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春节，我从四清工作队回沪过年，顺便去医院检查已有半年多肠子出血的病。未想到检查后医生即嘱我住院手术。我这个糊里糊涂的人，从不认为自己会得严重的疾病，但事实上，这次我确实患了严重的疾病肠癌。大年初二，我一个人悄悄地住进了医院，几乎没人知道我病了，家中也因我爱人（1983年去世）久病缠身，几乎无人能来看望我。当时，已是“文革”前夕，正在批判“三家村”，我平静地等待手术，一切听天由命。在我手术后继续治疗的一段时间内，一位同志带来了邓颖超大姐给我的信。这封信真是一副精神强心剂，它不是药物所能代替的，大姐热情的关怀，安慰和温暖了我的心。信中先以王观澜同志对待疾病的态度相慰：既来之，则安之。接着她把自己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告诉我，鼓励我要与疾病作斗争。记得信的结尾写道：一个共产党员，应面对现实，无所畏惧，从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相信你一定能战胜病魔，勇往直前，去迎接生活……。
我很庆幸，此生能与邓大姐相识。1942年夏秋，我住在重庆歌乐山医院，准备动切除甲状腺瘤的手术。邓大姐忽然来到我的病床前探望我。在这之前，我还未能有机会与大姐这样近的接触交谈过，因此，大姐的到来，使我喜出望外。记得那天，邓大姐身穿淡色带有小花的合身旗袍，领口还别了一枚漂亮的领针。她笑容可掬地与我拉家常。她那亲切、开朗的面容和清脆厚实的嗓音，给人带来愉快与欣慰；她那大方而又有气度的神情，散发着一种革命女性的美。在与大姐见面时，我只想听她说话，看她那关切的神情。邓大姐告诉我，恩来就住在这个医院前面的病房，听说你也住院了，他让我先过来看看你，希望你勇敢地与疾病作斗争。如果要动手术，你不要怕。有什么需要，可以告诉我们。不要急着出院演戏，先治病为重，少演一个戏，将来可以多演几十个戏……大姐的话总给人一种坚定有力的感觉,听着她的话就似乎可以作出一切决定。我当时真是一点犹豫也没有了,决定坦然地听医生的话。可能是由于我突然精神良好,病情好转,后来未做手术即出院了。
以后我一直在想，邓大姐不仅具有久经锻炼和考验的革命家那种果断和高瞻远瞩的非凡气质，同时又富有纯朴的魅力。尽管她身负重任，担任要职，但却无丝毫架子。她对别人生活、工作各个方面的关心，总是那样诚挚和真切。1946年我在上海时，曾几次去思南路的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有时，我们听完总理的形势报告后，大姐便带我们去看院内她自己栽培的花草树木，并请我们吃有特色的菜肴。总之，她像普通的朋友一样，可她又不是普通的朋友。她是我的良师益友。
1955年，北京人艺要排演话剧《屈原》（过去在重庆演出过，这是又一次演出）。一天，我们去邓大姐家作客，大家谈起演《屈原》的事，在谈到谁来扮演什么角色的话题时，大姐对我说：你也可以去演南后一角，虽然你从未演过反面人物，但南后这个角色需要有特殊的气质，你演的南后可以是另一种型的南后。我真未想到大姐对文艺还真有研究，她和总理一样对文艺很热爱并有细致的研究。她常常是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分看戏，而又经常给我们一些有独特见地的指导。
新中国成立后，我有比较多的机会见到总理和大姐，尽管时间是短暂的，但我们的工作、生活，甚至是日常琐事都会谈到。有一次，大姐对我说：“我看了报上和杂志上写的有关你的文章，才知道了你的情况，你可真不易啊！”我原以为当领导的不会看报纸和杂志上的这些内容，所以听了大姐的话，很受感动。还有一次，我看望大姐后告别出来时，大姐非常客气地要送出门口，她一边走，一边轻轻地问我：“现在，那个人还等着你吗？”我被问糊涂了，我说：“谁？没有人等着我啊！？”大姐说：“喏，就是那个教练……”邓大姐的秘书在旁说：“大姐，这是秦怡，那是林洁，那是《女篮五号》中的人。”秘书又对我说：“大姐不知看了多少遍《女篮五号》。真是百看不厌。”其实，我知道大姐极富于幽默感，她不是糊涂了，而是故意把我当成角色来问我。这不仅表达了她对这部片子的喜爱，也表达了对我本人生活的极大关心。邓大姐也非常喜欢刘琼这位艺术家，我临走时，她一再嘱咐我代她向刘琼问好！这样一个风趣的小插曲，表达了大姐深深的情感。
1978年，我去北京开会，邓大姐单独接见了我。当我走进她的会客室，见到总理的遗像时，禁不住流泪了，可大姐在旁立刻劝我说：不要哭，要笑，不要哭，要笑，都是我们害了你们！我听到她的话后，真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了，我从未听到哪位领导会说这样的话，就是自我批评很强的领导也不大会说这样的话，大姐的话更引发了我的心酸之泪，我一时止不住泪如涌泉。大姐拉我坐下，拿出她经常请我们吃的开心果和冻柿子，含着笑问长问短。邓大姐总是凭着高于一切的意志制造一种欢乐的境界，来鼓舞他人，而她自己对一切痛苦都能忍受、克服。她把一切责任都背负在自身并把它化作一种无穷的力量，她永远把自身置于我们的社会、国家之中。
她是我终生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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