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建筑宏伟壮丽
在封建社会，陵寝和皇宫建筑一样，属于礼制性建筑，故而“其体至大，而其仪至严”，用萧何的话说，就是“非壮丽无以重威”，必须有一定宏伟壮丽的规模才能发挥出“正名分，辨尊卑，别上下”的礼制渲染作用。所以，明十三陵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堪称难得的建筑精品。
明十三陵的建筑，以长陵为例，大体分为四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从石牌坊经三孔石桥到大红门，长1.25千米，是陵区建筑的第一个密集部分，也是序幕；第二部分，从大红门至龙凤门，长1.7千米，分布有神功圣德碑亭和多达36尊的石像生，是陵区建筑的第二个密集部分，也是陵区建筑的第一高潮；第三部分，从龙凤门到陵宫门前，长4.4千米，只分布着三座汉白玉石桥，表现为建筑上的疏散部分，是陵区建筑的低潮，但是，这个低潮是为即将到来的高潮而做的准备；第四部分，到了陵宫，又是一个密集部分，陵门、祾恩门、祾恩殿、明楼、宝顶，一个比一个雄伟，一个比一个高大，将陵区建筑推向了艺术的最高峰。这种错落有致的空间序列，不仅在个体艺术形象上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通过不同功用建筑群体的有序安排，产生了震撼人心的群体艺术感染力。
明长陵平面图
总之，明十三陵建筑宏伟，加之吸吮大自然之壮美，使陵寝建筑的威严和大自然的磅礴气势相互融合，共同形成了一种神圣、永恒、崇高、庄严、肃穆而又充满生气的纪念气氛，成为中国陵墓建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五）防御体系完备
明十三陵还设计了良好的防御体系。从陵区的建置情况看，明十三陵更有“边塞”陵区的特色。虽然，我国历代的陵区建筑都具备一定的防卫条件，以防止陵区建筑的人为破坏和维护陵区的秩序。但由于中国历代帝都的位置通常处于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带或偏于内陆的经济发达地区，距离边关较远，所以，近京而设的陵区防卫体系一般来说也主要是用来防范来自王朝统治范围之内的破坏力量，其主要功能是“制内”。而明十三陵陵区的情况就不同了。明成祖迁都北京，主要目的是利用北京背倚燕山山脉，既有险可恃，又与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相距不远，能有效防御和抗击蒙古贵族的南犯并控制东北地区。而天寿山陵区恰处京北居庸关与古北口两大军事要塞之南，北距长城不过三十几千米，军事防御实为第一要务，所以陵区不仅周围沿山设险，修筑有可资派军防守的十口城垣、敌台、拦马墙等军事防御建筑，还在山势低矮的陵区之南修筑了可以屯驻重兵的昌平和巩华二城，以保卫陵区。
由此可见，天寿山陵区的城堡式防御体系已绝不仅仅是为了“制内”，而是带有明显的“御外”性质。也就是说，它是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具备大规模作战条件的“边塞”式陵区防御体系。
（六）明朝兴衰史的缩影
明十三陵各陵建造的节俭与铺张反映了明代兴衰史。在明代的陵墓中，我们也能隐约看到明朝从盛到衰极富特色的变化轨迹，如最盛期明成祖长陵、由盛而衰期的世宗永陵、神宗定陵和覆亡期崇祯思陵四个实例，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光宗泰昌帝庆陵和景泰陵的例子，反映了皇室内部争权夺位的斗争，这也是明朝兴衰史的一部分。
长陵的左右有两座陵墓，献陵和景陵。献陵是明第四位皇帝朱高炽和皇后张氏的陵寝。景陵在天寿山东峰之下的黑山，是第五位皇帝朱瞻基与皇后孙氏的合葬陵寝。这两位皇帝相似处：建朝之初，知道创业之艰，考虑到长治久安的大业，在陵墓建造上要求节俭。
至明朝中后期，开始铺张起来，即永陵及定陵。永陵规模不及长陵，但构造精美细致。永陵的砖石结构的明楼，造型新颖的圣号碑，别具一格的宝城城台设计，以及宝城墙花斑石垒砌的城垛，祾恩殿、祾恩门“龙凤戏珠”图案的御路石雕也都是以前各陵没有的，这些做法后来为定陵所效法。永陵的建成，耗费了大量国库银两。定陵的修建耗时六年，总共花费了白银800万两，相当于两年的国库收入，陵墓的规模和永陵规模相当，但是比永陵奢华。在陵墓修建过程中，由于经费的紧张，万历皇帝开始公开出卖国家官职，以此来筹集陵墓建设的费用。这对明朝的衰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思陵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的墓，在明代它本是一座妃子墓——皇贵妃田氏之墓。由于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草草葬入田贵妃之墓。至清乾隆年间，思陵才又加以修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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