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导读
1985年3月，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剧协北京分会、北京京剧院、马派艺术研究小组联合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谈到了当时京剧界的状况。36年过去了，与当时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让我们一起回顾当时的发言。
为什么北京出不来好戏
谭富英、叶盛兰、马连良 京剧《群英会》
为什么北京出不来好戏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荣高棠说：“我对京剧界的情况有些不满意。北京的京剧艺术家最多，名望高的、名声大的最多，但是很少看见他们演戏，好戏都从外地来。国家出钱，剧团不演戏，观众不满意，我是观众，我就不满意，演员也不满意。有人说京剧界也可以像体育界那样搞国家队。体育界搞国家队，想调哪个运动员就能调哪个运动员，可是京剧界谁都想挂头牌，不想当二牌，怎么办？体育队伍里也是谁都想当冠军的，他们当冠军是靠竞争。我把你比下去，我就上去。但他们的竞争是为了共同的事业，为了我们的体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京剧队伍也在争——你挖我的墙角，我挖你的墙角，你背后骂我，我背后骂你，都是仇人。这怎么能成呢？为什么北京不出好戏？就是'能人’太多了，全是'能人’，结果就没有能人。要有竞争，但要为事业竞争；要有个人成名，也要有集体荣誉。比如说唱《空城计》，光有诸葛亮，没有司马懿，没有两个老军，能唱这出戏吗？国家女排只有郎平，没有孙晋芳，郎平也打不好球。就像下棋，没有卒，全是车、全是炮，乱轰一阵，这怎么能成！还是要团结，要为国家的荣誉，振兴我们的京剧事业。”
马连良、张学津
“三并举”应当如何贯彻
座谈会上，朱穆之、张庚、马彦祥的发言都谈到贯彻“三并举”方针的问题。
原文化部部长朱穆之说：“要振兴京剧，还是要'三并举’。传统戏要继承，应该有新的'四大名旦’、新的'四大须生’；新编历史剧要对旧的传统有所突破，必须在唱、念、做、打上都有新的创造。”朱穆之特别强调指出：“现代戏这条腿短了，我最近不断讲这个问题，应该更多地支持这条腿，我在中国京剧院搞一个实验性的剧团，就是要专门攻现代戏这个关。不这样搞，也不可能'三并举’。”
戏剧理论家张庚在发言中指出：“'三并举’是周总理提出来的，它的意义很深，我们那时理解得不够，现在慢慢地有点理解了。”他联系马派艺术的继承问题时着重提到：“马派艺术接班人的年龄都不小了，像张学津也已经四十四岁了，还有没有更年轻的？我还没有看到。现在舞台上的剧目越来越少，讲振兴，没有戏看，怎么振兴？有的传统剧目没有继承下来，往往是死掉一个带走一批，如果传统剧目越来越少，京剧就会同非常光荣的昆曲一样，处在同等的地位上——名声大，剧目少，没人看。'三并举’，哪一条也不能缺，我们切望搞出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但是，如果老的传统戏都搞不出来，那么搞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也一定搞不出来。”张庚提出，希望戏曲学校和马派艺术研究小组专门组织一批青年去学好马派的表演剧目。
戏剧理论家、导演马彦祥的发言回顾了周总理生前提出“三并举”方针的过程。他认为：“'三并举’方针是时代的需要，是戏曲前进的需要，既要传统戏，也要新编历史剧，更要现代戏，少一条也不行，所以叫'并举’。”他说：“没有永远存在的传统戏，由于我国封建社会时间很长，自元、明以来，传统戏很丰富，但现在保留下来的京剧传统戏不多了，恐怕连三十出也不到；新编历史剧就是对传统剧目的补充，但现在也不多；现代戏就更少了。应该有专门研究人员，结合实践去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只研究古代的。”马彦祥还提出，“不可能一个剧团只演现代戏，这不现实。现代戏创作还是得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去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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