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英国音乐学家斯蒂芬·威尔士(Stephen Walsh)出版一本音乐历史书,论述了他关于古典音乐的一个观点:那些十九世纪伟大的作曲家,在今天标准职业标准来看,顶多是个业余爱好者;而今天的学院体制化加深,最终让古典音乐乃至整个西方文化走向衰落。
这本名为《The Beloved Vision: Music in the Romantic Age》的书,讲述了欧洲音乐文化最辉煌时期那些作曲家和演奏家们的职业生活。而他发现,这些大家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是自由职业者。
在这个漫长的古典到浪漫主义年代,究竟是什么产生了这么多的杰作?威尔士先生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他的历史陈述暗示了部分答案。十九世纪是资助有天赋的音乐家和作曲家的贵族阶层消亡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公共和私人机构:大型专业乐团、音乐厅和音乐学院。
在沙龙中演奏的舒伯特
音乐学院极大地提高了音乐家的技术水平,并为有天赋的作曲家提供了学习最新技术的场所;管弦乐队和歌剧院在很大程度上接管了原先贵族们委托创作新作品的职能。但进入现代时期,这些机构由于政府的资助而变得僵化,不再顺应公众的口味,并且将平庸的正统观念强加于有雄心的年轻作曲家。
贝多芬举办小型演出
在十九世纪,欧洲的音乐产业还没有像自上个世纪中期以来那样,变得过度制度化。威尔士写道,莫扎特从1781年开始就以自由音乐家的身份在维也纳工作。贝多芬也是靠出版商的委托和慈善机构的赞助生存的。如果他们在两个世纪后出生,他们都会被任命为学院里的教授,获得丰厚的薪水,受到艺术组织的欢迎,并且在学界里得到一些基金会的进一步资助,但从此之后他们便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了。
作为自由职业者的贝多芬
把作曲做成家族生意的约翰·斯特劳斯
用今天的标准来看的话,当年20岁出头的舒曼在音乐理论方面几乎完全没有受过正式的系统性教育。用威尔士的话来说,舒曼“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外来者,在他的感觉中有着深刻的音乐性,但对教科书却很单纯。”
年轻的李斯特尽管在奥格斯堡、慕尼黑、斯特拉斯堡和斯图加特举办过大受欢迎的演奏会,但却无法进入巴黎音乐学院,据说是因为他不是法国人--尽管该学院的院长是来自意大利的路易吉·切鲁比尼。
德国的勃拉姆斯也就更加“水”了。勃拉姆斯在年轻时也没有上过音乐学院,年轻时是跟随一些老师私底下学到的音乐知识。英国作曲家埃尔加在年轻时也从未正式学习过音乐,而是在他父亲的管风琴旁边以及乐器商店里学习到的音乐理论知识......事实上,他的全部音乐背景都在当地,与业余爱好者、合唱团和室内音乐家一起工作,并为他们写音乐,让他们演奏和歌唱。”
热爱生活并且富有波西米亚精神的勃拉姆斯
在俄罗斯古典音乐最灿烂的阶段,不少大家其实也是“业余人士”。特别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强力五人团”。其中最著名的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正职是一个海军军官,他创作的第一首交响曲是在坐着沙俄海军军舰前往美国访问途中构思出来的。
俄罗斯“强力五人团”
亚历山大·鲍罗丁从小就展示出音乐和语言天赋,但他的正式工作是一名化学研究员和教师。鲍罗丁在化学和医疗领域建树也颇丰富,他帮助筹建了俄罗斯第一座女子医学院。鲍罗丁在服兵役的时候认识的好朋友——穆索尔斯基,也是一位业余的伟大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正职是一名军队里的公务员。可是微博的薪水和酗酒习惯让他过早离开了人世。
斯特拉文斯基可以说是最后一批在社会江湖里摸爬打滚成长起来的重要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从未上过音乐学院,“被他的学院派同学看不起。要不是因为塞尔日·迪亚吉列夫(Serge Diaghilev),即著名的俄罗斯芭蕾舞团的经纪人,他才会崛起。”
与芭蕾舞演员排练中的斯特拉文斯基
在法国巴黎掌管芭蕾舞巡演团的迪亚吉列夫实际上更多是一个企业家。他的事业给了这个年轻人一个自由创作的机会,并且能够从斯特拉文斯基身上看出某种特质。他听到了斯特拉文斯基创作过的几首生动的管弦乐作品,并委托他为1910年的演出季创作了20世纪的经典力作《火鸟》。
自此之后,好像斯特拉文斯基这种在“江湖中”行走出来的大师也就开始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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