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宣城邓氏从一世祖天和公由李易邓至今，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其间所发生和经历的事件，宗族内部，宗亲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宣城与南唐之间的矛盾，归纳起来，可谓错综复杂，积怨甚深，由来已久，是我们今人所无法能说清楚，或一下可摒弃前嫌的。其主要形成大致如下：
1、始祖李从镒乃中国五代十国时的南唐国李昪之孙，后主李煜之弟，其子天和公被尊为宣城邓之一世祖，公生友言（失考）、友谦（失考）、友信，二世友信公生文伯、文仲、文通、文德四公，即球、琳、琅、玕。三世以球、琳、琅、玕为结点，分枝散叶发展下来。为了理清两郡之间的脉络，在这里我们暂不说球、琳、琅的发展史，单说玕的单枝发展史，即我们三世祖文德公至七世的单枝发展史。三世文德生希道，四世希道生商卿，五世商卿生德辉，六世德辉公生四子，即能惠、能宽、能哲、能安。据谱载公元1098年邓氏各房联修族谱，文德公世系的六世祖德辉公还健在，其四个儿子的子孙就开始了分裂，即老大能惠、老二能宽就没有参加邓氏族谱联修。用今人的逻辑推理，父亲在世怎么可能把老大老二两人从邓氏家族谱中撇开去呢?其中的缘由只有传说，没有详细的文字记载。尔后的公元1100年能惠、能宽兄弟也单独进行(南唐)首修族谱。由此可看出今天的南唐仅是宣城邓氏这棵参天大树上第七代上的一小枝。
2、宣城、南唐两郡号得名由来。据谱载，我们这支由李易邓的邓姓宗族，最初也是从了老邓南阳的堂号，即南阳郡，当时的能惠、能安后人可能也是称南阳郡。公元1330年主持第6次修谱的新干桃溪宗亲，请了乐安大文豪吴澄先生作谱序，吴先生看了我们这支邓氏发源史后，提议我们为有别于老邓而不忘祖宗的勋德，不宜从属南阳郡，应该以祖宗发祥地安徽宣城为郡号。吴先生这一提议得到全体宗亲一致首肯，从此正式确立宣城郡号。公元1569年，比我们宣城郡晚239年，能惠能宽后人也进行了修谱，正式开始使用南唐郡。
3、两郡的矛盾结点。宣城郡、南唐郡子孙同属文德公后人，是在第七代上分出去的一小枝，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自从分开修谱后，历史上关于郡号的纷争各不相让，始终无法合修，甚至为此事发生过宗族械斗和争取谷岗小港宣城（能哲公后裔）宗亲改堂号的事件。一九九四年宣城邓氏乐安和邻县部分宗亲合修第十五次族谱，也邀请了南唐宗亲参加，结果也是因郡号排列问题达不成一致，最后不欢而散。而此次全国首修，本是两郡联合的一次大好机会，也是因郡号排列无法达成共识而无果而终。主要原因是此次联修为已知的全国宗亲，达八万之众，因此宣城郡号不能由乐安宗亲说了算，再则宣城郡号属天和公以下全国所有宗亲所认同，南唐郡号只不过是第七世的部分宗亲所创并遵从，从历史和宗族世系上讲，此次联修，宣城、南唐两郡并列有混淆辈分之嫌，而在"南唐郡"加上括号又不为南唐郡少数人所接受，最终又不欢而散。究其主要原因是两郡宗亲没有走出历史恩怨的阴影，仍抱残守缺，互不相让，不能用现代思维处理前人的遗留问题，其责任归结于双方。
4、关于德辉四子不能同修一谱的传说。据宣城郡宗亲口口相(没有文字记载)传，当年我们的五世祖商卿公居宜黄与乐安接壤之铃山。有一天打猎来到乐安严塘，被当时严塘村的一位告老还乡的谢将军相中，招为上门女婿，因谢将军只有一女，故按民间习俗，女儿生儿子后必须出继一半为娘家续香火，而商卿公只生了德辉一个儿子，紧接下来德辉生了能惠、能宽、能哲、能安四个儿子，这样老大老二就续了谢家香火姓了谢，而老三老四则随了父姓。因此，当年修谱时德辉公在世时老大老二没有参加也就顺理成章了。至于能惠、能宽后人为什么、什么时间返姓邓就不得而知。
5、关于商卿公入赘谢氏真假之说，虽然老谱上没有明确记载，可我们宣城邓氏第五第六修直接把商卿公从谱上抹去，由第四世希道直接跳到德辉，可见当时宗族中对商卿入赘谢氏导致能惠能宽承嗣谢姓是有很大怨气的，否则不会直接把他从族谱上除名的。可能后人觉得这样修谱有违事实，直接缺了一代也说不通，以后修谱又纠正了这一错误。
邓氏始祖易姓走过一千年的风雨历程，当年的一枝小树苗，如今发展成一棵有8万之众（不含南唐郡）参天大树，枝繁叶茂，为中华姓氏文化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南唐郡亦同样泛彩。今天的我们应该有超越前人的目光与胸怀，不管我们属于那姓那郡，都共同生活在中华民族这个大一统之家，共享太平盛世，共同为美好梦想奋斗打拼，没有任何理由纠结于两郡过往的矛盾。现在两郡之间没有达成郡号妥协，相信后人更有智慧，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走到一起联修，同颂共谱邓氏祖宗之华章。
文德公能哲房37世上罗素辂房发光根据南济能安房书生先生口述整理
2018年9月15日《中华宣城邓氏族谱》编修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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