支离”,甘泉也为之作了回应。他从“心无所不包”,“心无所不贯”的立场说明“随处体认天理”的兼赅内外和贯穿知行。实际上,从境界工夫的视角看,“随处体认天理”不仅是工夫,同时也是境界。

甘泉哲学的意义在于调和了情感的未发和已发、世界的体和用、存在的形上和形下以及哲学中的知与行的矛盾,所以,阳明对他的批评是有成见的。客观说来,甘泉一生著述宏丰,谙熟人间世故,身居高位,尚能泰然处之,并能颐享天年。这除了他个人的“遇命”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于自己“性命”的修炼。这样的人生智慧对于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岭南心学:心灵的甘泉

戟斗勇

当今社会正在掀起一股“心学热”,究其缘由,是因为心学直指人的心灵,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广州增城召开的“首届甘泉文化节”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提出过“甘泉学”是“心灵的甘泉”。实际上,非独甘泉学,岭南心学乃至整个心学的重要功能,都可说是心灵的甘泉。

人作为社会的主体,一些“社会病”的根源在于人心的邪恶。因此,笔者认为,应当提倡建设“心态文明”。精神文明与心态文明有直接的关联,但从过去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来看,精神文明过于偏重社会群体,而心态文明则偏重于个体的人,这就有必要将“心态文明”作为文明建设系统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形态来对待。心态文明搞好了,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落到实处。而要建设心态文明,就应当弘扬心学精华,发挥专究人的心性、提升主体境界的心学的作用。

心学精华对建设心态文明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以岭南心学为例,白沙先生提倡的“自然”之学和“鸢飞鱼跃”的状态,正是要求我们天人合一、爱护生态、注重环保。他的主“静”说,提醒我们在喧嚣忙碌的世界里,还应当有一些“慢生活”;而“静中养出端倪”,更明确地说明“静思”有助于我们发现和发掘内心的善端,培养出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品德。再看甘泉先生,他的著作有400万字之多,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心性的各种问题和关系。甘泉学的修养之功在于立心、正心、沃心、尽心、存心、养心、启心、澄心、觉心、敛心、治心、调心、虚心、纯心。只有虚心忘己、尽心存心,才能克服邪心、矫正妄心、煎销习心、除去胜心、解开心蔽,从而“不失赤子之心”,“治心以立性命”。

更有意思的是,甘泉先生似乎在四百年前就洞穿了现代人追求的价值偏向,他对弟子说,人不可“爱身不如爱物”,也不能“爱心不如爱身”。人们先是以物质财富的享受为追求目标而忽视健康,所谓年轻的时候拼命赚钱,到了老年就花钱买命,甚至于人未老、钱尚多却命没了。人们逐渐认识到一切外来之物都是别人的,只有健康、身体是自己的,这似乎已经是到了文明的更高阶段,人们不但注重外物,更注重其自身。但是,文明还有更高的阶段,就是注重人的“心态文明”。因为许多乃至影响人的健康的因素,其根子还在于人心。所以,甘泉先生就告诫人们既不能爱物却不爱其身,也不可爱其身而忽视其心。

陈湛心学:阳明心学的直接源头

黄明同

明代心学发展的基本历程,可以归结为:陈献章开启,湛若水完善,王阳明集大成。可以说,白沙心学、甘泉心学和阳明心学,构成有明一代心学。因湛若水与陈献章有师承关系,二人学说总体上有继承性与一致性,可合称为“陈湛心学”,而后来的阳明心学与陈湛心学关系十分密切。阳明心学并非单一地、直接地渊源于陆九渊心学,其直接的源头是“陈湛心学”。

证据一:阳明心学始创于“龙场悟道”,其“悟道”的理路,与陈献章的“静养端倪”堪相一致,这一看法已是学界的共识。

证据二:阳明与甘泉交往甚密。弘治十六年(1503),王阳明与湛若水相结识,二人“一见定交”,决心“共兴圣学”。一向比较高傲自负的阳明,在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时,曾坦诚,“幼不问学,陷溺于邪辟者二十年”,又曾迷于佛、老,之后虽开始学宋周子、程子之学,只是与甘泉结识,才从甘泉那里“得益”多多,使他回归于圣学而“志益坚”、“不可遏”。他大胆承认“予之资于甘泉多矣”,因为他认定“甘泉之学”,“求以自得”,便是“圣人之道”。可见,阳明肯定了甘泉在学术上对他非同一般的影响,并且这一影响发生在他“龙场悟道”之前。尽管后来二人在学术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分歧,阳明继承发扬了陆九渊的思想,并没有沿着甘泉心学的路径发展,但二人通过书信交往,就“格物”与“随处体认天理”、“知行”关系、“致良知”等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论辩与切磋。可以说,甘泉与阳明在客观上相互影响,但应该承认甘泉对阳明的影响在先,二者的相互影响在后。

对阳明心学与陈湛心学的渊源关系,学界一直有明确的说法。

黄宗羲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故何也。薛中离,阳明之高第弟子也,于正德十四年上疏请白沙从祀孔庙,是必有以知师门之学同矣”。

黄宗羲同时代的屈大均说:“阳明之学,多繇甘泉启发,而阳明亦未尝数言甘泉之师为白沙,则又何故?”

冯友兰说,“白沙卒于明孝宗弘治十三年,时王阳明二十余岁。甘泉卒于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与阳明时相辩论。阳明之学,虽亦自得,然亦必受此二人之影响也”。

朱维铮说,“陈献章,是王阳明学说的真正教父”;“广东,是王学的策源地”。

陈湛心学与阳明心学,同为明代文化星空中的双子座陈献章所创立的岭南心学,开明代心学之先河,经过弟子湛若水,而影响王阳明陈湛心学,成为阳明心学不可或缺的、直接的思想渊源,人们不可只知阳明而不知陈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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